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妇孺皆知的皇帝，尤其是其“地痞”形象更是为人津津乐道。何以如此？他们可以投射常人的“暮为放牛郎，朝登天子堂”的心底愿望。另一个为人熟悉的则是汉武帝刘彻，为什么？因为他格局宏大叱咤风云，这也成为人们内心的投射，普通人哪有这样的气质，但渴望这样的气魄。
这两个人也确实了不起。刘邦靠着自己的天才打下天下，怎么理解他的天才呢？一个没有背景的人能逐步的凸显出来，不靠天才靠什么？手下网络韩信张良萧何等了不起的人物，这些人凭什么信任刘邦？牟先生评价刘邦是尽气的代表，即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天才特质，虽然过程中被项羽欺负得够呛，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建国后则仰仗萧何的移植秦制，顺利的安定天下。
随后的文景二帝王，尤其是文帝，躬修玄默，重黄老思想，休养生息，把汉朝带向了繁荣壮大，同时又注重贾谊等有才学的人，移风易俗，教养太子，一方面创建国家的文化氛围，强调对百姓的教化，一方面培养太子的文化修养，为治理国家奠定基础。再就是为了制约诸侯王的权势，颁布推恩令，让各诸侯也分封自己的亲族，这样，就把诸侯王的土地散碎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的独立性越发增强，而领土面积越来越小，这就不会对汉王朝构成威胁了。不仅这些，文帝在边境操练军队，大大威慑了掠夺成性的匈奴。
很快到了汉武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先祖是贫民出身，到他这里已然是地地道道的贵族身份，文化涵养很好，这样就具备了一个良好政治家的物质基础。从汉初高祖的踌躇满志，到文景之治，都注重文化的涵养。在政治方面，建国初设三公九卿，由开国功臣充当，他们只是皇帝的内臣，即帮助皇帝做事，不具有掌管国家事物的政治之内涵。后来贾谊论政，公孙弘以经学为相，才开始有客观的政治意味，自汉武帝以后，才出现布衣凭才学可以为宰相的开端，朝廷也确定了一些尊重宰相的规则，比如宰相拜见皇帝，皇帝要起身，如果在车上，要下车；宰相有病了，皇帝得去看望等。
文化的兴起，以及皇帝对文化人的尊重，这是汉朝最靓丽的色彩。那个时候的宰相，确实有尊严。当然，不是皇帝尊敬了才算有尊严，而是说在当时的最尊贵者——这是在历史中说话，都能充分认识到宰相之价值。宰相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天下的兴盛为己任，否则就不是知识分子。再以后出现了董仲舒这样的大儒，读书人应该感谢董仲舒，因为他进一步树立了知识分子在朝廷中的地位，也让世人看到知识分子的力量，由原来的“天地君亲”之说变成“天地君亲师”。
董仲舒建立了一套政治思想，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由天定。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思想还限制着皇权，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就喻示着皇帝的政策有失当的地方以至于惹怒了上天，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上无上的权利。由于这个时期强调了思想性，牟宗三称之为超越的理性。
西汉的诸位皇帝，从开国的刘邦到刘彻，都是天才式的人物，一个是侧重行为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一个是叱咤风云的“横中流兮扬素波”。前者仗天才无所不为；后者在文化熏染下彰显文化精神。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发扬，加上西汉末年的皇帝弱小，儒家推崇的尧舜时代的禅让之风兴起，商汤灭夏，武王灭商，刘邦之灭秦，又何不是天之“禅让”？王莽的禅让闹剧因之凸起，其实这属于窃国。刘秀挽刘家天下于狂澜，建立东汉。
刘秀自然也是天资卓绝的人物，只是其气质与刘邦刘彻相比不是那种豪气冲天式的。那个时候的文化政治已经有所发展，前面已经说到贾谊董仲舒等的贡献，他们协助皇帝建立了具有现代政治意味的宰相制度，使得政治有了客观价值。但皇权至上毕竟也是事实，汉武帝更是喜欢自己说了算，而宰相等代表的是百姓或者文化，是对皇权的一种限制。如果皇帝有现在民主总统的意识，自然会把宰相等文官当作极好的合作者，共同为人民服务，但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人意识很强大，所以就启用内朝尚书，其实就是自己私自组建了一套管理班子，没经过朝廷的正规程序，目的就是褫夺宰相权利。最初尚书官阶很低，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称“六尚”，所谓“尚”者，主也，也就是皇帝，伺候皇帝做以上事物的。但因为协助皇帝做政务，权力渐渐大起来，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皇帝的秘书，但因为皇帝的重用，权势就与宰相等知识分子代表相抗衡。后来內朝或称中朝与宰相等领衔的外朝就明晰的成为两部分。
刘秀也继承了这种结构，东汉开国初，为了防止出现西汉时期功臣谋反，采取功臣不任吏职的政策，但也封赏了他们，三百六十多位功臣成为列侯，自可颐养天年。随后展开了自己的政治措施。《循吏传》记载：“光武长于民间，颇通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室之轻法……故能外内匪懈，百姓宽息。”但光武对官吏却是“严猛”，本质上是严格的落实治国之理。光武帝不再像刘邦刘彻那样属于超越理性之表现，而是坎陷而为具体可操作的理性措施，这就形成了详尽的吏治系统。简单说，刘邦刘彻等自恃天才，举手投足就成大事，不必在意宰相等的意见，随性生活，快意人生，刘秀则在顺应前朝文化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管理制度，靠制度说话。
刘秀作为高祖九世孙，起兵反王莽而恢复汉朝，但他不是一介武夫，他本是文化人，文化经典熟稔，长于理性，其称帝后，也因凝练的理性做出理性的制度。至此，汉朝由刘邦的天才时代，经过汉武帝时期理性之超越表现，转至光武则为理性之内在表现，政治在逐步客观化，才有光武中兴。
只是因为皇权的世袭依旧，皇帝的权限高飘不受限，以至于这些理性的制度的发挥，也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的权利的保障，依然不能落实，这也就成了历史的问题。
——《历史哲学》阅读笔记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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