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本身最容易提供的感受那便是虚空，这种感受一旦被诗歌拿去，它会轻易地做出提问，什么是真实？诗歌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它能做的就是努力站在理性高墙上，对墙两边的潮涌评头论足，最终得出一个称不上结论的结论，划出一条谈不上界限的界限，诗歌的界定不是被澎湃的潮涌所淹没，而是不断被自身的命名所否定，诗歌的每一次命名都意味着新的格局被重新确立，如果把生活比做一面镜子，那么诗歌所构筑的理性高墙更像镜面反射时出现的那条法线，法线的左侧有入射光，那么法线的右侧会及时做出回馈，透过生活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发现事物的双面性，无论你给予生活怎么样的投射，你总是能得到截然不同双向回馈，而这种结果的产生，是不可避免地，诗歌总是用它最敏感的神经去发现这条潜在的法线，并且去构筑属于自己的理性高墙，诗人并不是是非的辩论者，诗人很大程度上和法律，和道德都扮演着类似的的角色，但区别于法律的时代性和道德的局限性，诗本身就是浪漫的，诗人好比时代的弄潮儿，在时代的浪头发出呐喊，既是对旧时代的斥责又是对新时代的构想，诗本身就是浪漫的，那么诗歌一直想找寻公正的法线，想构筑的理性高墙也就缺乏那么一丝严谨了，少了这一丝严谨，以致于诗歌有时会无奈地陷入时代的漩涡，不得不唱起那个没落时代的挽歌，而不是扮演新时代号角的最先吹响者，诗人也会没落，诗人的没落更是一种气节的消亡，（诗人并不是一个游离纵情于山水的代名词），缺少了诗人的这种呐喊，只靠法律和道德来维系来确立的法线不免显得单薄，有诗人呐喊的时代不总是伟大的，但没有诗人的时代总是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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