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第十一》20：为说而说还是不得不说

《论语·先进第十一》20：为说而说还是不得不说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关于人说话这件事儿，大众看那些咿呀学语阶段的孩子时，总是希望他多说一些的。等自己有了孩子，特别是孩子慢慢大了一些，会希望他没有那么多的废话，该说时能说得恰到好处才好。落到自己身上，越是有些年龄，便越是提醒自己谨言慎行。

人对于说话的态度，大体上遵循越成熟越谨言的。

《论语·乡党第十》中讲，孔子在乡里间，谦逊温恭好像不能说话的人一般。到了宗庙朝廷时，说话又极明白，毫不含糊，只是说话时仍然保持谨慎而已。

子张问做个善人应该秉持什么样的道？孔子告诉他，善人不能踏着他人的足迹亦步亦趋，也不会完全像其他善人那样登堂入室。

把这两段描述结合起来，君子也好，善人也好，都不是因为某种具体的标准而成为君子和善人的，他们只是用内心里始终的昂扬向上，却解决和应对面前的具体问题而已。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秉持和发挥内心因昂扬向上而生发出的原则，慢慢地登堂入室，有了君子和善人的气象。

紧接着，孔子进一步讲“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这是在用反问的方式启发子张和众弟子。

只是听到一个人言辞笃实，便赞许他，是他真的是君子呢？还是仅在容貌上色厉庄严而已。

不独佛家，一应玄妙的思想都是讲究“不立文字”的。一旦形成文字，便有被机械化传承或者主观化发挥的可能。向来讲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差不多对春秋以前文化形成截留、汇流作用的孔门学说，到最后，还是要靠以曾子为代表的机械传承派和以子贡为代表的主观发挥派来“发扬光大”。

客观来讲，“述而不作”和“天之木铎”之间，像是一个悖论，“述而不作”为的是已有文明的精准传承和传递，而“天之木铎”则担纲的是文明的创生和光大。“述而不作”精准传承和传递的文明说到底只是“信息”而已，昨天的“信息”可能会对今天的问题有所启发，但断然无法直接解决当下的问题。

“天之木铎”则不同。关于“天之木铎”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讲她是由老年人组成的宣讲队，重点宣讲治国方针策略；另一种说法是早年统治者派出的信息搜集员，多由老年人组成，负责把民间传唱的反应社情民意的民谣搜集整理，传递给统治者，供统治者体察民情，做出决策。孔子要做的“天之木铎”，说到底就是双向传递天人之间心念的“发达器”。孔子是极不愿意让这个“放大器”弱化成一个储存有限信息的容器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孔子在特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语言所能描述的对一个人的称许只能局限在特定情境下的某些方面。比如“论笃是”， 它是某种特定情境下，对某个特定君子的具体描述，讲得是这个人言辞笃实，说话谨慎。超出了那个特定情境，脱离了那个特定的人，我们另外看到一个言辞笃实、说话谨慎的人，是无法断定他就是那样的君子，还是仅仅在表面上义正辞严的。

钱穆先生对这段话有一种观点，他倾向于这段话是孔子对答子张所问的一种展开。

子张问善人之道，孔子告诉他——“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为什么在讲“善人之道”时，孔子强调“不践迹，不入于室”。其实，就是告诉子张，不要用贴标签、做标准的方式教人为善。

一旦“善”可以用贴标签、做标准的方式来教化了，便离伪善不远了。两千年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留下一副对联——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可不罚。

张口说话是在所难免的，即便是深谙“不立文字”之道恪守“述而不作”的孔子他老人也无法做到“缄口不言”。关键是为说而说，还是不得不说。

为说而说是冲着标签和标准去的，是过度主观的“伪道”。不得不说是为解决问题而说，是解决问题之道。不得不说时，用说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便是“道”，“道”说到底就是可以走得通的路。

不得不说时才说，这便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