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播客podcast节目上，点开10-12日新出的一集节目（第823集 episode 823），内容是有关互联网的指数增长方式，带来的不同企业间的盈利鸿沟差距，以及带来的应对应的人员雇佣规则，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这个英文商业访谈节目，我断断续续听了近两年，但一直没有对照过文稿仔细理解过。虽然我听过几百集节目，但很多听下来都是似懂非懂，即便有些听了七八遍，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懂了。前一个多月前，我写过一篇学习英语经验的文章，当时反思时，意识到，不能再按照先前的方式来听广播了，要不然会很浪费时间。出于这样的更正意识和心态，我决定调整一下听广播的方法，改变以往过去，不求甚解，半懂不懂的状态。要做到对听力内容有更深入理解，如何做到？好在，我通过播客的地址，进入到《哈佛商业评论》网址后，发现节目有对应的访谈全文文字稿——Tech’s Exponential Growth – and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It’s Created，于是，我把文稿先粘贴出来，进行了阅读，并且用过一个翻译器，进行了初步理解。
哈佛商业评论 播客官网
这位作者写了一本书，名字为The Exponential Age: How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Busi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为了与人分享其观点，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presents频道上，单独推出了一档播客节目，名字就叫Exponential View，一共出了129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Azeem Azhar's Exponential View收听。
指数增长 作者的播客频道
在我阅读完这篇访谈节目之时，里面谈到巨头互联网公司，如Apple公司，由制造电脑起家，现在是做平板，手机，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应用商店，甚至是芯片，造汽车等。这类的互联网企业的扩张边界已经模糊了，而且不能被定义为“有限公司”了，更恰当地说，应当被成为“无限公司”。而且，一旦占据了平台优势后，就会有垄断利润。这种利润的增长模式，是指数式增长，而且利用的边际成本极低，而带来的边际收益却一直在无限扩展。在工业时代，比如说汽车工业中，当然也有巨头公司，比如福特汽车公司，但这种传统的工业生产行业有传统的增长方式，它的增长方式是受到物理定律限制的。因为要扩张生产，必定需要新的原材料，而原材料的来源不是无止尽的，并且扩张到一定规模后，边际利润会逐步减小，甚至趋近于0，此后，如果公司在零利润情况下，继续扩张，那么，往后生产的越多，可能相反亏损的越多。所以，工业时代公司的利润增长模式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一切规则都变了。数字经济的指数增长，带来了巨头公司的利润的指数增长，并且这种增长的想象空间，目前来看是无边界的。这种指数增长模式的根源，是来自于网络经济效应，也就是使用的消费者越多，相关的软件开发商越多，网络经济效应越明显。就像两三部电话，使用效率和活力很低，但是成千上万人都用电话后，就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和效益。互联网公司的指数增长就得益于这种规模扩大的网络经济效应。
如像智能手机平台，已经变成了人们day-to-day的基础设施，当一家公司占据了基础设施的某一部分时，它就相当于占据了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了。这种无限制的扩张和利润，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支付的封闭性、排他性问题。Apple公司的Apple pay就有排他进入性，在苹果应用商店中，只能用这一支付方式。这种规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应用商店已经是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苹果也不应该设置阻碍，组织其他没有买苹果手机的人，公平的进入和下载相关应用。联想到我国的一些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字节跳动等，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是，以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之间，是互相不打通的。在淘宝购物，无法使用微信支付。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和微信社区，无法分享淘宝链接，更无法使用支付宝。这些问题，在巨头互联网公司中普遍存在。当然，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有些公司无法盈利的问题，是否可以及时、迅速地解雇员工等问题。
既然存在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作者提出了三个设计原则：共性问题原则，灵活性原则，恢复性原则。
第一，共性原则。先是要识别哪些是公共的基础设施（common infrastructure），或是公共产品或服务，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巨头企业要比私人企业投入更多的义务、责任。当某项产品越来越是公共产品后，如工业时代的水电，这个年代的社交、购物、支付等也具有类似的公共平台属性，当然，也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灵活性原则。在这个年代，互联网企业不能保证运营像工业时代那么稳定和预期可以盈利，很多企业不可避免地进行更新换代，裁员等可能是相当普遍的。这会影响就业市场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劳动法是否可以在企业商业失败时解雇员工或关停业务。相当让企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但是，让企业保持灵活性，又会带来其他一连串的社会危机。有的企业，比较好地利用了灵活性原则，比如丹麦的一些企业，对解雇的员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支付给被解雇员工80%-90%的工资，以便能够让员工重新择业，原有的企业也不用一直养成员工，成为拖累。
第三，恢复性原则。企业不能为了短期的商业效率，而换取社会的恢复力。这么说，可能不好理解。比如某些平台，过度加班或是使用算法，压榨劳动者。短期内效率是提升了。但长期影响到劳动者的健康，这些也是有成本的。
所有这些规则，都在变动和演进之中。最后，作者对一线的CEO们提出来，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交叉后，就像百年前进入现代企业制度的时刻，现在也是到了新的时刻，CEO们要主动参与制定一些互联网时代的规则。因为就算他们不这么做，最后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劳动人员，相关参与者也会提出各种要求改变互联网企业游戏规则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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