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时间已过晩上十一点了。我拿着手机在离石老干部微信群里，突然看到高侯英主席发在群里的一条消息。“省人大姚宗文去世。家人定于9月30日上午，在太原市龙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流泪]”。可能是受父亲刚刚离世的影响，我对这个消息神经像触电一样异常敏感，情感也变得十分脆弱。使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末眠，想起姚老师在我记忆中的样子，竟然心情沉重满眼泪花。
按说我和姚宗文老师只是彼此认识，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交往也少。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九七三年初，这年的一月我考入贺昌中学的高中，在高三十三班就读。姚当时是贺昌中学的一位班主任老师，由于他带的班是电工班，据说电工班的学生是从上届的几个高中班中择优挑选的一些优秀学生。所以电工班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学校举行大型集体活动中，每一次都表现的比其他班级出色。姚老师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自然名气也大。他不但在这个班有着很高的威望，在整个贺昌中学的学生中，也是一位偶像般的人物。
姚老师身材矮小，个子恐怕在一米六以下。但他人十分干练、温文尔雅、气度不凡。操着一口改良后的南方口音，说话中气十足、声调铿锵有力谈吐言简意赅，人阳光、朝气、精神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数千名师生中很有魅力。
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穿戴朴素，不善言辞，多数人的性格都有一种拘谨朴实憨厚的特征。但姚老师却与众不同，由于他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在公众场合会说敢说且幽默风趣，一直有着很高的人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
姚老师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老家在山清水秀浙江的金华，大家知道金华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一九六五年他大学毕业后，应该才刚二十出头，就被分配到离石县贺昌中学任教。
一个南方人，相隔千里只身来到我们吕梁山区这个穷山僻壤的小县城工作。当时的离石要和江南水乡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差距的确很大。咱们这边气候干燥、十年九旱、由于长年黄土裸露、植被稀少，所以一眼望去到处是荒山秃岭毫无生机。加上哪个年代，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度困难时期，老百姓连温饱也解决不了。当时的离石县城的人口还不足一万，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对外交通只有一条用沙石铺成的公路贯穿东西。从离石乘班车去趟太原，需要十几个小时，从早晨六点钟上车，一直要坐到下午五六点才能到达目的地。整个县城没有自来水，街道到处坑坑洼洼，小街小巷路面崎岖不平，常常是污水横流。到了晚上整个县城漆黑一片，就连公共场所和大街小巷也没有几盏路灯。只有一条不足二百米的石头街就是城区的主街道。姚老师从南方的大城市只身来到这里，要克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年的贺昌中学，像姚老师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据我所知有吕谦辉、段融春、金本椿、刘秉文、张良田、费书林、徐洪范、王谦泰、霍兆秀、张成湖、任佳齐、孟安全、张力劲、李翠荣，胡东生等。还有更多的老师我一时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叫上名字的也不一定准确。他们都是从国内各地的重点大学毕业，毕业后自觉接受国家的分配，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揣着梦想，立志报效山区教育事业，是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平凡而伟大，像一群吐丝的春蚕，犁地的黄牛。称的上是离石教育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为我们的家乡曾做过一定的贡献。
一九七八年姚老师先后调到离石县教育局，县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县委办副主任。我是一九八一年从方山县大武酒厂调到离石县检察院工作的。当时的检察院和县委县政府在一个楼里办公。虽然工作性质不同，但经常能看到姚老师忙碌的样子。也能听到楼内楼外的人们对他的评价。我见他还是那么精力充沛，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做起事来运筹帷幄、干脆利落，习惯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连风季扣都扣的整整齐齐。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梳理成偏分型，显得棱角分明脸庞五官端正，目光炯炯，格外有神。表情总是和蔼可亲，性格温和的没有一点脾气。
听说他官不大事不少，是当时县委主要领导的好助手好参谋。写了许多理论性极强的大部文章，为指导当时离石农村改革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些文章还发表在党报党刊，曾引起各级领导的观注。他善于团结同志，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他文笔细腻，出口成章。他能下情上达、密切联系群众。他能实事求是的对人对事，不跟风不站队，为人正直，表里如一，在离石工作其间，深的干部群众的好评。
后来县委主要领导荣调省政府工作，由于领导对姚老师的能力和人品的高度认可。走时唯独从离石带走姚老师一人同赴省政府和省人大工作。姚老师调走后还经常回来看望离石的干部群众，也帮助离石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姚老师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离开人世的，享年只有七十九岁。
我们大家应该记住这位平凡而真实的好人！人民的好教师，党的好干部姚宗文同志！在全党都在重视人才的的当下，我们不但要尊重现有的人才，更不要忘记过去的人才。这些人虽然现已年迈，有的已经过世，但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给予他们精神上物质上的关怀和帮助。
姚宗文老师一路走好！
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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