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邵雍与张载
周敦颐用道家对《周易》作注之后，宋明理学家都喜欢对其注解，而论易学水平最高的，当属同样得到陈抟真授的邵康节。他用易理象数推演宇宙历史，做《皇极经世》，“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包天地万物之理，演天地创化之微，将天地万物观于手掌之间，体现了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气魄。
张载得邵雍的真传
邵雍之后，有张载得其真传，认为儒家之所以后来被道家佛家所遮盖，是因为其本体论世界观的不完整，所谓“知人而不知天”。在本体论方面他吸收道家思想，提出宇宙万物本乎一气，气者聚则有形散则无形，气就是太虚，而不存在道家的“无”和佛家的“空”，所谓“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在社会观方面，张载吸收佛家思想，认为既然整个宇宙都是太虚一气所化，那个不必妄加区分万物之不同。而圣人也是把全宇宙看成自身，爱全宇宙，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关爱将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带入了儒家，其理论之深邃绝冠北宋。而其中张载的本体论认识又为后世明朝气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见宋儒理学是活的理论。
三、二程兄弟
张载之后得其真传的是二程兄弟，将佛道思想真正儒家化。董仲舒以来儒家的本体论多用“天”来阐释，所谓儒家在天，道家在道，佛家在心。而二程兄弟他们用“天道生生之仁”这一传统儒家的理论来解构佛家华严宗性空之理，创“天理”这一概念，把佛家空理改造为儒家实理，吸收了佛家的辩证法又显示了儒家的世界观，“理学”之谓即源于此。他们认为所谓“天理”就是“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人本无二”，“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因此“穷理，尽性，至命，一事也”，只要穷尽人事之理，便可将性命、天理都穷尽了，只要穷尽仁义之理就穷尽了人事之理，这样只要尽了心，知了性，明了天理，就是圣人。
程门立雪，程颐的性格极大程度的影响了理学的发展
社会观方面，二程认为天理通过象数产生万物，圣人作《易》因象数明天理，“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而《易》理就在一阴一阳之间，“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所以天理虽然精微，却可以通过象数求得，义理与象数本无二。进一步，二程用“万物生生”来解释《老子》提出的“二生三”中的“三”，用《周易》生生之理解构了道家理论。
最后二程将对天理的追求落实到对人事之理的穷尽上，也就是如何穷尽仁义之理，认为“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也就是在日常礼乐孝悌上体会就能穷天理（类似心学“吃穿日用即使禅”的立意）。而要在穷尽日常之理，就需要寡欲，要“损人欲以复天理”。这里的人欲是指人心私欲，与道心天理相对。程认为吃穿住行等日常之欲是性，不是要损的“人欲”，而进一步贪求声色犬马才是末，是要损的“人欲”，会蒙蔽天理人心。这一点本意其实是对统治者欲望的制约和批判，而和后世八股文理学的教条理解有着根本的不同。对此最为坚持的程颐临老还被管制了十三年之久，七十五岁才遭大赦却又被诬陷而尽散门徒，而他死后却从祀于孔庙，可见统治者之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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