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真正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名士也需有人懂，名人也要有人教：每天三分钟，《一起来读世说新语》，写写你眼中名人的高下优劣。

34.3 与之同归|王衍

《世说新语·赏誉》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或云王戎语。

【译文】

太尉王衍说：“我认为裴令公精明开朗，超越众人之上，那不是一般见识的人呀。如果人死了还能再活，我要和他为同一宗旨努力。”有人说这是王戎说的话。

01 反思清谈，警示来者。

王衍平生喜爱夸夸其谈，没有留下什么名言，倒是临死前说出耐人寻味的话：“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我辈即使比不上古人，如果从前不效法提倡浮华虚无，合力来匡救天下，还可不至于弄到今天之步田地。”

王衍临死前，回头对人说：“唉！我们这些人虽然比不上古人，假使不推崇浮华清谈，合力匡正挽救天下，还可以不至于到今天这步天地。”

王衍死时五十六岁。

王衍这段话，既是对自己喜好清谈作出反思，也是对来者提出警示。

仔细思量，清谈误国并非王衍一个人的过错。

清谈，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期。

当时有很多太学生、士大夫评议朝政、针砭时弊，遭到把持朝政的宦官势力摧残与迫害，史称“党锢之祸”。

原为太学生领袖的郭泰，为了明哲保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

在言论禁锢之下，郭泰由清议转向清谈。

到了魏晋时期，尤其是司马氏集团执掌政权以后，“钳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

嵇康因为率性直言而招致杀身之祸，他的好友阮籍由于任诞谈玄得以安然无恙。

自阮籍之后，朝野上下盛行清谈之风，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清谈，不仅没有风险，而且名利双收，于是士人无不乐意为之。

不过，偌大的国家，仅靠司马家族是不行的，必须与士族共同治理，于是擅长清谈的名士纷纷进入朝廷任职，王衍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

王衍深知，清谈在当世颇有市场，一旦成为大腕，既为士林推崇，也会被朝廷看重，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所谓清谈，主要是谈玄。

王衍虽然以谈玄闻名，被当世奉为宗师，但名不副实。

史籍除了记述他推崇何晏、王弼“贵无”思想而反对裴頠“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找不到他对玄学有什么贡献。

然而，善清谈者未必有治国理政能力，一旦把他们推上显要高位，终究会误事或误国。

清谈，虽能欺世盗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尤其是战争，战争不相信清谈与名气，只相信谋略与实力。

对此，王衍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当司马越去世众人推举他为统帅时，他坚决推辞。

可是，紧要关头，你不担当也得担当，谁叫你平时名声那么响。

可惜，王衍毫无军事才能，当统帅不到一个月，就中了石勒的埋伏，把西晋的本钱败得精光。

死一个王衍其实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十万晋军主力毁在他手里，直接导致西晋的灭亡。

所以，后人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总会发出王衍清谈误国的感叹。

34.3 与之同归|王衍

西晋灭亡，后世认为名流显宦沉溺清谈、荒职废务是主要原因。

而王衍，正是首当其冲的罪魁。这样的论断，有三处评价最为出名。

第一、王衍总角造访山涛，与之相谈，山涛嗟叹良久，目送他离去，说：“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

还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山涛就看出王衍有让全国老百姓遭殃的端倪。

第二、为王衍被石勒俘虏，在遭遇生命危机时为自己狡辩，被石勒怒斥：“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王衍被俘虏时，司职太尉。

石勒认为他掌管军政大权，不能保存国家，罪无可逃。

第三、为桓温北伐，登高而叹：“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晋室南渡半个世纪后，桓温北伐，王衍仍旧是前朝覆亡被问责的首要对象。

无论生前身后，王衍逃脱不了西晋灭亡的口诛笔伐。

事实真是如此吗？

34.3 与之同归|王衍

02 坐而清谈，崇尚虚无，真的能使国家败亡覆灭？

我们不否认空谈废务对国家经营的负面作用，但反对将其害处无限扩大。

特别是，夸张清谈误国作用的目的，在于替某些人掩过遮羞。

司马炎，字安世，晋朝开国皇帝。

中国古人习惯为尊者讳。

皇帝有什么错误，不能指出和谈论。

实在要评论了，只能找替罪羔羊。

把皇帝的错误，一股脑塞到他头上。

祸害天下者，乃为臣者之罪，与皇上无干。

王衍，正是那个替人当挡箭牌的人。

真正祸害国家，埋下战乱隐患，令天下百姓遭殃、民族蒙受羞辱的人，是晋武帝司马炎家族和他那帮受宠功臣。

司马炎在建国之初，就埋下天下大乱的三大祸根，其中每一条，都可导致国家败乱，三条毕集一时。

第一条祸根，是恢复封建制，也称"分封制"。

司马氏以欺负曹家孤儿寡母，盗取天下。

为防止他人效仿，永保司马家万世江山，司马炎解除州郡兵权，分封诸王镇守四方。

凡大国将兵五千，中国将兵三千，小国将兵一千五百。

把国家的军事力量，操控在司马一家手中。

却不知皇室诸人，个个以天潢贵胄自命。

手中有了军队，野心膨胀，遂有争夺权力乃至皇位的妄想。

司马炎死后，中国陷入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中。

司马诸王称兵临朝，骨肉相残。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把那皇上储君轮流做，全然不顾生灵涂炭、社稷福祉。

