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人道主义思潮述评

      什么叫做“人性”?它就是人类自然本性，是真理性在人身上的自由表达。什么又是人道主义？是一种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就其含义本身而言，是一种积极的、先进性的观念。而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人道主义的话题一直是敏感的。

20世纪初的中国，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中央政府，顺应了历史潮流，选择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来维护其统治地位。从而诞生了新文学，抨击文化专制，倡导思想自由，广泛引进吸收西方文化。各种报刊和出版物宣译西方思潮理论，知识分子成立大批新兴文学社团，“拿来”主义在当时社会盛行。欧美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潮即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仍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认为大致经过了五四运动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80年代的这几次大的讨论。

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人道主义思潮述评

20年代初，五四运动时期不仅是中国取得了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旧民主主义社会过渡的革命性胜利，更是带来了一场文学思潮。不同于历史上的文学变革或文学改良，它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更新与解放。五四新文学先驱们热情赞扬人道主义，强调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比如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他们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比如“人性论”。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人的文学”论是文学革命时期有代表性的另一种思潮观念。“五四”时期，周作人写的文学理论文章主要有四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和《新文学的要求》。特别是《人的文学》一文，代表了一种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宣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发现“人”，并且从文学开始，“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他认为思想改革比文学改革更为重要，其具体内容就是《人的文学》中说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平民文学》中说的“平民主义”。更比如，新文学之初，“性”成为个性解放的一个通道，如陶晶孙1919年的《木犀》，郁达夫1921年的《沉沦》，郭沫若1922年的《残春》等的涉及，文字较为自然、放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文学的过渡时期，中国文学不再像五四时期一样以个性解放为主旨，而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出现了“阶级”的话题。这个话题在40年代后更演变为“批判”和“斗争”。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呈现出分流的趋向，并在不同的流派、团体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纷争。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诞生了30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大革命失败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产生的深度变化。“左联”成立后先后出版的刊物有《拓荒者》、《北斗》、《大众文艺》、《子夜》等，其发展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空前高涨，革命文学思潮也伴随而来。毛泽东认为根据地存在“作风不正”的问题，决定开展文艺整风运动。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说法，实际上还是将政治和艺术有所割裂。并批判“人类之爱”、“人性论”，使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中的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一直是理论批判中的争端和禁忌。在那个血腥风雨的年代，左翼文艺界过分地强调人性的阶级性而反对人性的超阶级性，他们甚至提出了文学史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于是便有了对梁实秋的关于人性论的强烈批判，这驳斥到最后很快便演化成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全面批判，表明左翼文艺界到此已放弃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例如对性或性意识描写的压抑，其中包括了对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批判，说丁玲就是资产阶级女性莎菲。

我国在50、60年之交开始了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的第三次大的讨论。在我国学术界，鲜明地提出人性问题并作了比较深入地论述的，是发表于1957年1月号《新港》的巴人同志的文章《论人情》。认为当时的文艺作品“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原因是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原理。王淑明又写了《论人情与人性》支持巴人的基本观点。1957年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文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结果被政治批判而断开。这个时段文学与政治持续紧张，人性的抒写愈发压抑，人性的讨论愈发艰难，直到80年代，人性问题的讨论更多的转向人道主义。

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人道主义思潮述评

80年代初的人性、人道主义论争：“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作家都对“文革”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其主要表现就是“伤痕文学”。这种揭露和批判，基本上都指向“文革”中的非人生活。这类批判文学的潮流对“人”的普遍关注，引起了理论家们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极大关注，从1979年开始，直到胡乔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后，才逐渐停止。同时哲学、社会学、理论界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真实的解放了作家的思想，开拓了创作的路径，许多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了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深入思考以及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赞美，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我爱每一片绿叶》，宗璞的《三生石》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性文学思潮，新时期的女作家们高举“人的自觉”和“女性自觉”两面大旗，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女性文学的光荣传统。她们作品里的个人与社会生活构成强烈的反差，偏重于对视为禁忌的性别体验的描绘，传达出女性被压抑的追求自我实现和寻求平等的性别意识。

文学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感悟与呼应，从对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肯定开始，经历了如此曲折的历程，终于走到了这里。这是对以往的人性观念的不断突破，是对文学个性化和独特性的不断逼近，是文学通往多元化状态的必由之路。“人的觉醒”形成了新文学创作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与鲜明的个性特征。文学就是社会学，人学，同时也是当代学，好的文学作品一定都担当了对当时的社会历史、人性和现实生活的记录与承载，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很多文学思潮，但最富有争论的还是人性与人道主义，只能说明其意义之大，影响之大。新文学在以后的发展虽然包含了许多曲折，但人性和人道主义始终是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主要思想内涵和情感依托，是不可或缺的，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