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大年初一，央视播出《典籍里的中国》第一集《尚书》。
主持人撒贝宁作为“当代读书人”，穿越时空到汉朝，与倪大红扮演的“古代护书人”伏生对谈，去到《尚书》里的中国，感悟民族文化之根脉，礼敬薪火传典之先贤，受到很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的追捧。
《尚书》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典籍，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尚书》也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经典，研究《尚书》的学问，叫“尚书学”，是一个非常专门、非常庞大的学问。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学者为之皓首穷经，相关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用现场表演、嘉宾对话的方式展示《尚书》传承中的一些关键点，感人至深，特别是伏生传经的故事，让很多人流下热泪。
关于《尚书》这本书，我认为最有趣的是《尚书》的流传。在几千年间，它多次经过九死一生、命悬一线的传承，也经历过伪造、掉包的侵蚀，一度“假作真时真亦假”。而到了今天，不仅真相大白，还有历史的“彩蛋”冒出来。
《典籍里的中国》制作虽精良，但时间太短，远不足以介绍《尚书》的精彩！本文将结合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大历史，大致介绍一下《尚书》传承。
一、 《尚书》是史官文化的产物
《尚书》首先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文献汇编。它保存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主要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目前通行本《尚书》共58篇，涉及四个朝代：
《虞书》是讲尧舜禹的事迹，有5篇：《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夏书》是夏朝的文献，有4篇：《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是商朝的文献，有17篇：《汤誓》《仲虺之诰》等；
《周书》是周朝的文献，有32篇：《泰誓》《牧誓》等。
从文体上看，《尚书》有六类文体：“典”、“谟”、“训”、“诰”、“誓”、“命”：
典，是重要史实的专题记载；
谟，是记载君臣谋略的，就是个会议记录；
训，是大臣开导君主的话；
诰，属于劝诫、勉励的文告；
誓，是君主出征前训诫将士的誓词，就是动员令；
命，是君主所下的命令。
《尚书》的篇名，也有几种命名方法：
有以人名为篇题的，如《盘庚》《微子》；
有以事件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也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
从写作时间上看，主要由两类文献构成：
一类是历史文献文件本身，像诰命、训话、宣誓等，是当时保留下来或记录下来的文件；
另一类是追述古代事迹的文献材料，像《尧典》《皋尧谟》这样的，属于后人根据传说记载的。
按照古人的说法，至少在清代以前，人们基本上相信这些文章，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所说、所写的；判断的依据是，这么深刻、这么有哲理的思想和话语，非这些伟大人物是写不出来的，比方说《尧典》《禹贡》等。这是信古派的观点。
进入20世纪，出现了疑古派的学者，认为尧、舜、禹，还有夏朝，没有考古材料支持；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有争议；而且中国的文字，是商代才出现的，所以在疑古派来说，商代之前的这些文献，完全是后世人伪造的。
疑古派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证明，完全怀疑、否定古人，也是不对的。
我在这里做一个折衷的判断，或叫探讨。这些文献，商代以前的部分，可能是口耳相传，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大家知道，在没有记载工具时代，古代人的记忆是惊人的，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等，都是大部头的史诗，全凭民间艺人记忆流传下来的。尧舜禹，以及夏朝的事迹，流传到了商代，写成了文字；到周代，最后写定。
商代的那几篇，可能确实写于商代，传到周代，由商朝的后裔宋国人写定。周朝的篇目，那就是当时的文献保留下来的了。
那么，具体是谁承担文献记载和流传的任务呢？ 是史官。
中华文明是比较早熟的文明，标志就是，很早就有了专门化的文献编撰人员和机构，史官。不像西方那些民族，全靠游吟诗人、靠着史诗，传承早期文化和历史材料。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历史学最早发达起来，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史官文化传统。
在古代，史官具有很高的权力，很有地位，当然史官也负有重大责任：他们每天都要记录国君及朝廷中的各种大事件，所谓“君举必书”，国君的任何行动都会得到详细的记录。
史官又有左史和右史之分，据说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史负责记载国君的重要讲话，以及朝廷中的各种讨论，就形成了《尚书》这样的文献；右史则负责记载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就形成了《春秋》这类史书。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