司马家的内讧，耗尽中国的财富和军力，遂给匈奴可乘之机。

两京陷落敌手，两君青衣行酒，岂不是咎由自取？

封建制为上古制度，不适行于大一统国家，已是非常明白的事。

刘邦反项羽之道，先剪除异姓王，再剪除同姓王，所以能保有数百年江山。

曹魏遭逢乱世，明帝英年早逝，给司马氏窃权之机。

没想到司马炎一统中国之后，处处以小人之心计量，害怕家族夺取皇权的故技被重演。

因此天听独断，逆流而行，重启封建之制。

中原百年祸乱、夷狄横行，不正是司马炎导其祸源？

第二条祸根，是选择弱智继承人。

皇位继承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优秀的继承人，可以开创预想之外的繁荣。

中等的继承人，可以继承和维持现有基业。

可司马炎，偏偏选择了一个弱智来当皇帝。

和峤有劝谏：“恐太子不了陛下家事。”他不听。

卫瓘抚摸他的龙椅，叹息：“此座可惜。”他假装听不明。

张华回答：“明德至亲，莫如齐王。”被外放幽州。

作为一个有正常智商的人，晋武帝看不出太子弱智，甘受妇人奸佞荧惑，让人费解。

弱智黄袍加身，祸害甚于暴君登基，暴君祸害，无非一人之不喜，弱智甘为傀儡，被轮番摆弄，逞意得志的，何止一人？八王相戮，自是司马家事。但天下百姓无辜受殃，中原大地被五胡肆马蹂躏，能不追究肇端者的责任吗？

第三条祸根是开启荒淫奢侈、法纪废弛之风。

何曾对儿子说：“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诒厥身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司马炎统一中国之后，再无心治理国家，专图满足淫欲之望。

下诏征集天下美女五千人，以充后宫。一时满院娇芳，无从择取。遂驾羊车，随其所止而定侍寝。

王济和石崇斗富，司马炎非但不制止，还自得其乐参与。

皇帝导其风，臣下顺其势。

何曾、和峤，“日费万钱，无从下箸”。

王戎爱财如命，常手持牙筹计家财。

作为开国君主，司马炎非但没有旰食宵衣，日理万机，谋划万世宪章；反而以身表率，开启腐败荒淫的风气。

司马炎不务正业，属下有样学样。

荀勖担任中书监，自己不办事，让儿子荀组代起“书诏草”。

华廙担任中书监，借口保密，也让儿子华荟起诏书。

这种只挂其职、不任其事的作风延续下来，晋惠帝时，傅祇担任中书监，同样让儿子傅畅“书启事”。

上梁不正下梁歪，据此可推知下面官吏如何行事。

更嚣张跋扈的是，石崇身为荆州刺史，为了聚敛钱财，竟然劫掠行旅。

以官做贼，知法犯法，可谓无法无天。

如此国家，能不灭亡，才岂有此理。

因此，西晋灭亡，在司马炎“应天受禅，创业垂统”时已埋下祸根。

后来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不过祸患暴发而已。造成“神州陆沉，百年丘墟”，是司马炎犯下的大罪。

其宠臣如贾充、荀勖、王浑、何曾、和峤、王济、王戎等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

我们之所以那么严厉地追究责任，是因为他们建立的西晋王朝，是一个没有给华夏民族带来什么文明贡献的政权，但却给这个民族带来莫大的灾难和耻辱。

王衍的最大罪过是“祖尚虚诞”，荒职废务，而且，他还是人们效仿的对象。

可是，对照前述所言三条祸根，别人是实打实地跟权力和兴衰有联系，而这边厢却看不出跟国家灭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

即使清谈对国家经营有负面作用，王衍也不是开风气的人，荀勖、华廙、傅祇尸位素餐，哪个不在他前面？

王衍只是在八王之乱中后期，才进入权力中枢，他也只一个是徒手书生而已，受制齐王冏、成都王颖、东海王越。

只不过后来，那些王都死光了，王衍才被推出来。

34.3 与之同归|王衍

想不通这样一个人，竟要承担西晋灭亡的最大责任？

我们替王衍辩解，并非要帮他开罪。

王衍空口虚谈，私谋己利，曲媚石勒，都是值得批评和鄙夷的。

只是，要承担西晋灭亡的责任，恐怕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还原事实，探求真相，是我们努力寻求的。

苏辙说：“何晏、邓飏导其（玄学）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

其实，玄谈和文章乃虚务，何曾兴旺过国家，也何曾覆亡过国家。

【评价】

陶弘景：

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