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能知必能行》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展开知行论述，提出了《不知亦能行》的理论。
孙先生认为，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多有不知而行或者行之不知的情况，所以当时的人行事多靠天数气运，不敢过多倚赖人力。等到人类渐起觉悟，开始有由行而后知的情况，也有了尽人事而听天命的想法。近代科学昌明，人们开始懂得人事可以胜天，认为天数气运只不过是一种心理作用而已，关键还要靠人的行动。虽然如此，人类不知而行的活动比知而后行的更多了，尤其是习练、实验、探索、冒险四事，都是文明的动机，更为明显。所以也不能全部以先知而后行一概而论了。
孙先生认为，行其所不知，对于人类来说，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对于国家来说则可以追求民富国强。不知而行者，不但是人类能施行，更是人类应当实行的大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志于为人类谋求生存发达的人来说更为必要。所以，有志于国家富强的人，应该勉力前行。
建立了“不知亦能行”的理论基础之后，孙先生从“古今来一跃而致隆盛者不可胜数”出发，分析了中国当时由于“政府官吏腐败，倒行逆施，积极作恶”，与“他国之政策务在保民而治，奖士、劝农、励工、惠商以图富强者”背道而驰，导致了不能够“一跃而致隆盛”。
孙先生分析了世界上国家贫弱的原因有“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四个方面，中国都无一对得上，却依然贫弱，问题还是出在“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上。除此弊害，则可以致中国之富强。懂得这个道理，也就没有必要等待普通教育科学知识，能知能行即可。“国害一除，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是中国今日欲富强则富强矣，几有不待一跃之功也。”
孙先生分析当前当时的弊病，在于孤立自大，闭关自守思想闭塞，所以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从而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设想：“利用今回世界大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为开发我富源之利器”，也就是实业救国之道，并以美国为例展开分析。
孙先生认为，中国发展实业，不但本国得益，“世界亦必同沾其利”，可以得到世界的支持，以当时“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如果能够“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
孙先生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略：“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同时也告诫国人，如果要等到国家“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那么就会导致“河清无日，坐失良机”。当然，普及教育是难事，“乘欧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是易如反掌的事，可以先易而后难，对于发展实业强国的道理不“知”也没关系，“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不知亦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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