《大戴礼记·保傅》记载：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
《大戴礼记·保傅》所记是周初的情况，史官的地位已经比远古时代下降了，但权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史官集团具有很强的职业荣誉感，甚至拿生命捍卫职业尊严。
讲两个故事。公元前607年，晋国的昏庸国王晋灵公，要谋害权臣赵盾，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往国外逃命。晋灵公的姐夫赵穿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听到这件事后，返回晋国，把晋灵公的叔叔拥立为王，就是晋成公。
赵盾登上相位后，想知道史官对这件事的评价，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董狐把大事记录给赵盾让他亲自去看。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赵盾质问董狐道：“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司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
理直气壮，秉笔直书，赵盾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发生在齐国。公元前548年，齐国发生了一起弑君案，大夫崔杼把齐庄公杀了。当时齐国的史官就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就杀了他；他弟弟又去写，还是这么写，崔杼又杀了；三弟来，还是这样写，崔杼可能也是杀累了，就没杀，让他走了。另外一位史官，叫作南史氏，听说这弟兄三个都死了，自己带着简去，准备继续写；听说已经写好了，才回家。可以设想，这是这么壮烈的场景！可惜的是，三个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后来，文天祥写《正气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人生命超越的寄托，就像宗教一样，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在历史中永生，在历史中获得自己的清白、公正。
正是有了成熟的史官文化、代代相传的史官群体，才有了《尚书》这部伟大的典籍。
二、孔子与《尚书》
《尚书》这个名字，是汉代才有的，意思是“上古帝王之书”。在汉朝以前，这本书就叫“书”。
“书”这个字，就其本意来讲，就是文件、文献、书契的意思。那些历史上留存下来的重要文献，总要叫人阅读和学习，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选编的文集。至于怎么编，那就没有个固定标准了，早期的《书》不一定有统一的本子。
《尚书》的定型，是孔子的功劳。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他首先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还是个大教育家，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教师业的鼻祖，所以现在有些人要求用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作为教师节——我认为应该这样。
大家知道，孔子为了实现他的理念，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处碰壁。晚年回家，专心教育。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语录、思想都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教师。他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所以自己动手整理古代典籍文献做教科书。这也是他的强项。
实际上，中国的上古文化，都在他手里过了一遍。他是当时最博学的人，是他规定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他修订了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书》就是《尚书》，据说他整理的《尚书》有100篇，作为教授学生的政治学教科书。
还有一些类似文献，他放弃不用的，被人编辑成了《周书》，也叫《逸周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孔子编订的《尚书》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可以肯定，不会是今天《尚书》的样子。
在战国时代，《尚书》流传就比较广了。百家争鸣，诸子相继引用《尚书》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者讨论《尚书》的问题，如：
《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
《荀子·君道》：“《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
《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
据统计，《论语》有3处谈到《书》；《孟子》引用书的17处；《墨子》引用《尚书》的内容有22篇，《左传》引用《尚书》的内容有50多次，涉及《尚书》的18篇内容。
