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价值认知差异形成了交易势差。交易势差就是社会资源的公共价值在社会环境中的差异化分布。这种差异提供了资源流转的环境势能。交易势差越大，资源交易流转的动因就越强烈，反之就越微弱。一般来说，交易势差的程度决定了经济资源的流转利润。暴利来自剧烈的资源价值判断差异，制造暴利的主要方法就是营造这种价值判断差异。交易势差会在资源流转中通过价值认知的文化传播与公共化而被逐渐削弱，就像水电站中的高水头势能在发电以后被削弱一样。交易势差一旦消失，资源流转的交易动因就消失了。商业竞争活动是消除交易势差的重要方式。交易势差来自社会结构中不同成员的资源价值认知差异，这种差异的依据在社会秩序环境的差异形成的文化差异中。这种人类精神环境中的差异决定了资源的流动方式，也决定了资源的价值增值方式。
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边际效应理论的哲学依据，就在对交易势差形成交易收益的逻辑化描述中。社会环境对于经济资源形成的交易势差，决定了经济财富的增加方式，也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GDP指标。因此，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依据，都在社会成员对于经济资源的价值认知差异中，其中主要就在对货币资源价值的认知差异中。中国内地的农民之所以愿意到沿海城市从事工资微薄条件艰苦的工作，而城市市民则不愿意接受同样的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对货币价值的认知差异。同样的工资对农民工有吸引力，对市民则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并非直接来自巨量人口，而是来自大量低收入人口对沿海经济收入货币价值的高水平判断。同样具有大量人口的某些南美洲国家就没有人口红利，而只有拉美陷阱。当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他们对货币资源的价值认知就开始接近城里人了，与父辈同样低的工资对他们就没有太大吸引力了。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形成的对货币资源的剧烈认知差异，就是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的根本依据。这种依据如果能够有效地将这些社会成员组织进入统一的经济活动体系中， 就能够形成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而欧洲与日本社会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力，则来自他们社会成员中交易势差的明确缺失，即使他们仍然处于全球贸易活动的环境中，也难以增加他们的交易势差。
新中国初期从战乱中恢复经济的过程，可以形成巨大的交易势差，也就保持了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这也是恢复性经济高速增长的依据。当社会财富在较公平的经济活动中实现了在一般社会成员中更为普遍的分布形态时，当新兴文化的传播由此而形成了新的公共价值形态逐渐降低了社会交易势差时，当巨大的贫富差距通过特定的城乡二元社会秩序分割的固定而消除了其中构成剧烈交易势差的功能时，经济发展的的动因就开始减弱，城乡经济活动中就分别出现了“大锅饭”现象。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纳入到西方社会的全球化贸易中，也就形成了仍然贫穷的中国人与西方社会间新的巨大交易势差，原来几乎难以创造经济增长能力的劳动人口，也就爆发出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中国人的勤奋来自中国的仍然贫穷，欧洲人的懒惰则来自他们不再不顾切地发财。 当这种交易势差形成的潜力在资源流转中逐渐减低时，就需要不断改善经济活动秩序或交易方式来形成新的交易势差或经济活力。这就是产业升级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发展中国家具有的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来自其社会结构中蕴含的明确的交易势差。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必然放缓，并非来自其经济体量的巨大，而是因为其社会结构中成员们公共价值的同一化形成了社会经济交易势差的降低。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高增长来不断构建新的交易秩序，这就是在发展中破除困境。低增长的发达国家仍然可以在缓慢增长的交易活动中维持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这就是在停滞中仍然可以富裕幸福。
以上关于交易势差的内容源于孙利平学者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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