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崃市白鹤山邛竹园栽的邛竹
邛崃市白鹤山邛竹园栽的邛竹
丝绸之路上的大夏杖邛竹引出五千年历史
文/狼烟诗影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文献上都记载，四川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丝绸之路到底运的是什么呢？当然不只是丝绸，还有川内其它货物，比如茶叶、盐、铁、青铜、蜀布、邛竹等。官方的“丝绸之路”，四川人称“茶马古道”。那么，这个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的历史有多长呢？起点在哪里？起初，国家把长安定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后来在一片质疑声中收场。首先，长安就是西安，在西安，没有茶叶种植，没有酒的酿造基地，更没有桑树的种植和养蚕织布，就连瓷器都不是西安烧造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历史的每一个学者，为什么秦都汉唐繁华的大都市，这些货物完全是别的省份供应过去的？在一片争论不休中没有了定案。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真正的丝绸之路就在四川，四川是丝绸的生产地；邛陶的生产地；邛酒的出产地；邛竹的出产地；邛茶的出产地，青铜器、和各种制品，四川都有，天府之国，哪样都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四川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历史调查。
根据多年的田野调查，茶马古道的形成在三皇五帝之前，为什么会推的那么远呢？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根据的。因为四川有古籍文献记载，和《中国文献通考》比如《中国文献通考•黄帝》篇就这样介绍：“周人的古史系统有三次建构，周人逐步将祖先的时代提前，最终以黄帝为祖。研究认为百濮民族有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边缘北上，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后来又发展到了甘肃、青海、陕西一带，被称为西戎、北狄、义渠等；其中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内部，形成了藏族；另外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成为华夏族的祖先”。
《中国文献通考•黄帝》记载了北方民族古羌人和北狄、西戎的祖先是“百濮”，藏族人的祖先也是“百濮”，渭河流域的中原民族华夏族的祖先也是“百濮”，这就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一个共同的祖先“百濮”！那么，百濮从哪里来的？，百濮来自于四川，来自于四川邛崃的两条濮水——布濮水和仠濮水。邛崃是中华民族黄皮肤黑头发人种的发源地。
这样看起来，百濮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而百濮又来自于四川邛崃，两条濮水河孕育了黄皮肤黑头发人种。在邛崃有仠濮水和布濮水，有古濮国和古濮人的存在，都是有史有证记载的。所以，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之前时期，至夏、商、周 。比如，《华阳国志•蜀志》中开篇就有这样一段话：“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遮庶于蜀，世为候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这一段话我们这样来释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意思是“蜀”是一个国家，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国家的呢？是三皇五帝时期，三皇五帝中有一个皇帝，叫“人皇”，蜀和巴都接受“人皇”是共同的“王”；这里的“囿”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囿”指的是有大型部落的人居住的地方。到大禹开启夏朝之后，把“囿”更改成“洲”。“洲”，意思是有两条江水合流的地方，那里居住着一个大型部落，有三十万人以上的古城堡国家。“洲”在古代指“三十”。“囿”也就是说，城墙围着的里面，居住着人，就生活在城堡里一样。所以，三皇五帝时期，黄帝、颛顼他们统治着“九囿”，就是九个“囿”。也就是夏朝所更改成的“九个洲”。
