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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篇关于后现代的随笔, 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娜丽莎来作开场似乎有地奇怪. 起因是前两天刚上的欧洲名画的公选课, 内容是文艺复兴三杰, 自然免不了俗地要讲这幅最著名(没有之一)的画作. 蒙娜丽莎为什么那么举世闻名? 如果百度这个问题, 大概能找到几百个理由. 其中一定会有一个理由是,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幅画蒙娜丽莎都是一直盯着你的. 在此之前, 看画者都是作为主体去解析画中的一切. 而在蒙娜丽莎面前, 我们才是被观察者. 这种主客体的转换意识是后现代思想中的重要一环. 而在五百多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 达芬奇已经找到了这其中的乐趣.
要解释后现代,我们首先需要稍微了解一些符号学的概念。
我们都知道“指鹿为马”这个故事:想要夺权的赵高故意把鹿说成是马,来测试大臣们对他是否忠诚。在这个故事里,鹿是作为一个现实的生物的存在,我们把它称为所指;而“马”作为一个符号,一个叫法,我们把它称为能指。索绪尔认为,所指和能指是一一对应的:单纯的一头鹿,或是单纯的“马”这一概念在语言学中都是无意义的。就像我们随机捏造一个能指:读音lsdfkasdf,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没有所指。但是当我们的社会默认了一只鹿是“鹿”,而非“马”,这种所指/能指的关系就确定下来了。 这种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能被改变。所指和能指变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简单得说:所指/能指的一一对应将语言限定成了集体才能去解释,稳定的结构。只有在集体都认可的情况下,语言才有意义。我们在解释一个事物的时候,必须遵循统一的解释以确保我们的正确性。在这种结构下,个体的解释,想法是毫无意义的。正如现代社会中,唯一重要的现代社会,是绝对意志,是权力的解释。
机智的语言学家们立即想出了对策来反驳索绪尔提出的稳定结构:我们在查字典的时候,寻找一个“鹿”这一能指,并没有把我们指向所指,鹿,反而将我们指向了更多的词汇。拉康提出,能指是漂浮的,就像一条能指链:"鹿"—>“有角反刍类”—>“进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将在胃中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的动物”... 拉康的思想淡化了索绪尔将鹿/“鹿”当做固定结构的看法。
其后,巴特提出解构主义,认为我们应该将作品当做文本来进行解读。意思就是,我们不应该把《红楼梦》看作是通过各种悲剧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的作品,而是看做单纯的文本,在其中进行漂移:我们应当放弃作品,语言中的整体性,不再追求作品中的社会价值。通俗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解释。
解构主义出现后,人终于能够通过解构,间接与现代社会的权力对抗。《阿甘正传》消解了对于英雄形象的定义,昆汀在《低俗小说》中大玩暴力美学与碎片化,《暴雨将至》的环形结构,《枕边书》的女性主义...在这些解构中,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主流文化,被遗忘的亚文化也终于得到了伸展空间。
《第二性》中将男性定义世界的主体,而女性不过是第二性别,是他者,是客体。男性是这个世界权力的构成,他们有合法的叙事权力。父权规训女性的行为,让她们产生羞耻感,贞操观。走在路上,一个迎面而来的男性可以堂而皇之地“审视”女性,让女性产生羞耻而进行反思。“荡妇羞辱”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认为被强奸是因为女性太浪,罪不在男性。女性在父权的压迫下丧失了主体性,彻底沦为他者。女性主体性的丧失甚至可以从各种商业大片看出来,最受现代人所欢迎的电影,几乎都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去拍摄,解释。审美也是遵循着男性对力量的美的崇尚。女性无法逃脱他者的身份。
而后现代主义给了女性主义,给了所有被遗忘的世界一个反抗的方法:无需遵循现代社会,主流社会定下的规则。如果无所谓男女,那就无所谓主体客体;无所谓异性恋,就无所谓同性恋...主流社会的意义被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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