年前回老家的火车上，邻座是几位返乡的农民工，那时候武汉的肺炎还没有激起什么水花。车厢里熙熙攘攘的，话语里尽是难掩的喜悦。
社会固然有着地位的不同、财富的差异、但在对家的向往上，却是一样的。
邻座那位说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大叔，因为没舍得买四块五的桶面，而捧着一袋袋装方便面无从下手，最后在同行人的哄笑声中接了一矿泉水瓶饮用水，将方便面揉成渣泡了一瓶泡面渣。仰头嘻嘻哈哈地喝下去，脸上并没有生活带给他的窘迫，也许腰包鼓鼓的都是一年的收获，这点心酸对他来说早被回家过年的喜悦冲散了。
在他脸上是印刻的很深的生活痕迹。
假装看手机的我，扭捏了许久，才鼓足勇气把手里的一桶酸奶和两袋薯片递给了他。我既怕我自以为是的善良会让他人尴尬，也碍于自身闭合性社交的缺陷。我在大叔诧异的目光里小声告诉他我的包里放不下这些零食了，一下火车只能丢掉。这理由似乎有些蹩脚，但好在大叔并没察觉，反而从包里抓了好大好大的一把盐瓜子放在我的桌上。
后来有一句没一句的磕唠着唠着，我就在旁边看会了某种扑克牌的打法，“四个A”一炮轰掉10个连牌的顺子。大叔们说这玩法叫“抓老麻”。独行的旅途本以为会很孤单，会睡长长的一觉。但几个大叔总是“闺女闺女”的叫我，给我自产的超大个儿的“富士山”苹果。“三带一，两个二”的打牌声特别大，带着北方人独有的那种粗犷，就像西北旷野上拔地而起的大松树，盘根错节，野蛮却不令人生厌，反而生出一种原始的蓬勃的生命的气息。
下车的时候，大叔们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和我说：“走了啊闺女”。我说：“新年快乐。”
我没说再见，说再见有点多余，火车上的萍水相逢，这辈子很难再见。我外公接过我的行李箱，我和他讲了“抓老麻”的玩法，外公带来的小黄狗扑在我腿上，尖尖的小爪子抓进我的长筒袜里，我并没感觉到疼，夜风凉凉的，冬天并不冷。
在那之前，我听着总书记“全面小康，幸福人生”的口号，并不知还有未曾谋面的人会因为舍不得一桶泡面，而将面渣倒进矿泉水瓶里泡着喝，还是在那样的长途火车上。我鼻酸过，也莫名的感动过。
也许千百种人生，幸福的定义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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