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规律。
分权的目的是适应现实社会的分工多元和利益多元，有效的分权能有效调动多元社会的活力与效率，快速提高社会发展程度。
但分权除了之上的好处，还存在与内斗的负面问题，毫无节制的内斗往往最终消耗光社会内部的资源和潜力。从而使国家和社会面临重大危机，因此针对分权体制带来的内斗恶果，任何政治成熟的政治体制都必须要有一个更高一级的，具备对分权制度架构全面制约的集权权威来遏制内斗的无节操发展趋势。
这从宋明与元清的历史对比上有明显显示，宋明集权权威能对分权士人集团进行有效制约的时期，国家社会发展尚且可以，但是集权权威一失，分权体制的内斗迅速掏空社会内部，成为亡国的主因。
而元清作为非汉族主导政权，基于民族因素，在政治体制结构设置上，就将主体民族基本排除出最高权力分享范畴。也就是在主要方面放弃了宋明内部分权的制度模式，而更接近与更单纯的单一集权模式。实践结果是，虽然其制度内部的分权内斗大部被消除，但是面对社会多元化进步的历史现实要求，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无法有效调动社会自身发展的主动性来满足客观需要，而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发展速度的严重落后。这就最终出现，即便清朝各代皇帝都很勤勉，但是无法在体制上有效调动各多元要素，促进社会进步，从而在最终，整个社会整体性落后与西方竞争者，从而导致亡国被西方蹂躏的命运。
同样西方现代民主发达社会与民主阵痛、民主失败国家的对比也是如此。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自身很难生成自我的政治权威性。这从所有民主阵痛、民主失败国家都可以看到。因为如果民主制度能自生出集权权威，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就不会出现阵痛、失败等结果。
但是西方民主发达国家自身却不失自己的政权集中和权威性。因为这个集权权威性不来源与西方民主制度架构本身，而来源与西方近现代实践的整个历史。资本主义早期的海盗、鸦片贩子、人贩子、殖民地斗争（最高程度发展到一、二次大战）历史，以及带来的自身社会进步，领先他国奴役他国的历史，才是确立西方民主发达国家的集权权威性的根源。美国人民畏惧警察，世界人民畏惧强权，才使得西方的政治体制具备了权威。因此我们就看到，当西方用自己的权威打烂别国的权威，移植完西方民主体制之后，这个体制不自生内部集权权威，没有自身集权权威的压制，西方民主分权制度的内斗恶象迅速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家，斗争急速恶化内部政治生态，迅速掏空社会。让社会持续阵痛中。另外一些移植西方民主的国家，面对恶斗不止的现实，不得不回到他们传统权威集权模式之下，与西方民主分权制度割裂。用传统集权权威来压制西方民主分权的恶性内斗。比如泰国、埃及重回军管就是如此。由于这些传统集权权威模式与西方民主分权制度格格不入，使得这些国家调整政治制度，实现有效政治治理模式调整的方式方法变化显得异常不协调。使得各方都显得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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