殷墟出土甲骨文4890片，甲骨文中多次提到“邛方、邛方国、丹戎”。可见夏商时期邛崃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按甲骨文中所述时间上算，邛方国可能延续时间上千年之多，夏朝和商朝就1400年时间。其中非常有时间点的就是甲骨文上说商王武丁曾攻打“邛方”300多次未破。可见商朝和邛方国是两个挨连的上古国家无疑。如果说商朝在目前国家已被修改过的史记来说，商在今河南商丘，那么，甲骨文上说邛方国在商都以西不远，说明邛方国也在河南境内，或挨陕西和山西之间。但这个证据没有根据，在所有的中国文献通考中，不管是河南还是陕西，或者是山西，都没有和“邛”相关的历史记载，根本就没有“邛”这个字在这三个省出现过，如果硬绑上去，在历史记载和认知中，是难以服众的。那么，按《中国文献通考》《华阳国志》包括《史记》和“邛”有关和出现的地方，在中国就只有四川了。在四川，“邛”字最早出现就在《中国文献通考•黄帝》篇，和《山海经》，指向就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四川邛崃市。在《史记》中最迟出现的“邛”就只能在秦惠文王取巴蜀时期，和西汉时期的临邛和西昌邛海了。那么怎样在“邛方”的解释中找到合理解释呢？在这个六七十年代，中国著名中国考古学家和《甲骨文考古》学家饶宗颐的解释就非常合理，饶宗颐解释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的“邛方”和“邛方国”在今四川邛崃市甲骨文中所提到的商王武丁，是商早中期人物。按秦惠文王和群臣商议先攻打楚国和古蜀时，司马错和中蔚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这是最有力的证明历史上的夏和商在四川的证据。饶宗颐说，根据许多证据可以合理解释，既然夏商在蜀，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商王武丁300多次攻打的的“邛方”和“邛方国”以及“丹戎”，都在四川。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遮庶于蜀，世为候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黄帝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中的“人皇”，文献记载，“人皇”居中央，管着巴和蜀。也就是四川盆地是“人皇”黄帝的管辖地。
黄帝的儿子叫昌意，他是蜀中的人，他的第二个叫昌意的儿子，娶了蜀中蜀山氏之女为妻，生了个儿子叫“高阳”，后来高阳成为了皇帝，讳称“颛顼”，就是历史上说的颛顼大帝。以后，颛顼的子子孙孙都是“候、伯”的官衔。这个意思就说了，黄帝是四川人，他的儿子也是四川人，他的儿子昌意娶的蜀山氏之女也是四川人，昌意生的儿颛顼也是四川人。故有“犁邛地下”、“鸿蒙邛荒”、维王之邛这些典句。这样，问题清楚了。在文献记载中，逻辑上推理，三皇五帝时期就应该在四川。
《华阳国志•蜀志》记录了三皇五帝和黄帝、昌意、颛顼帝的出生地在四川，夏、商、西周也在四川的证据。《夏书》指夏朝时期的书籍。
“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当皇帝的都是黄帝的子子孙孙，一直到“周”，周武王打败商纣王，才又一次到中原统一了全国。那么武王克商，“商”这个国家在哪里呢？原来，《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和蜀的朝代就“夏、殷、周”。这就是说从黄帝到周武王伐纣前的“殷”和“商”是同一个时期国家，合称“殷商”，商应该是殷的诸侯国。三国以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印书局，在印历史书时不好区分“殷和商”，就去掉“殷”，直接写成夏、商、周。故，在《中国文献通考》中称夏、商、周。在《华阳国志•蜀志•巴志》中称夏、殷，周。《司马迁初写的《太史公序传》中也是夏、殷，周，三国以后，特别是东晋到隋唐时期，通过十五次以上的删减和修改司马迁的《太史公序传》，才成了我们今天读的《史记》。