三、《尚书》曾命悬一人
孔子把《尚书》作为教科书教学生，列入“六艺”（指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种经典）。太多学生就一代代传承下去。
但不幸到了秦朝，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统一民众思想，就颁布了“挟书令”，规定除了秦国法定的历史书和巫医卜筮之书以外，诸子百家和各国的史书都要上交政府，任何人家里都不许保留。被抓到就要砍脑袋。
《尚书》是史书、帝王之书，当然在禁毁之列。
于是，在几十年时间里，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只有关起门来，偷偷在家里口耳相传，一代代靠着记忆力往下传。不写成书，放到脑袋里。你总不能把大家脑袋都割下来吧？
统一的秦朝，持续了不到20年就灭亡了，但汉朝也没有立即废除《挟书令》，可能是兵荒马乱刚结束，人能活着就不错了，哪里顾得上搞文化、读尚书呢？直到汉惠帝时，才下令把《挟书令》废除了。
但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部对中华民族至关紧要的书，竟然只有一个人知道；更要命的是，这个人都九十多了！这个人是谁？
就是《典籍里的中国》所推崇的、撒贝宁穿越去拜访的伏生。
伏生，名伏胜，字子贱，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死于汉文帝三年（前161年），济南（今山东滨州市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人。
他曾做过秦朝的博士官。秦禁书时，他在家中墙壁里藏下了一部《尚书》，自己到处流亡去了。进入汉朝，天下太平了，他回家打开墙壁找书。不知是老鼠吃了还是水泡烂了，仅剩下28篇。他就拿着这28篇在齐鲁一带开始教授学生。
汉文帝时代，社会走向繁荣；文景之治，开始重视文化了。文帝想找人讲《尚书》，听说济南有个伏生，可以讲《尚书》，就下诏请伏生到朝廷去讲学。
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了，老得走不动了，只好派了晁错，就是后来被腰斩的那位，去伏生那里抄录、学习，在太学里开设这门课程。西汉今文《尚书》学者，皆出其门。
对于伏生传承《尚书》也有不同的说法。刚才这个说法是史记里说的，说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社会安定后，他回家打开墙壁，发现只剩下28篇了（注意这个28篇）。
还一种说法是，他没有书可藏，全拼记忆，背出28篇来。
真是细思极恐！万一伏生没活到九十多，只活了个当时的平均年龄（不足40岁），《尚书》是不是会就成为了一个传说？
四、汉人崇尚《尚书》
晁错在伏生那里记录下来的《尚书》，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也就是隶书写下来的，总共28篇。这28篇是：
《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汉文帝以后，《尚书》被太学确立为“重点课程”，人们学习的就是伏生的28篇版的《尚书》。
纵观中国历史，汉朝人是最重视《尚书》的了。
为什么？因为汉朝人认为孔子是王者，他具有王者的道德和智慧，但没有王者的天命，所以汉人称孔子为“素王”，就像今天说的“无冕之王”。
孔子的道德、智慧没有机会施展，该怎么办呢？他就编撰了五经，把自己的道德、治国智慧都蕴含在五经里。所以汉朝人认为，五经里面有孔子的“微言大义”。
汉朝人甚至认为，孔子早就预见到汉朝的出现，他的五经、他的制度，就是汉朝准备的。学者，就要发掘里面的微言大义；君臣，就要遵照五经的教导治国理政。
这就造成了汉朝人对经典的崇敬。
研究好《尚书》，可以治理好天下。所以汉朝的君臣都认真研究《尚书》；学好尚书的人，可以直接去做官。
《尚书》不光要学，还要在实践中运用，“活学活用”。
怎么用呢？比方说，有个叫平当的，说是参考《尚书·禹贡》篇治理好了黄河，后来当了宰相。还有个叫夏侯胜的，根据《尚书·洪范》篇的理论察变，就是考察天象变化，警示人事。
怎么察变呢？有个故事。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被当时的权臣霍光选择来继承皇位。这个刘贺，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几年被挖了坟墓的海昏侯。他即位后，极度荒淫，据说27天干了1127件荒唐事，引起朝野不满。霍光就和张安世密谋废掉刘贺。
当时的博士，也是光禄大夫夏侯胜，他不知道这两位要废皇帝。一天，刘贺又要外出游玩，夏侯胜挡在刘贺的车前进谏，说：“天久旱不雨，说明有臣子在谋反。一旦他们作乱，皇上怎么办？”
这是根据《洪范篇》得出的结论，但刘贺认为他是在妖言惑众，十分恼怒，就把夏侯胜投入监狱。
霍光和张安世大吃一惊，互相怀疑对方泄密。为防不测，果断采取行动，给太后（也就是霍光的女儿）上奏疏，请下旨废昌邑王，尊立戾太子刘据之孙刘询为皇帝，就是汉宣帝；昌邑王后来被贬为海昏侯。
有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尚书》就流传开来。
一方面，学好经典，可以做官；另一方面，学习文化本身也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所以就涌现出很多感人的学习故事。
有个叫夏侯胜的传承人，在汉宣帝时做官。汉宣帝即位，打算为汉武帝广泛建庙，显示孝的风范。当时百官齐口称赞，夏侯胜却指出：“汉武帝虽然有抵御四方强敌，扩大疆土之功，但在战争中滥杀俘虏及庶民，以致浪费了大量钱财，过度铺张，消耗了大量财力，使百姓流离失所，至今逃亡在外的流民没有安顿下来，不应该给武帝立庙塑像。”
这么一来，夏侯胜被安上一个“非议诏书，诋毁先帝”之罪，被下狱了。
当时的左丞相、长史黄霸支持夏侯胜，汉昭帝就把夏侯胜和黄霸都关进监狱，黄霸在监狱里向夏侯胜要求学《尚书》。
夏侯胜说：“我们都要死了，还讲什么呀?”
