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名叫刘志浩，住在川东沿河镇一个名叫清河坝的村子里，年少时，距我家南边约三公里的沿河小镇古朴典雅，一条繁华的正街，自东南向西北方向延伸，直至渠江大河的码头，全长约四百多米，被人们习惯于称之为正街，而年老者又常常称之为关庙街，也许很多年前这条街道的某一个地段里曾有关公的塑像，但是很多人都不曾见过。
正街相对开阔，足够一辆公交车开过，街道两旁大多是一楼一底的古建筑，几乎清一色的木瓦房。双开的门板和方格的木窗户古色古香 ，这些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据说已有两三百年历史。街道两边全都是商户，有着多扇门板的供销社开阔明亮，售卖着服装食品之类的百货和日杂，有可以居住的招待所、两个国营饭店和十几个集体饭店，有多间茶馆，一个书店和摆在街边售卖鞋袜香烟针线凉水之类的小商铺。这条正街就像一棵巨大的青松，生长着七八条大小不一的枝杆，这些枝杆就是狭长的大约两三米宽取有各种名字的偏街，比如窑货街，烟市街，蔑货街，大治坝等等。那时没有农贸市场，偏街上便是是售卖蔬菜、窑货、烟叶、煤炭或者蔑货的地方。遇赶场日，古镇的大街小巷人流涌动，正街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会播放出动听的歌曲，让赶集的人们置身于优美激情的旋律中，未婚的年轻男女，在优美的歌声中踏着轻快的脚步，渴望着被年轻的异性吸引，渴望着美好的爱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古镇热闹而拥挤。 在家忙碌了几天的农民，遇赶场这天（起初是七天一场，后来五天一场，再后来三天一场）便会背着自家的鸡鸭、大米、杂粮、烟叶和各种时令蔬菜到规定的街道上售卖，他们用售卖的几元现金在供销社换取油盐酱醋茶之类的日用品。副业搞得好的，卖到的现金更多，便会用余钱在黑市上买到的肉票割几斤猪肉，或者称一两斤糖果饼干几个油果子之类回家让一家人享用，这样的家庭，是令周围邻居们羡慕的。也有农民杀了肥猪统一交到食品站，由食品站根据重量给予两三角钱一斤的报酬后，在固定地点凭借购买者的肉票统一售卖。起初，没有肉票是吃不到猪肉的，能提供肉票的只有六七角一斤。那时候，农民杀的肥猪必须先交了屠宰税，然后将半边猪肉以较低价格交给国家的食品站。自己剩余的半边猪肉可以悄悄行售卖或者留着家人享用。
那时候的农村是集体化，每一个农民都居住在一个生产队里，粮食产量很低，稻谷亩产大多四五百斤，小麦和杂粮的产量就更低了，红苕，却是产量较高的，充当着近半年的口粮。每一年的夏粮和秋粮收割后，除给所在生产队村民分配部分基本口粮外，上好的粮食是需要留着统一交给国家的。人均需交公粮一百斤左右，交足国家的粮食后，还要把上好的粮食留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还有专门留下来的一部分粮食叫工分粮，这是要按照农民出工的工分数量分配给农民的。家庭劳力少但所在生产队田地面积比较多的，人均会分到两百多斤基本口粮，尤其是地处平坝的农民就能分到稻谷两百多斤，劳力好工分多的家庭人均会分到三百多斤稻谷，一百多斤小麦及豌豆胡豆之类的杂粮，还有几百斤红苕，基本衣食无忧。农民的日常开支主要靠卖一些粮食和蔬菜。那时候，我家虽地处平坝，但劳力弱，工分较少，远远低于平均数，不仅工分粮极少，还得每年补社一百元左右。家里也就人均两百余斤基本口粮。要是生在偏僻的村庄，田少地多的，人均分到的稻谷只有七八十斤，其余就是人均五六十斤小麦杂粮和几百斤红苕。这样的村民除过年外，一年四季极少吃到白米干饭，生活极其艰难。那时候的农民虽然贫穷，但是大都特别勤俭，精神面貌很好，吃一餐白米干饭就感到很幸福，吃一餐猪肉称为打牙祭，一个月能吃上一次猪肉的就是非常不错的家庭了。看一场露天电影，跟过年一样快乐
二
