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回老家，总能听到一些陌生又熟悉的事情:
谁家的老人死了，得的癌症；
哪家的男人出车祸了，肇事者逃逸了；
哪家的孩子就是中，考上了名牌大学；
谁家的闺女出嫁了，婆家可有钱……
家乡就像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总是絮絮叨叨地谈论着村里最新的“大事”。
长年在外上学不回老家的我，每当听到村里婶子，奶奶们谈论这些的时候，总会多问上一两句，然后强行地从我碎片化的记忆中，模糊抓取，逐渐匹对。每次聆听过后，总有一种魔幻现实之感。
2019年春节，我再次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1月13号晚，父亲开着车，载着我回老家。
村里黒透的夜，冷寂无比。透过车窗，我欣喜地打量着许久未回的家乡。
水泥砌成的水渠，在车灯的照射下白的发亮，那是我小时候和伙伴玩耍的常去之地，村里水泥路的两旁是各家的楼房，二层的半封闭式的洋楼，还记得，那是2004年左右兴起的楼房样式，一时间，大家都照这模样修整自家的庄子。那个时候，谁家要是盖了这样的楼房，一定是条件不错的户。可近七八年，这样的楼房已不再稀罕。他们已经想开了，以后孩子结婚还得往城里买房，把老家的庄子修的再好，以后还是空楼一栋。果真，现在村里这样的房子平时都是空着，只要逢年过节才会回来。
拐过路口，忽然一面白墙赫然出现，上面绘着各色各样的戏曲人物，有沉静端庄的青衣，有俏丽活泼的花旦，有舞刀弄枪的刀马旦，有儒雅的玉面小生。“爸，咱们没走错，这是咱老家吗？怎么修整成这样了？”“是啊，就是啊，上头听说有个政策说要把咱村建成一个戏曲文化村，所以村里干部就出钱翻修了翻修。”“哦——，这样啊，。咱们村还挺有想法的”我诧异到。白色的墙体上面砌着一排灰青色的瓦，墙体呈150度向外扩开，通往村委的路口一下子开阔了不少，比起之前，大气多了。车子向里开去，才发现这条路上全部都翻新了一遍，白晃晃的墙在村委大院灯光照射下甚是亮眼。
争斗
“诶，听说某，老陆的儿子也被抓进去了”
“啊，谁，老七的儿子？他咋也进去了？”我妈妈吃惊问道。和妈妈说话的是村头的婶子，她一向消息灵通。
老七也就是陆老七，村里人有人叫他老陆，有人叫他老七。陆老七按辈分我应该叫他爷。说叫他爷，其实他也才五十多岁，是村里赫赫有名的事儿上人（成事的人），他早些年就接手了村里的石子场，石子厂规模大，各种设备，机器一应俱全，两年前又搞了一个大型的羊场，后来亏本后，又开了一个豆制品加工厂，据说制作手法学徒总是是掌握不好，豆制品老不成形，至于现在经营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
我对陆老七的事迹印象最深的是：有年春节回老家，听村里老人说他玩牌输了几十万，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家有钱照样还是有钱”记得老人们的原话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印象也只有一个：有钱，敢花钱，敢扔钱。
‘’他儿子怎么也进去了呀？”妈妈吃惊的问，“听说是在隔壁村接手了一个石子厂，被举报了，当晚就进去了…….”婶子半遮着嘴巴小声说道。“呀，这大过年的，他爸爸年前才进去，这他儿子可又摊上这事，哎，这年，他们家还咋过……”妈妈叹着气说道。
陆老七的进局子的事还得从年前村里选举说起。
村里一直存在两派，两派之间明争暗斗。18年夏，村里再次选举。村支书候选人有两个，王建峰与冯国涛。据村里的人说，冯国涛，县政府有人支持，村支书之位，他势在必得，选举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王建峰当选为正支书，冯国涛为副支书。在村里，副支书是没有一点实权的，冯国涛当然对此结果耿耿于怀。但揪不到对方的小辫只能忍气吞声。
恰逢二队和五队要选队长，队长的选举需要村委相关干事去监督。村支书王建峰派自己手底下的村委干事许建良作为选举负责人，去五队监督相关事宜。可副支书冯国涛正是五队的人，在五队，冯家是一霸，队长的选举其实早已内定，只是走个过场而已。队长选举当天，五队冯家对徐建良这个外人的到来厌烦至极，处处给他甩脸色看。
“爹，快来吧，冯国涛他们一竿子人快把我打死了，快来吧，啊啊——”许建良哭咧咧地给他父亲打着电话。
他父亲听到后，立马一声电话叫来了他们那一门的干事儿的主。听村民说当时一旗子人操着家伙汹汹地开往五队。场面一度混乱，双方打得头破血流。
“知道吗？老五肋骨被打折了三根，冯国涛那边赔了他20多万，啧啧，看这上算不上算……”。“咦，老七才不上算呢，你说关你啥事，你一个搞企业的就专心搞企业，无论选了谁不都得打点嘛，非掺和着去打架，那不是想惹事嘛，怎么，有钱就非得出风头吗，这可好，把自己给搞进去了。”“是啊，老七这次太不明智了，听说被判了三年，还被列进了村霸的名单，哎，三年呐！”村民们交耳谈论着，摇头离开。