黄霸说：“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夏侯胜没话可说，就给他讲授《尚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两位朝不保夕的囚徒，在监狱孜孜不倦学习尚书的情景，千载而下，犹令人备受感动。
什么叫学术薪火相传？这就是。
五、《尚书》的造伪与今古文经学之争
从汉朝起，《尚书》的流传就和两件事纠结在一起：一是造伪，二是今古文经学之争。
1、第一次造伪事件
汉朝政府鼓励人们提供失散在民间的古书。经过多年的战火，中央图书馆实在没有多少书。礼失求诸野，可能民间会有，所以政府重金搜购。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有不少“幺蛾子”。很多人伪造了书，交给国家，给后人造成不少麻烦。
汉景帝时代，河内地方（指河南北部黄河以北的地带）有个女子，发现一篇叫做《泰誓》的尚书残卷（分为上中下3篇）。这女子觉悟很高，及时交给国家。
儒生们就把这一篇加入《尚书》课程，所以西汉儒生读的尚书是29篇。不过这1篇，经后人考察，是伪造的，这是第一次伪造尚书事件。
2、鲁壁藏书和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导火索是一起强拆事件。
汉武帝时代，孔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鲁地分封的诸侯王是鲁共王刘餘，为修建自己的宫殿，“强拆”孔子旧宅。拆到一处墙壁，发现里面藏了一批文献，其中就有《尚书》。
传说当时强拆现场传出了音乐之声，吓得鲁共王不敢强拆了。这堵墙后来被称为“鲁壁”。
鲁壁的《尚书》版本，据说是用秦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书写的。
伏生的《尚书》是用当时汉朝通用的文字记录的，就被叫做“今文尚书”。而在鲁壁发现的这个版本，被称为“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
古文尚书本，据说由孔子后裔孔安国做了解读；孔安国的后人又献给了朝廷。但这个本子被扔在“中央图书馆”，长期无人问津。
有人说是因为孔安国被卷进了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所以不被重视。但据史籍记载，孔安国并没有活到那个时候，所以古文尚书不受重视的原因，或许只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感兴趣而已。
那个时候，尚书的传承，讲究家法，与权力、利益直接挂钩的。当时主政的，都是今文学派的人。
西汉末年，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刘歆发现了《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认为有价值，要求立在太学，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移让太常博士书》，为此引发了一场绵延不绝的“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不光在于文字，关键是今文尚书学派做学问的方法不同。
汉朝人认为五经里面有孔子的微言大义、治国方针，所以学者认真分析，免不了牵强附会、烦言碎辞。学者学一辈子都搞不清一本经典，根本无法达到“用日少而畜德多”，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刘歆要求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尽快结束那种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烦琐的章句学风。
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党同门，妒道真的政治目的。刘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刘歆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是汉代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他父亲刘向，也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曾奉诏整理当时皇家藏书。刘向去世后，刘歆接着做这个工作。他们父子两个对当时的典籍做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基本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在他们之前的书，都经过他们整理了一遍。
刘歆提出的古文经学，受到很大的反对，不得不到外地做官，躲风头。后来，刘歆帮助王莽建立了新朝，借助王莽之力，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当然，随着王莽的倒台，古文经学也被随后建立的东汉王朝排斥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
孔壁发掘出的古文尚书，在汉末已经见不到了，真假无从考证。就连这件事究竟有没有，也被人怀疑的，因为只有刘歆的一面之词，孔安国那里是死无对证。
清代的刘逢禄、近代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这么怀疑，认为实际上就是刘歆伪造出来的，是争权力的。
但在今天，学界主流认为，鲁壁藏书是真的，刘歆看到的《古文尚书》等经典并不是造伪，只是后来失传了。
3、汉末《尚书》失传
第二次造伪尚书事件发生在汉成帝时，有个叫张霸的人，发现了一个102篇的版本，上交给了国家。很快，“鉴宝”专家就确定了，这个是伪造的。这个版本很快也不见了，没流传下来。
