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又是一年秋风起,又是一年重阳至。 菊花盛开,漫山红枫。秋意渐浓,夜色渐长。
有诗云:九日明朝酒香,一年好景橙黄。年少不懂重阳,只顾欣赏秋景。
行至中年,历经悲欢离合,看遍无常世事,才对重阳有了更真切的感悟。
小时候,对重阳节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课本上王维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开元六年,十七岁的少年王维从蒲州赶赴长安。他凭借一张琴、一支笔,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长安繁荣昌盛,权贵赏赐不断,却不曾减少王维漂泊他乡的哀愁。
九月初九,他独自一人登上高山,眺望故乡,越发想念千里之外的亲人,提笔写下: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些,是老师告诉我们的。但年少的我并不懂何为思念。彼时,父母亲人都在身边,生命里重要的人,想见便能见到。于是,重阳对我来说,不过是秋日里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罢了。
我对它最大的期待,就是学校组织的秋游。自汉朝开始,就有“阳春三月踏青,重阳九月辞青”的说法。秋寒将至,人们趁着最后的暖意,在这气清景明之时登高游玩。
苏轼就曾在《定风波·重阳》中描述过一群少年欢度重阳的场景: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
元丰四年,重阳时节,被贬黄州的苏轼和客人带着美酒登上青山。秋景虽美,可朋友们大多都是背井离乡之人,各有各的哀思,愁眉苦脸。却见一群少年,在山野间嬉戏、追逐、高歌,要将菊花插满头发才肯回家。
那时候,我也只知道跟着小伙伴们在漫山红色中玩耍,捡最像五角星的枫叶,采最鲜红的山茱萸……丝毫不懂一朵小小的山茱萸,便是凝结了中国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乡愁。
对于少年来说,任何一个节日,都可以是幸福快乐的。如今才明白,幸福并不是因为节日,而是因为有父母遮风挡雨,可以无忧无虑。
等我长大,见识增广,才知道茱萸雅号“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寿客”。这些民间的说法,都在揭示重阳的主题:祈福。
《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重阳,九九归一,万象更新,古人认为这是一个吉祥日子。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了东汉方士费长房的一个故事。修道成仙的费长房,收了一个名叫桓景的徒弟,有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今年九月初九,你家乡汝南的瘟神又要出来害人。我给你茱萸叶子一包,菊花酒一瓶。你赶紧回家,让乡人把茱萸绑在胳膊上,登高山喝菊花酒,能破解此难。”桓景依法照办,果然消灾解祸。
驱邪避祸,正是重阳节最初的主题。登高望乡、插戴茱萸、喝菊花酒的传统,也从此在民间流传开来。
一千多年过去了,朝代更迭,风物轮换,但重阳节的习俗和传说,却在岁月的淘洗中传承下来。
小时候陪着母亲焚香祭祀、采插茱萸,只当是迷信。长大后,随着父母亲人渐渐老去,逝去,尝遍生死悲欢,才读懂了重阳的温情与慈悲。这些仪式,给了人们期盼与希望。
重阳节,是一场生命的追溯,一次心灵的慰藉。而藏在仪式背后的,则是代代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最质朴的期望。
南宋词人蒋捷曾作《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走过大半生,对这首词有了更深的感触。
年少时射出的子弹,也狠狠击中了我的眉心,我终于体会到了王维“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情。
如今,父母亲已作古,小时候居住的房子、村庄已拆除,心中的那个温馨的家,已不存在。
人常说: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子女的家却不是父母的家。父母不在了,原来故乡的家也没有了,现在的安置小区,没有父母任何痕迹,好悲哀。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人们什么时候才会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呢?就是当你如往常一样醒来,却发现再也听不见父母的唠叨。
才发现那些曾经挡在你前面,身躯像城墙一样坚实可靠的长辈,已经在时光中渐行渐远。才发现自己已经别无选择,必须接过上一辈人肩上的担子,走向人生的战场,站在前排,直面风雨。
当父母变成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当父母成了一种奢望时,没有父母的重阳节,多少人会背过身抽泣;多少人会站在窗前思念;多少人会捧起一碗饭双眼浸满热泪;多少人孤单时无处可去。
没有父母的重阳节,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伤痛。行走在茫茫人海,你再优秀又如何?你再成功又如何?你豪车豪宅又如何?无人欣赏的风景就不是风景,没人心疼的孩子再有钱也是株小草。
作家冯骥才说: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传统,往往就是依靠代代相传的一年一度的节日继承下来。
重阳节亦是敬老节,如今父母不在了,我还有七十多岁的大哥、大姐,大哥与我同时装修回迁房子,近段时间见面频繁,所以,昨天下午我专程去看望了大姐。
大姐夫不在了,大姐如今孤单,我要常去看望她。
重阳节,愿全天下的父亲,母亲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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