一九八一年，杂交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部分生产队试着栽种了一部分，效果明显，一九八二年初，我所在的村社实行包产到户，田地根据人口数量全部划给农民自行经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当初，胆子小又极其固执的农民依然栽种以前的稻谷品种，收获虽比集体化时有所增加，但不明显。胆子大坚定相信科学的农民全部栽种了杂交稻，由于管理和施肥到位，杂交稻苗分蘖多，稻苗长势喜人，抽穗时不仅穗粒多于常规稻，而且饱满整齐，八月收获时，杂交稻产量比老品种多了一倍以上。这时候，那些保守的农民才后悔没有听生产队干部的宣传。之后，杂交稻普及，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余斤，农民就是天天吃白干饭也吃不完了，便将多余的粮食售卖出去用于购买衣服和其它商品。由于包产到户，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一年出栏的肥猪牛羊以及鸡鸭明显多于历年，粮票，肉票，布票，煤油票等等限制人们购买的工具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乡居民吃肉的频率也明显多起来。这时候的农民最感激的是国家把庄稼分到农民的政策，也感激研究杂交水稻的专家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名字被很多农民知晓。说他是农民改变生活的大恩人。
三
一九八二年初夏，我高中毕业时已经十九岁，高考成绩位居全班第三，但是，我所在的区高中，没有一个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或中专，倒是两个高中复习班考上了四个中专生，当时考上中专，毕业后是包分配的。称为国家人。比起考上中专的同学，我也就差了二十多分。稍微努力就有希望进入梦寐以求的中等专业学校的。校领导和班主任看到了我们这些同学的潜力，决定把两个高中毕业班成绩位居前二十的再办一个复习班，班主任说，只要大家努力，来年在复习班中考上十个以上的大中专生是没有问题的。我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希望复习一年，可父亲问了情况后，却要我出门学挂砖的手艺。在当时，大姐出嫁，大哥分家，二哥的双腿患病，是医了几年都没有明显好转的骨髓炎，母亲更是杂病不少，所以，父亲希望我回家务农或者学个手艺为家里挣钱以解决家庭负担。倒是我多病的母亲问我想不想复习，如果愿意复习，就是再苦一年多卖一些粮食也支持我。父亲却问我说，你复习一年能考上吗？我无言以对，不敢肯定答复，父亲说，我们家你学历最高，也是这个大队学历最高的几个人了，想要考上大中专生没那么容易，你说你们两个复习班一百多人才考上四个中专生 ，哪有那么容易考上？想想也是，于是放弃了。
当年七月，我就去父亲的一个朋友手下学挂砖了。离家两百余公里。只是七八天时间，我就在那个建筑工地挑了七八天水泥浆，从底楼挑到四楼，扁担是一根碗口粗的松树棒 ，一挑水泥浆足有九十多斤。大热天，一天劳动十二小时，天天挑笨重的水泥，我的的双肩脱了一层皮，白白的皮肤变成了黑锅巴，之后，停水停电三天，师傅允许回家两天，我和几位老乡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父亲母亲看见我原本白皙的皮肤几天时间就跟非洲人一样的模样，吓了一跳。
父母亲沉默了。接着，腿病基本痊愈的二哥顶替我去学挂砖了，我在家里与父亲母亲一道干起了农活。之后的一九八三年三月，一个偶然机会，因我是高中生的缘故，被招聘为乡办煤厂管理员，月薪三十六元。虽是地处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却是相对轻松的。我在煤厂的主要工作就是开票卖煤炭，每天迎接着一百多号挑煤炭的农民，也会在深夜带着卷尺和一位打路的工人到一千米深处的煤井里丈量打路工人们的掘进进度，那时，我几乎就没有节假日，需要回家或者赶集时，是需要请假并找一个常住煤厂的管理员代替开票的。这个代替开票的通常是我们的炊事员董叔，他是个热心人，也乐于帮助我。
四
