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匀田，1926年于北京国立政治大学毕业。1929年任北平大学讲师。1934年加入中国国家社会党。1941年，应国家社会党领导张君劢电召，赴重庆。在渝期间，与中共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等人多有接触。1946年8月，中国国家社会党与海外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 1947年参加随民社党参加行宪国民大会，后在国民政府任职，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全国节约督导委员会主任。1948年6月辞去行政院职务，赴美国考察宪政，全家迁往台湾。1958年离职，受聘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方部顾问。1969年，偕家眷移居美国旧金山。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于7月回大陆探亲，在京受到叶剑英、邓颖超、李维汉、史良等领导人的接见。1982年中共发表对台九条方针，蒋匀田专门致函蒋经国，促进祖国统一。1993年最后一次回大陆观光。1994年6月7日于美国旧金山病逝。主要著作有 《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与实践》、《政治学新解》、《中国近代史转折点》等。
1945年毛泽东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43天谈判中，桂园是毛泽东活动的中心。
那里，来桂园拜会毛泽东的人，多数是善意的，关心国家和平的，但是也有例外。有位国民党高级官员会见毛泽东时，竟然要求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遭到毛泽东的严正驳斥。最显著的一次是9月22日上午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和毛泽东的对话，可算是一场唇枪舌剑的针锋相对的论争了。
“毛先生到渝二十多天了，商谈结果如何？”蒋匀田问。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毛泽东答。
“二十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蒋匀田刺探地问。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毛泽东坦率地答。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来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蒋匀田傲然地说。
“你意何所指？”毛泽东问。
“第一，如军队分配比例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贵党将深入到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省主席由贵党人士担任，但如将来实行民选，同时中央政府又有权调动省主席，将贵方的绥远省主席调为浙江省主席，贵方如遵命，则失去绥远省管理权，如不从命，则不免重发战争。鄙见认为，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对人民来说，你们商谈成功，将是人民的大失败！”蒋侃侃而谈，面现得意之色。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左起：毛泽东、美国驻华大使赫尔、蒋介石一起合影“那么，你们有什么高见？”毛泽东迂回地问。
“最好确守你在机场的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只限于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无应参与。”蒋田匀回答。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国民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说。然后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贵党张君劢先生给我们公开信，主张我方把军队交给蒋先生（按指蒋介石）。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党派也无人理睬。你看，照张君劢先生所说，把军队交给蒋先生个人，能解决问题吗？我想，如果张君劢先生有机会练兵，他也会练兵的。”毛泽东严正地指出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政纲’规定不吸收现役军人为党员。因为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工具。我们反对一党专政，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启发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与信心，就可以促成民主政治趋于成功。”
重庆各报有关毛泽东抵渝谈判的社论和报道。
蒋匀田书生气十足地大谈迂阔之见，还进一步问：“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毛泽东反问一句。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蒋匀田答。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自己已经答复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踪，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么？”毛泽东进一步为蒋匀田指出问题的要害。
9月17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德安里103号门前合影。
蒋匀田若有所悟，便换了一个问题说：“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你是否怀疑我相信了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呢？”毛泽东反问。
“不，不。我当然相信你读通了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呢。”蒋匀田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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