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在庆祝端午时，宫廷与民间都有以彩丝为长命缕、贴五彩门印以避邪、采艾草与吃粽子等习俗，不过李唐皇室与北朝皇室不仅有亲缘关系外，在制度上也承继了许多北朝宫廷习俗，这种差异也让唐代的端午节有了官方版与民间版。端午由于正逢春夏交替之时，气温升高易发疫病，虫害也逐渐增加，因此在农历五月有各种避邪与祈福的方式。在汉代时，不仅将避邪祈福定在农历五月五日，更将此提升成为官方祀典，惜自曹魏废除五月五日相关祭祀后，之后的晋与南朝也都没有恢复五月五日的祭祀活动，只剩民间仍普遍流行。当南朝政权不再过端午时，北朝则是将端午设为正式的礼仪，北魏根据过去汉代典籍，在端午这天除了举行避邪仪式外，也保留了汉代以来君臣相赠之礼。不过承袭着北周、隋朝制度的李唐，在唐初时对于宫廷庆祝端午多有停禁之令。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法曹孙伏伽上表：“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近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袭以充妓衣，拟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此亦非所以为子孙法也。＂由此可知，唐初官方有感于庆祝端午太过奢侈浪费而下令禁行。唐太宗时也曾下诏停禁但并不持久，后来高宗还颁布《停诸节进献诏》：“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并有欢庆事，诸王、妃、主及诸亲等营造衣物……以将进献，巧丽过度，靡废极多。＂从诏令来看，端午节庆只是皇室亲属向皇帝赠送礼品祝贺，并非唐朝正式的礼仪祭祀，从高祖、太宗到高宗三代以来屡禁不止，可见唐人对端午节之重视。唐初皇帝们有鉴于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过度铺张浪费之行为多有约束，但端午节又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无法有效地实施禁令。这一切到唐玄宗登基后，开始有了变化。开元之治让唐朝社会繁荣的同时，游乐风气不仅弥漫在民间，也在宫中流传，过去端午由于给人奢靡印象而被高祖、太宗所禁止，但到了玄宗任内，宫中庆贺端午早已成俗。天宝二年（743年）玄宗下令：“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而玄宗的诗作《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和张说《端午三殿侍宴应制探得鱼字》，足以说明玄宗早已习惯在端午设宴与群臣赋诗、喝酒游乐。到肃宗、代宗时，端午才成为唐朝正式的礼仪祭祀。因此唐玄宗恢复庆祝端午，无论是宴享还是相赠衣物，都是延续过去北朝宫廷遗风，也可以看到唐代宫廷过端午是着重在其避邪之含意。唐代中国南方由于地理条件多江河，相当盛行划龙舟，唐人称“竞渡＂，因此端午节日气氛之浓厚远胜北方。唐德宗朝的地方官张建封喜读文章又尚武，于建中二年（781年）任岳州（今湖南岳阳）刺史时，曾写《竞渡歌》将端午江上竞舟盛况透过笔墨记载下来：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双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月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赏罚，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戟时＂。他把江上两船相拼、竞速，两岸民众助威吶喊的热闹景象相当生动地写在诗中，诗末因竞舟两方赛后的斗殴，而感叹朝廷党争或许也会斗到两败俱伤为止。 端午泛舟因赌钱而斗殴在唐代相当常见，《全唐文》的《对竞渡赌钱判》就有记载：“扬州申江都县人五月五日于江津竞渡，并设管弦，时有县人王文，身居父服来预管弦，并将钱物赌竞渡，因争先后，遂折舟人臂。＂康廷芝为武后朝官，他在判词中以“居丧听乐，已紊科条＂认定王文罪在不孝，而不是以“争驰赤马（竞渡之船）之津，竞赌青蚨（传说以母青蚨或子青蚨的血涂钱，钱用出去还会回来，比喻金钱）之贯＂为犯禁，这是由于竞渡赌博为南方习以为见的行为，可能传习已久，因此唐政府不以为怪。由此可见，唐代民间端午竞舟能吸引众多民众前往观赏，赌博是一个相当大的因素，且官方并没有下令禁止，因此由赌博衍生的纷乱就更加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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