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本由梁启超写的小本子，一本很薄的书，《李鸿章传》，其实李鸿章已经经过很多的分析了。李鸿章这个都已经被各路的史学家，门外汉说的够多的了。其实自己最想吐槽的还是梁启超的写作传记的水平，好像有点太出乎意料了。前期看了本梁启超写的《王安石传》，也是同样的感觉，首先文笔是大白话写的，比今天的大白话还大白话，很不习惯。第二，就是整个两本书，都是啰啰嗦嗦，夹杂了大量的个人评论，个人情绪，个人态度，而且很多事还非常的激愤，特别是对王安石的遭遇的那种愤慨，那种鸣不平的样子，简直是太愤青太意外了。
这样一本传记写的个人的经历和成长很少，自己的评论很多，个人事件也是以主要的时间为主。重点是建立淮军，但具体过程和淮军的具体事情，如怎么训练、军队的制度、军事思想，成长过程等等都没怎么提。也就是写了一下开头和结尾，甲午战争之后的淮军的悲催结局。同时他也提到甲午战争简直就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国家之间的战争，从而体现李鸿章的重要性和不可代替性。在当时的情况，李鸿章能成长为这么一个不可代替的人物，攀上了个人事业的顶峰，以一人之力支撑一个皇朝的命运得于延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比较先进的，也是符合当时的整个国家社会甚至是国际潮流的。也只有走在那个时代的前列的人，才能成就当时最大的成功，否则，你以一个当时落后思想，成就当时伟大的成就，那简直就是瞎扯。无论从现在看李鸿章的功过得失，或者是如何眼光短浅，跟不上世界潮流，这些都是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进行一种无聊的评论而已。
李鸿章对推动洋务运动，也是当时被认为是救中国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唯一一个具有操作性和实用，且能发挥最好效果的途径，因为已经有日本的样板给中国看了。但对于李鸿章来说，就算有能力看到100年后今天的情形，或者当时20年30年后的情形，那也只是能看到而已。李鸿章能将洋务运动推动到什么程度，不是由李鸿章的思想水平或能力决定的，而是由他所能聚集多少人跟他走，或者是他能拉动多少系统内的人向前走说决定的。因为李鸿章必须嵌入满清皇朝这个系统中去，才能启动洋务运动，否则像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样，站在系统外面喊破喉咙也没用。而位于一个系统中，本来应该有朝廷拉动大家向前，但因为朝廷已经失去方向感和拉动力，已经无法再成为这个系统的领头人或推动者。所以这个原本属于整个朝廷的责任落到了李鸿章的肩上。但，李鸿章并不能以朝廷的身份做事情，包括推动洋务运动，包括军事现代化，更加不要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类的事情。这些都是一样的犯忌讳，是你个人不能动的范围。这才是李鸿章真正的悲剧的源头。
在这个系统内，你做的事都是系统要做的，所以，你的能力就体现在你能拉动或推动多少人跟着你走，往你想要的方向去用力。跟着你的人越多，或者说和你使反方向力的人越少，你就越能作出成绩，才能最大限度的达成目标。从另一方面来看，李鸿章最后撇开朝廷，成立北洋这个团体，也是逼不得已，也可以说是形势所迫，只要你想做事，你最后就只有走这条路。从结果来看，北洋这个团体的人，虽然在以一己之力战日本的过程失败了，但这个团体的人已经是集聚了当时中国大部分最先进、最能干的一批人了。否则北洋后来也不可能一批批的出人才，长时间主宰中国命运和政治。从袁世凯影响南北和平、主宰清帝去留及待遇，然后夺得大总统一职统治中国，直到袁世凯称帝下台，还是由北洋系控制着政府，历经几十年，最后才被更先进的国民党引进苏联的思想打败，从此退出政坛，才最后没落。一个影响和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小团体，可见这个团体的实力，这都是李鸿章留下的家底。
李鸿章当然有他的局限性，有他的性格和固执，有他的学识与对西方的不了解，对洋务运动的高估，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不了解，对世界局势掌握不全面等等方面的不足和缺点，但，这些都是个体无法避免的 问题，一个人要如何才能了解整个世界，才能看到未来，才能无所不能，以一己之力撑起整个朝廷。从这本传记中，我无法了解到李鸿章面临的压力和阻力。这也是因为梁启超没有足够的史料，也没有全面去了解李鸿章就开始写传记造成的结果，所以才会出现事实少于评论的原因。他对李鸿章基本都是一种稍微比较理性的看法，李鸿章有他的成功和伟大之处，签订马关条约等也不是完全李鸿章的错，他只不过是代表朝廷而已。不是李鸿章想怎么签就怎么签的。国家落后，打仗失败了，失败者的代表怎么能为国家争取很多的利益。但梁启超一不查史料，二不问其他李鸿章身边的人或者敌人，就开始写别人的传记，也是够大胆的。这可能跟梁启超这个书生的理想主义情怀有关。所以写出来的也就是一本不全面的传记，而且好像还被称为20世纪的4大传记，是不是有点搞笑。
李鸿章最大的背景就是体制内，而梁启超从来都没有进入过这个体系内看一眼，根本不了解这个体制内的情况和种种的不堪。所以才导致他的片面性的说法和想法，可能这也是梁启超作为对他的政敌或者他认为的改革的反面教材的轻蔑的态度的一种表示吧。所以，很多人都说康有为这个人心胸狭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作为他的学生的梁启超，是不是也有这种问题？从《王安石传》和《李鸿章传》可以看出，他是处于政治需要去表述对两个人的看法和评价的。王安石作为一个失败的改革者，是梁的同类，所以他拼命的赞扬王安石的伟大和诋毁王安石对手。而对李鸿章，这是梁启超的障碍和对立面，所以他想办法凭借自己的想法与文字，踩低李鸿章，以便提高自己的正义性和影响力。所以这两本书都不值得对当事人进行评价，反而是看出梁启超的那点小心思，也许是大心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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