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读书群里有人发消息，说王智量先生一月二日病逝。王智量是谁？读完了介绍才知道，先生是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人文社出版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王智量先生翻译的，原来这部书的翻译非常艰难，先生反复斟酌修改打磨，前后几十年才得以出版。
大约是1956年后，当时王智量已经调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何其芳的鼓励下开始了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多岁，虽已走上俄国文学专业道路，但是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曾译出过任何一部大的作品来。《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文学的皇冠，我怎么敢初出茅庐就去触碰它？我没有把其芳先生的话认真地听，以为他是在随便说说，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和心情如实地告诉了其芳先生。没想到他却又对我说：
“我是认真说的，你翻嘛！你能翻！”
我被他的认真劲儿感染了，抬眼凝望着他。这时其芳先生又说：
“我是认真说的。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
停了一停，他又对我说：
“胆子放大，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进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
接着他又说，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应该把原作字句的意思翻出来，还应该尽可能地传达一些原作的形式，让不懂外文的中国读者也能从中体会到一些原作的艺术特点。翻译诗歌尤其应该这样，因为离开了艺术形式上的那些独特性，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了。其芳先生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和鼓励给我的启发很大，从此我便开始了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漫长的历程。”
这是先生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出版后记中的回忆。
1947 年王智量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949 年改读西语系俄语专业。因成绩优异，未毕业即任助教。 1952 年毕业留中文系任教，口译整理出版苏联专家《文艺学引论》，翻译安徒生《野天鹅》等。
1954 年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表《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期间，自学德语、法语、古希腊语和日语，并立志攀登俄语文学译界高峰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
1958 年，厄运突降。王智量因“白专道路”被补划右派，先下放河北山区改造，继发配至甘肃农村。妻离子散，饿病交加，数度陷入生命的绝境。
1960 年，王智量走投无路，辞去公职，来沪投奔家人， 以做各种临时工和代课老师谋生。 “ 文化大革命 ” 晚期，一度在上海市成立的翻译组翻译外文参考文献 蹉跎岁月中王智量始终坚持《奥涅金 》的翻译，写满译稿的香烟盒、碎纸片是他逃难生涯中唯一的财富。
1978 年， 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先生将 王智量 调入华东师范大学 ，在工作之余他发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历经 30 余载，终于圆满完工， 他是建国后普希金代表作《 叶甫盖尼·奥涅金 》第一个译本的译者，该书 成为俄国所有普希金纪念馆均予陈列的译本。《安娜·卡列宁娜》、《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死者》等都靠夜以继日的拼搏译出。
王智量先生的人生经历，让人不胜唏嘘。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开始，这部书的翻译陪伴了他半生的不幸遭遇。何其芳的鼓励和信任让他始终怀着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坚持不懈完成了《奥涅金》的翻译。
对外国的诗歌我是没什么兴趣的，我在想这部书能让何其芳欣赏看重，王智量年轻时竟然能用俄语全文背诵，而且它的翻译凝结着先生大半生的心血，《奥涅金》一定值得读。
我就在网上下单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向王智量先生致敬。
这几天还有一个人物，跟他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一起火了起来——袁树雄和《早安隆回》。
这首歌挟着卡塔尔世界杯的热浪一下子席卷全网，据说单是抖音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一百多亿。在这疫情肆虐让人倍感寒冷的冬天，我们都在仰望夜空中最亮那颗星星，需要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希望班我们前行。这温情脉脉的旋律，让我们相信明天可以迎接灿烂的曙光，可以拥有崭新的黎明！
可是今天无比荣耀的袁树雄，这些年的经历一样是饱尝辛酸，妻子不堪忍受生活的艰难离他而去，他自己带着孩子，奔波劳碌。也许一切光鲜的背后都隐藏不为人知的艰辛，有多少鲜花和掌声就有多少痛苦和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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