从《尚书禹贡•牧誓》中，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不是周武王攻打河南商丘的商纣王，而是攻打四川蜀中的殷纣王。在《牧誓》中，从“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商战于牧野，作《牧誓》来看，周武王的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邀请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都是四川的古国部落来看，参加这一场战争就只有一千三百人左右。“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就是说战车是三百辆，一辆马车按“甲骨文”描述商朝战争的记载，最大的战争都只有一千多人来，一辆车上二到三个人，才九百人。加上拿兵器“虎贲”的三百个士兵，才一千二百人，这里面包括了邀请来的四川八个国家部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车辆和士兵。加上周武王的全部家人周武王的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不足一百人，就只有一千三百人左右的战争。《牧誓》中的这一句话“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意思是说，周武王在黎明时分的时候，先去商纣王的都城外面侦察了一下，发现一切正常，才回盟津领兵前往商纣王的都城的。这个就说明周武王的都城“盟津”，离商纣王的都城并不远。而这些邀请号称八百诸侯，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而关键这八部落都是四川的古国部落，这说明，这一场战争发生在四川成都平原。《华阳国志•巴志》中明确介绍了这一场，也只是一千多人的战争，巴国的人走在战争队伍的前面，而且是以“前歌后舞”的形式去的，就是现在说的唱歌跳舞，接近商纣王都城的。巴人走在最前面，本来想战争开始的时候，巴人就把吹的“琴瑟”和防射箭的“板楯”当着武器用”。这说明牧野之战，走在前面的巴人，是以乐器和木板当防射箭武器用。而且离商纣王只有五六步的距离，这说明商纣王已经出城了，而是以迎接的方式出城的，没有战争的防备，不知道周武王是去攻打他的。在互相对骂和互相指责之后，商纣王退到鹿台，放火把自己烧死了，后面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周武王同意让他继续做“商”这个国家的王，但是已经不是皇帝了，而是成为周武王的一个诸侯国而存在。这就说明周武王和商纣王并没有发生战争，而是通过协商，商纣王自己去鹿台，放火把自己烧死，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就可以继续当“王”，但是只能是周武王封的诸侯国的“王”。后来，周武王用同样的方式，把大部分的中国统一了，只剩下东夷人还没有统一。四年后，周武王死了，他的儿子尚小，就周武王的兄弟周公旦扶助周武王的儿子执政，并用周武王同样的方式，打败了东夷，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历史，是有记载周公旦统一东夷，建立了真正周朝的。
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还有一句话：“秦惠文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蔚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
从司马错和中蔚田真黄说“蜀有桀、纣之乱”。我们就知道，“桀”指“夏桀”，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纣”，指“商纣王”，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那么问题来了？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夏朝和商朝应该都在四川。因为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乱政，被“商汤”商朝的开国皇帝“汤”灭掉。而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纣王又被周武王灭掉的。这些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都在四川，是西周的周幽王乱政，民不聊生，民穷财尽，那时，四川的很多部落人民都迁徙到远方去了，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阳，很可能周平王就是从四川三星堆这个地方迁徙去洛阳的？今天我们看三星堆的掩埋坑，不像是战争留下的掩埋坑，而看上去是一个国家的人或政府机构统一迁徙走了，才自己毁了宗庙里的青铜器和其它祭祀礼器，而且掩埋还特别有序，每一层放的都是井井有条的摆放。