选举的事热闹了几天最终归于平静。冯国涛因参与聚众打架，副支书一职被免去，许建良这一帮人虽是帮着王建峰这边，但打架当天，王建峰愣是没抬一根指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乡政府相关调查人员想办他，也抓不到一丝一毫理由。
整个争斗过程下来，王建峰成为最大受益者，而陆老七却身陷囹圄。
营生
自从村里开始实行戏曲兴村政策，各种文艺活动接连不断，村里几个负责人开展了扇子舞，戏曲串唱等演出活动，村里大妈们都争相报名。听隔壁家的嬷嬷说参加文艺演出的人都有补贴，这些人正是冲着这几百块钱的补贴去的。
年后这几天，几乎每天晚上村委门口都灯光通明，由于年还未尽，再加上村里今年经济形势不好，全村的劳动力几乎都待业在家。每天晚上，村委门口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表演并不是说有多好，只是村民们喜欢这种锣鼓喧天的热闹感，似乎只有这种热闹感可以填补白日无所事事的空虚感，但谁又不知道这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呢？繁华过去，终究要回归柴米油盐，文化上暂时性的繁荣能填补经济上的空虚吗？
记得前几年，村里流行跳广场舞，可广场舞在这两年里也逐渐衰落了，看的人越来越少，跳的人也逐渐减少。一个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强盛，文化需求也必然随之提升，可这两年村里的经济已然停滞。
村庄就像是一池温水，长期的煮泡下，毛孔张开，四肢松软，早已没有了走出去的力气。
社会学上所讲的农村空心化与我们村的现状毫不搭边。自建村以来，村里就没有外出打工的传统。相反人口更加集中稳定。村里一部分人是在附近的煤矿，电厂上班，他们大半辈子都在干这同一份工作：从毛头小伙到中年大叔，他们用这份稳定且可靠的收入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供养了大学生，在城里买了房；另一部分人主要是经营货车，他们买的大都是前四后八的大车，（前四后八指的是轮胎）用来拉各种料。村里有钱人早些年正是通过凿山开矿先富起来的，他们的创业史不用村民过多讲述，那一座座被挖去心脏的山正是他们发家致富的铁证。
近几年村里的矿山，石子厂被人多次转手，大概是出于近几年环保抓的太严的缘故，然而每次转手都有人接手，并且都能卖出高价。因为，开山挖矿在村民的意识里，是发家的资本，地位的象征。
葬礼
“知道不，大苟死了。”
正月十九早晨，我陪奶奶出去遛弯，半道上碰到了赵姥姥。“知道吗，香莲，大苟死了”赵姥姥对奶奶说。“啊，咋会呀，昨天大苟老婆还说从医院拉回来了，能吃半碗饭呢。”“哎呀，那是对外的说辞，今天早上咽气的。”两个老太太像是在讨论着一个霹雳般的消息，惊愕，担忧，恐惧氤氲在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脸上。
村里的人对“死”这个字是毫不避讳的，不会用各种隐晦的词代替，死了就是死了，干脆利落，落地出声。不是因为民风野蛮，而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大概十年前，火化政策强制推行。记得那个时候，前街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因病去世，其家里人半夜偷偷把老人埋了，结果第二天就被人举报了，政府相关办事人员强制要求其家人把老太太挖出来，拉去火化。听奶奶说当时那家人呼天抢地，苦苦哀求。“闺女啊，你还年轻不知道，老人最怕的就是留不下全尸，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呐，那人已经下葬了，怎么能再挖出来，而且还是用大钩机呐，这简直是坏良心呐!”
记得那一段时间，村里老人们个个人心惶惶。他们谈论着死亡，谈论着尸体送进火炉，谈论着关于死亡的一切事。然而今年春节回老家，却意外听说现在放宽土葬政策，因为火葬对环境污染太大。
晚上六点多钟，村东头，哀乐响起，喊丧仪式开始。
“鸣炮，奏乐”喊丧老先生嗓子极有穿透力，声音高亢宏亮，短促有力。
“一叩首……
“落杖”
穿着白色孝服的孙男嫡女们按照喊丧先生的指令行使着的一系列的繁冗礼节。幼年时观看葬礼的记忆渐渐地如潮水般漫了过来，我向来对一切仪式化的东西心存敬重，白色的长袍孝服，缠绕着白纸条的柳木棍，呼天抢地的哭丧……所有的这些都在努力地证明一个人曾经存在过。
晚上十点钟，夜完全静了下来。我再次爬上楼，村东头，灯如白昼。一个彩色大花圈规规矩矩地倚靠在墙头，纸扎马仰天长嘶，威武无比。一种冷寂感袭来，我匆忙下楼，斜眼看到了阴森森树枝中间，一颗星星斜斜地钉在夜空中。
2月26日，收拾行李，离开老家。
听邻里间婶婶们说厂矿的形势太差劲了，环保工作强抓不懈，今年估计还要在家歇半年。他们咬咬牙，决定出走，离开这个温水煮青蛙的生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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