我赶集除在旧书摊买几本旧书或在新华书店购买一两本最新出版的小说外，通常会去有免费书刊或画本可看的茶馆里喝茶，那时候，喝半天茶也就一角钱。在位于正街南侧的一条偏街中，在临近渠江大河边沿那棵古老的黄角树旁，有一套地面积三十余平米一楼一底的木瓦房，木瓦房底层是一间馆， 茶馆的主人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和她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儿。房间里摆放着七八张简易 的木桌，十几条高矮不一的木凳，这间茶馆的后门外还有一处不规则的大约十平米的院坝，院坝上约两米高处是用多根木条和铁丝搭建起的葡萄架，春天或者初秋时节，太阳的光芒穿过茂密的葡萄架，照射在院坝里，照射在茶客的身上，暖融融的，令人舒畅惬意。
瘦削卑微的主妇热情周到 ，她的女儿高挑苗条，更是清纯甜美。母女俩深怕得罪了每一位茶客。时不时给茶客添加着茶水。大约是服务热情周到的缘故，这个偏僻的茶馆里每个当场天就会有二十多位茶客光顾，有三四人一起到来的，也有单个的 ，有本街的年轻男女，也有我这样的二十左右的乡下人。那一年多时间，我成了这个茶馆的常客，彼此都很熟悉，却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也无意打听。
一九八四年九月，天赐良机，我荣幸考上了乡镇招聘干部。培训两个月后分配在了一个偏僻的乡政府工作，离小镇街道大约四公里，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月工资四十七元，虽相对轻松，但也面对了较多的工作压力。那时候，乡政府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征收农税提留，参与驻村，负责一个村的农业生产，计划生育，国家政策的宣传和会议的上传下达以及安全等工作，很多时候还得参与乡政府的集体行动，比如突击计划生育，清理农税提留尾欠，清理生猪屠宰税，农民乱占或超占耕地建房等等。除春节外，我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于是，除非特殊情况，当场天赶集便成为当时乡镇工作人员不成文的休假日。当场这一天，包括乡上主要领导在内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会挎着一个黄布包或者手提一个绿皮的塑料包徒步到四公里外的古镇赶场，或在街上买一些必须的日用品，或专门看一场电影，或借机回一趟老家的，或三五人一起去饭店吃一餐美味佳肴。当然，买单的大多是部门负责人，比如有实权的计生办主任，农经站长，财政所长，国土员之类，吃完饭打上一张发票，当场让参与的主要领导签上名字，名曰：招待来客。也有个别事员为讨好主要领导自掏腰包请领导吃饭的，也有赶一会儿场买上东西就回单位吃伙食团的。我呢，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办事员，性格又相对内向，既未参与到他们的公家会餐，也没有足够的钱请领导吃饭，如果不回三公里外的家，便会独自去到那个我熟悉的河边茶馆喝茶看书。通常，大约九点左右，我便会赶到那儿，走进茶馆时，已经有七八个人选择了最佳位置坐下品茶聊天或者专注于一本杂志一本好看的画本，奇怪的是，这儿年轻人居多，也有男孩子带着女朋友一起的。这儿虽不宽敞却相对清净优雅，几乎没有打扑克的，也没有麻将桌。我进去时，那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就会甜美地叫一声哥，然后给我选上一个敞亮的位置，请我坐下。知道我喜欢看小说，便会凑近我身边，极其认真地向我介绍她最近通过旧书摊购买到的小说月报、小说刊物或者旧的长篇小说。我会很礼貌地说一声谢谢。然后在那个简易的书架上选择自己喜欢的小说刊物。有时，她会低声告诉我她最近也在看一本很好看的长篇小说 ，只是近日被人借走了，等收回来后便给我看。我默默地点点头，然后拿着小说刊物坐在小桌边津津有味地阅读着。