有时，古籍难以理解，由于没有标点符号，不知道怎样去每一句话的指向。如《西南夷例传》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现在我们来打上标点符号看看：“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这是司马迁《太史公序》被删减修改过的《史记》截屏
注释的意思应该是：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来到西域的大夏国（今天的阿富汗地区，通过历史调查，汉时期的阿富汗不叫大夏）看有蜀中产的“蜀布、邛竹杖在商铺中出售。（蜀布：四川的麻布，蜀锦：是丝绸）张骞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这里的？商铺老板说，来自于阿富汗东南身毒国（身毒国：今天的印度）。是有做生意的商贩从印度贩运过来卖的。张骞大声说：“大夏在汉西南”。意思是说：“大夏国”在汉的西南方，因为中国商贩走雁门关北道，经常被匈奴抢劫，所以不用这个通道，而是从蜀去印度更便利，路程又近，有利而又无害也。
问题来了，前面说张骞出使西域，到一个叫大夏国的地方，见四川贩运过去的蜀布和邛竹杖。这后面又说“大夏国又在汉之西南方？”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太好理解了？这是古人写传记时犯的错？还是后人更改过司马迁写过的《史记》？弄得很难去理解前后关于这个“大夏国”到底是今天的阿富汗？还是汉之西南的蜀中？但，基本上学者都认为，阿富汗就是大夏国，但是，在阿富汗的历史中，并没有记载有两千年前的阿富汗是“大夏国”，历史上也没有过大夏国的存在。那还是说，蜀中的邛崃就是大夏国吗？”所以今天我们这翻译古文时，就存在很多争议。
司马迁《太史公序》截屏
在邛崃地方志《康熙直隶邛州志》中，引用《史记》有这样一段话“骞奉命寻河源，露过甘泉寺得邛竹，过南河八里，植于邛崃山“。一看，这一段话就是删减和修改过的《史记》对张骞入蜀的记载。在《太史公自序》中是有很详细记录，那就是张骞为什么要奉汉武帝的命令到蜀地寻找河源？“河源”是什么？为什么要找河的源头在哪里？到邛崃是有有什么目的？而在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入蜀寻找河源是有原因的，今天我们去翻看《史记》，上面没有说为什么汉武帝要命张骞入蜀寻找河的源头？而张骞奉命入蜀寻找河的源头时，却在甘泉寺碰上正生长的“邛竹”，这是一路而来的巧合。本意，张骞又不是奉汉武帝之命入蜀寻找“邛竹”而来的，是不是？我们弄清楚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寻河源是干什么？才是重点。原来，在原本《太史公自序》中，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入蜀寻找河源，是在当时很多古籍和许多人那里都记载和传说，黄帝出生地和居住地是在河的源头，一个叫“泗水”的地方。古籍记载，泗水又叫赤水。而泗水指的是四个眼的泉水，而且这个泉水出来时，并不是我们想象每个泉眼都是清绿的甘泉，四眼泉水在一个相同的区域，其中三眼是“清泉”，一眼是“赤泉”。所以在三皇五帝时期，叫“泗水”之源，而不是“四水”之源。这下有人就问了，这“泗水”不是在山东吗？怎么跑到蜀中来了？原来，在孔子在还没有删减修改过《三坟》《易》《诗》《书》《礼》《乐》六经之前，这“泗水”可没有在山东的，而是在四蜀中的。原来，张骞奉命要寻的正是河的源头，就是蜀中的“泗水”。于是，张骞找到了“泗水”之一的“甘泉寺”甘泉。那么，蜀中的“泗水”在哪里？那就在今天大邑县王泗镇，在一个叫甘泉寺的地方。张骞找到“泗水”源头后，刚好碰上那里生长着在阿富汗见到过“邛竹”做的“邛竹杖”，就成了《太史公自序》今天《史记》和《康熙直隶邛州志》中对邛竹和“邛竹杖”的表述了。可是，今天的王泗镇甘泉村的“甘泉”已经没有了，甚至连“甘泉寺”的寺庙也没有了。但是，古老的地名至今任然存在。另有些人认为，张骞奉命寻河源不是在四川寻河源，而是在新疆寻黄河的源头？这更是天大的笑话。世人皆知，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是干什么去的？那时候，汉武帝才17岁的皇帝，他要张骞去西域是要张骞说服“大月氏”这个国家，要汉联合“大月氏国”共同打击“匈奴”民族，以保汉不再受匈奴袭扰。没想到，张骞本来是去联合大月氏国共同打击匈奴的，没想到张骞六次去西域居然让当时西域的几个国家成为大汉的国土板图，完成了中国历史第二条“丝绸之路”。历史压根就没有提到过张骞去新疆寻黄河的源头。
张骞后来为什么又到蜀地奉汉武帝之命寻河源呢？就因张骞在西域发现蜀地通过历史上最早的第一条“丝绸之路”，蜀中的“大夏布”和蜀中的“大夏杖”和“邛竹“，贩运到印度，在贩运的波丝国（波丝国：今天的伊朗）和阿富汗的。张骞把这事给汉武帝说了，汉武帝也认为夏商应该在蜀中，黄帝出生地在有“泗水”源头的地方。（泗水：四泉）。才有《中国文献通考》《太史公自序》《康熙直隶邛州志》记载的张骞奉命寻河源，甘泉寺得邛竹的记载。
