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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老妈身体抱恙，不得不住院治疗。虽然我们尽心守护，但老妈年龄大、体质弱，病情起起伏伏，她的脾气也随之变差，我们难免觉得心力交瘁。
恰在此时，一本集史铁生、余光中等23位大家之作的《心安即是归处》来到我的身边，在陪床的零星空闲时间里，我随意翻阅，竟然在书中找到了力量。
本书由读者出版社出版，书中遴选了《匆匆》、《扶轮问路、《宴之趣》、《对照情境》、《猛虎与蔷薇》等38篇传世佳作。众位大师从世间的情义、读书之乐、孤独之美、生活乐趣、生命智慧等几个角度，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大师们保持着一颗未泯的童心，随性而自然，他们无惧无畏，不怨不艾，不争不辩，用文字作为桥梁，向世界传递了他们内心的坚定——心安，便是灵魂最终的归宿。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据我多年陪伴老妈住院、治疗的经验来看，其实陪病人是真的苦。一来是身体的苦，二来是精神的苦。身体的苦自不必细说，精神的苦则又分两种。
一种是来自病人的折磨。病人被疾病折磨，身体难受，这份难受无处释放，难免拿身边的人出气。此时越是陪在身边，越是平时与其亲近之人，越是容易躺枪。可是面对生病的亲人，我们怎么忍心再伤害他们？多年的教育也让我们深深明白，不该对病人做什么逾矩的事。
可是心中的那份委屈，始终无法宣泄，经年累月下来，很多人就渐渐忘却初心，渐渐变了模样，孝子不再孝，和病人互相折磨。
另一种则是对自身的无力感。当亲人病入膏肓，任世界医疗水平多么先进，任你多么孝顺，都无法挽留住亲人的时候，当你眼睁睁看着生命力一点点从亲人身上流走的时候，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是最击溃人心的。
彼时，我正受着这种折磨。忽看到梁启超先生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责任。
在我看来，人生最大之事不过是生死，而梁先生说：“老、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反而是应该做的事没做，应该负的责任没有负起来才是最苦的。
比如答应人的事没有办、比如欠钱没有还、比如得罪了人没有赔礼，只要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良心就会受到责备。它会日日追在你身后，至死都不得安宁，这不可不就是人生至苦么？
也许你要问，如果是这样，那每天都会有责任落到头上来，岂不是永远都是苦日子？
梁先生又说了，当责任完成的时候会是最快乐的时候。因为责任就像重担，一旦完成，就会“如释重负”，其轻松愉快无法言表。所以责任和快乐是阴阳两面，责任越多，快乐越大。
这有点像古人练习轻功，会绑两块沙袋在腿上，每日里负重奔跑，苦不堪言。然而当功成之时，去除沙袋，将会一跃而起，登时身轻如燕。
这么一想，我便豁然开朗。照顾老妈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应当做、目前也有能力做的事。如果我现在懈怠了，必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我现在坚持住了，每日里不把它看成苦，那么就只剩下乐了：毕竟我还有老妈在。
苦中才有乐，吃得苦中苦，方享乐中乐。
这边厢，老舍先生在《怎样读小说》说：“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得说；它绝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撑门面。”那边厢，汪曾祺先生就在为老师沈从文写的书评里说：“他从来不用生造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用的是人人能懂的普通词汇。”
汪曾祺借夭夭的口，夸奖沈先生的作品：“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让我想起蔡澜先生说过：“死后几百年，还有人看你的作品，才叫有文学价值。”，不由得暗暗点头：原来文字应该这么写，大师们的世界果然是共通的。
看老舍先生养花，他说自己不养名花，如果名花生病要死，他就非常难过。所以他只养普通的花，花开的大小不论，只要开花就高兴，又让我感觉找到了养花的知音。
看郑振铎先生描述自己怕赴宴，怕遇到生面孔，所以他赴宴的时候会张大眼睛找熟人，找到了就和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不禁哑然失笑。
看史铁生说有一次和柳青一起，去参加春雨编辑部的作家聚会，那栋小楼的木楼梯又窄又陡，一群青年作家们喊着号子，把他连人带车抬上了二楼，他们的热血激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人生是一场单向的旅行，路上荆棘与蔷薇并存。大师们纯净的文字，让我们的心灵获得滋润，既能微笑也能痛哭。他们深邃的哲思，如同夜空的明星，引领我们在纷纷扰扰的尘世间，寻得勇气，可以从容与自在地在世界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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