不经意间，她会提着茶壶来到我的身边满上茶水，总是在这个时候，我会抬眼看她一眼，彼此相视间，她便会露出甜美的微笑。 有一次，她拿了那本长篇小说给我，然后问：哥，你住哪儿？是在工作还是在乡下？我回答说，我偶尔住乡下，大部分时间住在乡政府，我刚刚参加工作。她惊奇地看着我说，你现在乡政府工作了？你之前不是在煤厂上班吗？我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在煤厂里上过班？她回答说，之前一个喝茶的小伙子告诉过我，他说他在你煤厂挑过几次煤炭。我“哦”了一声，然后说，我去年九月参加了县上组织的一次乡镇招聘干部考试，荣幸录取了，现在龙山乡政府工作。她说，难怪你这么喜欢看书，祝贺你了。我没有再回答她，默默抬头看向她时，她也正好微笑着看向我，似乎彼此之间就都脸红了，然后我埋头看书，她便提着茶壶给别的客人倒茶去了
五
时间久了，我从一个熟悉的茶客—一位居住在烟市街名叫董飞的男生那儿得知，这个茶馆的主人姓郑，她男人姓杨，曾是街道搬运工，死了七八年，茶馆里那位年轻女孩是她的独生女，名叫杨倩倩，母女俩除国家每月需要花钱购买的五十多斤供应粮外，茶馆就是她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杨倩倩的爸爸去世时，杨倩倩才十来岁，因此没法接父亲的班，就算现在可以接班，她也未必愿意接这个费力又损形象的搬运工，毕竟她是一名女孩。
这位我熟悉的董飞已经二十六岁，性格外向豪爽，喜欢交朋友。但却是一位游手好闲之流，所幸他家庭条件不错，也不赌博，在茶馆里，不管认不认识，与他年纪相近的他都爱主动打招呼，说话的声音也大，还会经常把街道上发生的一些新闻讲给茶客们听。宛如一位免费的说书人。他已经结婚，对象是一名街道上漂亮的无业女孩，他们性格脾气相近，暂时都没有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啃个老族，据董飞说，他爸爸在粮站工作，当过副站长，马上就要退休了，他妈妈在供销社工作，也已五十出头，唯一的姐姐已经出嫁。在靠东的偏街他家有一套地面积九十多平米一楼一底的木瓦房，因为父母收入不错，一家衣食无忧，等父母退休了他们夫妻就可名正言顺地接班。他的家庭条件是令人羡慕的。他说，杨倩倩母女是这个小镇的困难户，除这个茶馆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母女俩要改变家庭面貌，或许只有寄托在漂亮的杨倩倩身上。那就是嫁给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好而且还能接纳她母亲的好男人。但是，街道上那些在工厂或者某些政府部门工作的男生，早就找了同样有工作的女生做老婆。就算真有小伙子喜欢杨倩倩，也未必愿意接纳她的母亲，就算男生自己同意，男生的父母也未必同意。反之，如果男方娶了杨倩倩，只是单独把杨倩倩带走，那么杨倩倩也不会同意，因为她是一位孝顺的女孩，她要是去到男方家居住，她母亲就无依无靠了。所以，只有初中文化的杨倩倩处于两难境地，在她心目中，要么招一个有一定收入来源的上门女婿，要么带着母亲嫁给一个家庭条件好有固定收入的男人。二者必居其一。因此不少暗恋杨倩倩的小伙子们都会望而却步，没有固定工作家庭条件又不太好的小伙子更是不敢主动去追求。毕竟成家后是需要一定收入来支撑这个家的。
年近十九岁的杨倩倩，大约一米六三，有一双洁白的大长腿，精致雪白的脸上，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鼻子光滑坚挺，小嘴微翘，唇红齿白，总是带着微笑。她穿着素雅，却衬托出她凸凹有致的身材。这或许是本街上那些小男生们光顾这个茶馆的缘由吧！然而，我呢？除喜欢看书喝茶外，不也是因为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存在于茶馆的缘故吗？我不得不承认，在考上乡干部之前我就喜欢上她了，但是我只能埋藏于心，毕竟我没有任何资格去追求她，何况她这么漂亮还是吃商品粮的街道居民。自从考上招聘干部后我便有了追求她的想法。