今天我们翻看大邑县“王泗镇”历史原革，上面说是一个什么“王泗将军”的事情，和“王泗”名称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曾采访过很多当地人，都说是八九十年代才杜撰出来的王泗将军，之前根本没有这个故事。去翻看大量张献忠和明朝末年的历史，也没有这个“王泗将军”的记载，唯一王泗镇有这个记载，也曾翻看了大邑县乾隆和嘉庆大邑县古县志，也没有记载过“王泗将军”的事情，只有九十年代以后大邑县现在写的县志，才有现代人写的这个事情。就和大邑县虎跳河川王宫一样，在大邑县清乾隆和嘉庆古县志中都没有记载，只是八九十年代才写的大邑县志，才把川王宫写成纪念修都江堰李冰父子的纪念馆。真实历史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三子李上金为了躲避武则天的追杀，来到古临邛，在邛崃和大邑县挨连的地方居住下来，后来称王，史称“唐王爷”，是李上金和他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些地方，修建了宫殿祠堂一体的建筑。两百年后，南唐皇帝李煜也来到这里，川王宫就成了他们李家的宫殿祠堂建筑，在今天李上金后裔家谱中就能证明川王宫是李上金和李煜的宫殿祠堂。在邛崃大邑这些区域，曾经有很多这样川王宫，都是以宫殿式的建筑方式而建。只是明末清初的战争毁了一部分，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又毁了很多，现在只剩下虎跳河川王宫了。和真正纪念李冰父子的“川主庙”一点关系都没有，建筑风格也是根本上的宫殿建筑和寺庙建筑差别大不一样。
那么，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入蜀寻黄帝出生地泗水是有收获的，张骞不但找到了蜀中黄帝出生地泗水之地，也找到了黄帝、玄器、颛顼三帝登基之城“空桑”“巨桑”。这都为黄帝出生地泗水（泗水：今天大邑县王泗镇甘泉村。）和空桑、巨桑（空桑、巨桑：邛崃市桑园镇挨连的大邑县高山镇三墩村高山遗址。）另，（清以前，大邑县一直属邛崃市，民国时期才把大邑县从邛崃分出去的）这样，就可以看到王泗镇的甘泉寺，是不是上古时期黄帝出生地的“泗水”之地？黄帝成立轩辕国的登基之城，是不是今天4700年的“高山遗址”？不管从文献记载和历史证据，再和黄帝时期的时间点上，高山古城遗址的时间点和规模，以及王泗甘泉寺为泗水，桑园镇和高山镇高山古城遗址，都在同一个区域，黄帝和高山遗址时间点又刚好同一个时间，这完全不是巧合，这是历史因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修改历史而留下的历史之迷。
另一篇《太史公自序》记载的一段话。《太史公自序》：就是我们今天喊的《史记》。史记本名叫《太史公自序》因为司马迁当时在汉景帝时期为汉的“史官”，司马迁故称“太史公”。现在我们来看看当年司马迁写的一段话：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这一段话有出现了“关于邛崃的“大夏杖”和“邛竹”。司马迁说：在西南夷之端，就是在今天的广州那些地方，我见到了枸酱和“大夏杖”的买卖。司马迁把“大夏杖”就和邛竹是分开表述的，就是说，在广州那些地方见到“大夏杖”和“邛竹“。邛竹生长在邛崃，做成邛竹杖贩卖到广州以后在哪里称邛竹杖就已经称“大夏杖”了，再卖到印度，也叫“大夏杖”，再卖到新疆的大宛氏和阿富汗，还叫“大夏杖”。所以《太史公自序》和《史记》表述就不一样。
问题来了，在邛崃地区出产的“邛竹”，到底在四川之外的地区叫“邛竹”还是叫“大夏杖“呢？如果在印度或者阿富汗都叫“邛竹”，应该叫“邛竹杖”是合适的。为什么司马迁在原写的《太史公自序》中说是“大夏杖”呢？这里的“大夏”指的是的“大夏王王朝”吗？还是指的是“邛竹杖“运到一个叫“大夏国”的地方以后，称为了“大夏杖”的？还是说，四川在古代就是“夏朝“的政治中心地位而称“大夏国”呢？这里有个细节，就是从周文王起，到周的后期，周开始衰败了，到秦，秦始皇灭了很多诸侯国，但是，唯一楚王和滇王还在，没有被灭掉。也就是说秦始皇统一了全中国，但是，楚和滇王一直没有被灭亡。到汉时期的汉武帝时，汉武帝又灭了许多西南夷的小国，但汉武帝还宠着“滇王”这一个人，没有灭他。所以，在西南夷的最南方还可以见到“大夏杖。”还专门打了一个顿号来表明，“大夏杖”就是“邛竹”。今天，我们翻看汉代历史，对阿富汗到底是不是“大夏国”？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证据和记载，仅凭修改删减过的《史记》张骞和汉武帝的一段话，就证明阿富汗就是大夏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
