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的作品中，可见儒家思想对其影响之处。
重仁义——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怀忠贞——
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
爱民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
举贤能——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
尚修身——
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屈原作品中提及他所景仰之圣贤人物，如尧、舜、禹、汤、文王等，儒家典籍中习见；屈原所称道的前人，如伯夷、伊尹、彭咸等，孔子、孟子均赞誉过。因而淮南王刘安赞美屈原《离骚》谓：“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兼有《国风》、《小雅》之长。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曰：“《离骚》之文，依五经立义。”
但仔细分析可见，屈原并非一个纯儒家学者，他思想上虽有受儒家影响之一面，却并不受其拘囿。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指出了楚辞与《诗经》（也即儒家经典）之“四同”，也同时指出了它们之间之“四异”。
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四同”，无疑是屈原受儒家影响之结果，而“四异，则显然是屈原自我发展独立风格之产物，非如此，刘勰绝不会说“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
细加辨析，可以发现，屈原作品中虽称道尧、舜、禹等儒家圣贤，然其内涵却是：仿效只是手段与途径，根本目的乃实现楚国统一天下之美政理想；学习尧舜“举贤授能”，旨在希望君主能真正任用志士仁人完成兴楚大业。
屈原信奉之道，与儒家有所不一，如：
儒家信天命，屈原大胆怀疑天命，写下了《天问》；
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屈原在其作品中大量吸纳、运用了神话传说，作为丰富的内容与天才的艺术表现手法；
儒家虽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孟子语）一面，却也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的另一面，而屈原则真心爱楚国人民，关心楚国人民的民生疾苦。《哀郢》曰：“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离骚》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可见，屈原并非一个虔诚纯儒学者，他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有取有舍之态度，并不全盘吸纳，如儒家认为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并鞭其尸乃大逆不道，屈原却赞扬伍子胥为忠臣（《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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