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说过“完美是更好的敌人”（Perfect is the enemy of good）。我的理解是接受合理的做法，比争取最优解要好。因为搜索最优解的范围与成本无限大，在搜索的过程中，就会凑过很多足够好的解。为了更好解释这个话题，我来分享一个人试图用疟疾治癒梅毒的故事。
朱利叶斯．瓦格纳─尧莱格（Julius Wagner-Jauregg）是十九世纪奥地利精神科医师，他有两个独特的技能：他擅长看出一些模式，而且发现其他人认为“疯狂”的举动，其实只是个“大胆”的行动。
他的专长是治愈有严重神经性梅毒疾病的患者，当时这是医界束手无策的致命病症。他开始注意到一种模式：如果梅毒患者因为某个不相关的疾病而不幸导致长期发烧的话，最後多半都会康复。瓦格纳─尧莱格的假设来自一个流传几百年、但所有医师都没有完全了解的直觉：发高烧扮演一种协助人体对抗感染的角色。
所以他很快就做出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一九零零年代初期，瓦格纳─尧莱格开始为患者注射廉价的伤寒、疟疾和天花菌株，就是为了引发猛烈高烧，进而杀死他们身上的梅毒。光是听起来就觉得很危险，有些病患真的因此不治。他最终选择一种毒性较弱的疟疾，因为它会引起让骨头疼痛的高烧，几天後用奎宁就可以有效杀死它。
他的实验经过几回不幸的失败后终于成功。瓦格纳─尧莱格提到，十名接受“疟疾疗法”的梅毒患者中有六名痊愈；放任没有治疗的十名病患则只有三名痊癒。一九二七年，他获颁诺贝尔医学奖，现今的委员会指出：“瓦格纳─尧莱格一生职涯的重大成就便是致力诱发高烧来治癒精神疾病。”后来，盘尼西林把用在梅毒患者身上的疟疾疗法淘汰出局，真是谢天谢地。不过瓦格纳─尧莱格仍是史上少数不仅承认发高烧在对抗感染中扮演积极作用的医师，而且还开立处方用来治疗病患。
发烧一向神秘，让人恐惧。古罗马人膜拜保护人们不会高烧的女神菲比丝（Febris），人们会将护身符留在庙宇中供奉，期盼击退下一次的生病颤抖。
但是瓦格纳─尧莱格心里有数。发高烧不是无端冒出来的麻烦，反而确实会在人体康复之路上扮演关键角色。现在我们有更好、更具科学性的证据，显示发高烧有助于对抗感染。我们的体温每升高一度，就会使某些病毒的繁衍速度减少至两百分之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一份报告提到：“许多研究人员已经确认，曾经发高烧的患者，治疗效果更好。”
全世界几乎都把发高烧当成坏事，一旦出现症状，医师就得马上开像泰诺（Tylenol）的药物来尽快减缓症状。尽管几百万年来发高烧已经演化成一种防御机制，但没有任何父母、患者、少数医师与制药公司把它当一回事，反而认定那是应该是马上消除的不幸。
这些观点与已知的科学论述背道而驰。一项研究曾直言批评：
“在重症加护病房，高烧疗法很常见，这很可能与标准信条有关，而非以证据为主的实务做法有关。”医学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主任霍华．马克尔（Howard Markel）曾描述高烧恐惧症：“这些都是文化习俗，就和隐身在後面的传染病一样四处传播。」为何这种事会发生？如果发高烧对人体有益，为什麽全世界都在抗拒它？”
我想答案不难理解：发高烧会伤害人体。我们不想被伤害。
医师的目标不只是治愈疾病，更是在一种合理、而且患者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治好疾病。发高烧虽然具备对抗感染的最佳效果，却会伤害人体。我去看医生就是想要阻止它伤害我。当我缩在被窝下颤抖时，并不在乎什么双盲试验（double-blind studies）。要是你有退烧止痛的药丸，现在就给我。
如果你已经染病的话，让自己发烧或许是最优的选择，但并不合理。
生活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某件事就技术上来说没有错，但在事件的脉络下检视却不合理。这就是我理解中的“完美是更好的敌人”——无需完美，合理便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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