问题就是这两本古籍记录的“大夏”指的是大夏国阿富汗？还是邛崃上古时期，邛崃就是夏朝的政治中心呢？邛崃的“邛竹”《太史公自己序》中称“大夏杖”，又把“蜀布“叫“大夏布”等。
问题又来了，两个古籍记载都把古临邛说成“大夏国”是误写？还是后人在印《太史公自序》书籍时，更改过什么文字？那么，《史记》在流传两千年的过程中，有没有被很多人删减和更改过《历记》呢？答案是，肯定有修改和更改的。读了《史记》的序，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读的《史记》是不真实的，是已经修改和删减过的司马迁撰写的《太史公序》。
那么？夏朝是不是在四川？在古蜀？在邛崃？我们从秦惠文王和群臣司马错讨论攻打古蜀国时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秦惠文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蔚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
《华阳国志•蜀志》截屏秦惠文王在和群臣商讨先攻打楚国还是蜀国时的一些对话。
《中国文献通考》记录了孔子修改删减记录上古历史的古籍《诗》《书》《礼》《乐》等
《华阳国志•蜀志》里就有这样一句话“蜀有桀、纣之乱”。大家都知道，“桀”，指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夏桀”。“纣”指商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商纣王”。这就说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和“商朝“就在四川。所以，文献记载孔子修改记录上古历史的《易》《诗》《书》《礼》《乐》等六经是有根据的。
《太史公序》经过十五家之多的印刷厂，就慢慢地把《太史公自序》更改成了《史记》，而真正《太史公自序》的内容被删剪了至十个目录。内容也进行了多次修改，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这是有明确记载的。那么，为什么那些人要删除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十个以上的目录文章呢？今天的官方解释是《太史公自序》里涉及宫庭秘密而删除的？这种解释不太正确，理由不充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当时中原一带的印书厂家为了得到中国历史人物和中国历史地名家乡化，就进行删除和修改。在《史记》里面是提到这个事情的 。所以，修改和删除过的《史记》内容和《太史公自序》的内容名称是有差别的。就如《太史公序》说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夏竹”，而《史记》说张骞在西域见的是“邛竹杖”。在《太史公自序》里，我们才知道原来张骞见商贩在卖“大夏竹”和“大夏布”，称这些东西来自于“大夏”，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夏朝”就在四川，印度和中东人故称四川的蜀地为“大夏”，还专门在“大夏竹”中解释，“大夏竹”就是“邛竹”。还说张骞去了大夏，大夏就在“邛崃西”去“身毒国”二千里。证明了夏朝就在四川蜀地邛崃范围内。
《中国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三国到东晋，至隋唐，有十五次以上修改和删减过《史记》
《史记》介绍了三国和两晋删减《史记》目录和修改《史记》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并不是司马迁写的《太史公序》原版文字。所以，今天国家找不到真正的三皇五帝和和黄帝、炎帝、嫘祖、颛顼的出生地和在四川的历史古地方名。加上孔子修改历史，中国历史就变成了一团糟。
《中国文献通考》介绍孔子删除修改《诗经》《尚书》和《春秋》记录的历史。
《中国文献通考》详细介绍了删减修改过的司马迁《太史公序》的历史，今天我们叫《史记》
记录上古历史的《诗经》，原名叫《诗》，孔子修改历史删减去了三千多篇，只剩下一百多篇，后来更改叫《诗经》
作者/狼烟诗影，四川邛崃市人。曾用多个笔名著有诗歌，小说，散文，散文诗数百篇，古体诗，填词两千多首。笔名有:狼烟诗影，田子，哥哥在写诗，温柔一剑，老大，风中孤影，风中流浪……等。作者真实姓名暂时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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