第三次造伪是东汉时一个叫杜林的人，据说在西州得到漆书《尚书》，这个也被后人确定为假，不过这个也没有传下来。
王莽建立的新朝，很快就灭亡了，与之一起树立的古文经学，也随之被逐出学官。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已经广泛流传开来。
东汉末年，一代儒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整合了今古文尚书。很长时间内，人们读到的是合并本《尚书》。
那么，此时的《尚书》定型了吗？还没有。
东汉末年，三国纷争，兵荒马乱好多年。文化中心长安、洛阳，都成为废墟，导致大批文献典籍灰飞烟灭，包括《尚书》，以及上面提到的很多学者研究成果。
4、梅赜版《尚书》
东晋朝廷偏安一隅，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振兴文化事业。偌大国家，竟然又找不到《尚书》了！
此时，豫章内史梅赜献给朝廷一本《尚书》。这个版本共58篇，还有据说是孔安国做的传，就是每一篇前面都一段话，解释每篇的写作由来。
梅赜的《尚书》58篇，其实是把西汉的29篇拆分成33篇，他又另外添了25篇，说是《古文尚书》。
他从哪里得来，谁都不知道。这个版本比较全面，当时也没有别的版本，所以被奉为正宗，流传开来。
从此，中国人有了一个固定的《尚书》版本，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
古书，必须有注有疏才能看。
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注解，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也就是注疏版本。
一个是唐代注疏整理的，唐太宗命令孔颖达主持，把儒家经典都整理了一遍，叫做“十三经”，《尚书》是其一种。
另一个是蔡沈的尚书集注。蔡沈是朱熹的学生，朱熹一生精力放在是四书上，把注解尚书的任务交给蔡沈。蔡沈花了很大力气做了注解。明清时代，考试主要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事实上，梅赜版《尚书》的古文部分还是伪造的。
六、《尚书》如何现原形的？
《尚书》很难读。韩愈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但也有一些篇目，像《五子之歌》《汤诰》《说命》等篇，比较浅显、好读。
有人觉得画风不对。按说《五子之歌》的时代在《汤誓》之前。《汤诰》《说命》诸篇的时代，在《盘庚》之前，不应在前的反而易读，在后的反而难懂。《仲虺之诰》和《汤誓》同时，《武成》和《牧誓》同时，《周官》《君陈》和《多士》《多方》同时，更不应易读，一种难懂。
宋代的学者吴棫、朱熹就从这点开始怀疑。
吴棫是宋代古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时称通儒。徽宗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进士；高宗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添差通判泉州。他的著作都已佚散了，但他被认为是最早质疑古文尚书造假的人。
大儒朱熹受他启发，也怀疑古文尚书造假。他也是从文体方面指出了古文《尚书》存在的问题，认为今文《尚书》的篇章都十分艰涩，而古文《尚书》反而相当平易，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今文《尚书》主要依靠伏生背诵流传下来，伏生不应该只会背诵那些很难的篇目，而容易的篇目反而背不下来。但他不明确否定，只是说这里很古怪，并加以圆场。
元代的郝经、吴澄，开始明确指出梅赜版的25篇古文尚书是伪书。
明代学者梅鷟写了一部《尚书考异》，一部《尚书谱》，才明确宣布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是伪书。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也曾提及，但无特色的判断。
到了清代，《尚书》造假事件就更加清楚了。
清代是一个把古籍整理搞得非常彻底的一个年代。因为清朝大搞文字狱，学者没法创作，精力又无处排遣，怎么办？整理古籍。于是学者就一部部地研究古代经典。梁启超说，这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阎若璩写了《古文尚书疏证》，一点点抠出伪古文尚书的来历。同时还有姚际恒《古今伪书通考》；两个人是分别著作，见面一聊，英雄所见略同嘛。
如何考证？就是把文字来源给找出来。举一篇为例（引自刘国忠：《走近清华简》 ）：
咸有一德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见君奭），“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命上省天字）。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又非命下引太誓之文）。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礼记缁衣引尹吉之文，暨作及，一作壹），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见召诰，服上原有兹字），惟新厥德，“终始惟一”（见荀子议兵篇，惟作如），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改易吕氏春秋谕大篇引商书之文）。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见论语宪问篇、孟子万章下），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还有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崔述《尚书辨伪》等，基本上确定古文尚书是造假的；注疏家也都把今文和古文分开。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学者这么认为，但当时的科举考试，还是用的蔡沈的本子和注解，多数人还是认为古文《尚书》是真货。