只是，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她表白。或许她早就有了意中人，早就与喜欢她的男青年交上了朋友，只是还没明确公开吧。也或许因为她有一个多病的母亲，拖累了她的爱情和幸福，所以，那些喜欢她的男孩子望而却步。那么，如果我喜欢她，并且能接受女孩子的母亲跟随女儿一辈子，也就是说如果我和她结婚后就成为她们家里的一员，他们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依然是我们的家，只是下班后更多的时间是常住他们家了。我能接受，我的父亲母亲能接受吗？我不得而知。
有一次，当我和董飞坐在茶馆后门外的地坝里喝茶时，他看着我说，哎，我说，志浩老弟，你是不是喜欢上杨倩倩了？如果你真是喜欢上了，我可以帮你牵线。毕竟你的情况我很清楚，很吃香的乡干部，团委书记，月薪五十多，家有父母还有哥哥姐姐，虽家住农村，但不缺吃喝，未来大有前途。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忙回答说，老兄别开玩笑，我居住农村，虽是招聘干部，户口还没转非，这样会拖累人家的。再说了，她或许早就有了男朋友，就算没有她未必看得上我。
董飞说， 据我的了解，她还没有男朋友，原因就摆在那儿，你说你不行，是你太不自信了，你是堂堂乡干部，还这么年轻帅气，未来也会得到提拔，当上领导后，农转非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回答说，要被提拔哪有那么容易，你暂时还是别提这事，要不然，人家不愿意，我今后就没有地方喝茶了，连看看人家都没有机会了。
哈哈，我说你喜欢人家嘛，算了，我不提这事，你要真喜欢就自己给她写封信。董飞说话的声音有些大。我急忙举手示意他小声点，毕竟杨青倩母女就在隔壁。要是她们听到了真不好意思。那天上午十一点多，我就离开了茶馆，看见漂亮的杨倩倩时，居然有点不好意思了，彼此打了一声招呼就离开了。我在小镇上吃了一碗面条后就匆匆回到了乡政府。
六
我工作的乡政府，坐落于一个群山环抱翠竹掩映的村子之中，是一长排一楼一底的砖瓦房，正房的东侧是伙食团，西侧是广播站，典型的三合院，政府大院坐北朝南，政府大门口是一个开阔的篮球场，球场地坝边是一排高大粗壮的柏树、桉树和一些杂树，地坝外面是一条一米多深的堰沟，堰沟外面是大片田地，两百米之外是一条自东向西的河流。这个乡政府建筑面积大约一千五百平方米，是五十年代初，国家拨款修建的，围墙是青砖，楼板却是木楼，分里外两层，大门进去后，中间是一条走道，走道两边各有十套面积约十平米的办公室兼卧室，大门进去正中间是一套六十余平米的小会议室，靠南侧有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五十余人的大会议室。木楼上靠外面一侧是八套供八大员炊事员办公和居住的卧室。我去工作时，这里的工作人员一共只有十七人，其中有正式编制的乡干部十二人，没有正式编制的八大员五人。除广播员外，包括农技员、蚕桑员、国土员、茶叶技术员、电影放映员、文化站干事等在内的八大员全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月工资三十元左右，主要工资来源是乡上每一年从农民家里收取的三提五统，简称提留款。乡干部中一半是四十岁以上的老同志，一半是四十以下的中青年，我是那儿最年轻的一位，还有三四位在三十岁左右。工作之余，我们都会在政府大院的操场上打上一两个小时的篮球，大会议室和小会议室里都有乒乓球可打，乒乓球桌就是干部们开会的会议桌。虽地处山区，这里有电灯电话还有电视可看，每到傍晚，附近的男女老少就会端着凳子来到乡政府大院观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剧。所以，比起自己的老家，这儿一点都不寂寞。而且还有不少年轻的夫妻经常住在乡政府，给这儿增添了不少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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