当然，今天也还有人坚持认为，梅赜版的古文尚书很可能是真的。毕竟真正的《尚书》，谁也没见过，你凭什么就说人家造假呢？
说来也巧，还真有这么个历史的“彩蛋”，给伪古文尚书“补枪”了。
七、清华简里的历史“彩蛋”
对待梅赜版古文尚书有这么几种态度：
否定派，认为除了经先秦学者引用过的句子，其他都是伪造的。
另一派，对之虔信不疑；即使很多人认为是假的，也以“万一是真的”态度，非常谨慎地肯定。如钱穆，他就反对康有为的疑经态度。
还有另一种观点，既不认为全真，也不认为全假。
众说纷纭，孰是孰非？没有别的文献可证，似乎是个悬案。
不过，历史偶尔会给我们来个“彩蛋”。虽然流传的文献没有，但地下文献可能给我们一些惊喜。
有个类比，金庸在《笑傲江湖》里写过《广陵散》的故事，也就是笑傲江湖曲谱。音乐家嵇康被杀后，广陵散绝于世。两位江湖大侠不服，就去挖古墓，找到古墓里的乐谱，改变成了笑傲江湖。
考古界这样的事情还不少。比方说1970年代发掘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澄清了很多问题。
关于尚书，最大惊喜就是“清华简”。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
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约有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
现在还没有整理完，但已经完成的部分，足够震撼了：学者们在其中发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版本。
例如《尹诰》篇即传世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专家将其与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大家体会一下（译文引自刘国忠：《走近清华简》 ）。
尹诰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伊尹已经来到了商汤这里，君臣二人都有纯一之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伊尹想到上天已经毁坏了夏朝），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夏朝的统治者自绝于民众，夏朝的民众也与他们国君决裂），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国君没有民众的拥戴就无法保有国家，夏朝国君给民众造成了仇恨），民复之用离心，我捷滅夏。今后胡不监（后：国君，这里指商汤。监：明，明白。这句话是说，可是君王怎么不明白这一点呢？）?”摯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我们能够协同我们的盟友，如今那些离开故土的人们都有回归的意愿。）汤日：“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我该怎样才能造福于百姓，使我的民众们不会违背我的话？）”摯日：“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毫中邑。（君王您要赏赐他们，用夏朝的金玉财富来充实我们的国家，并把这些财富施舍给民众。于是商汤在毫的城邑中招来民众。）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
“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证据来看，传世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伪造的，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古文尚书并不是鲁壁的版本）。
总的来说，《尚书》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有特殊地位。它记载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历史记忆，形成了中华文化传统中最初的基因、最核心的理念。
虽然有些简单、质朴，但后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就是沿着尚书所奠定的基础发展来的，所以是历代帝王将相必读的政治元典，对于今天的政治家也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
《四书五经》（世界书局1936年铜印本）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汉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后汉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皮锡瑞：《经学历史》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钱穆：《国史大纲》
屈万里：《尚书集释》
王世舜，王翠叶：《尚书全本全注全译》
刘国忠：《走近清华简》
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陈梦家：《尚书通论》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刘起釪：《尚书学史》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