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状元对话高考恢复四十年：“既得利益者”视角下的高考制度

跨代状元对话高考恢复四十年：“既得利益者”视角下的高考制度

2016年的高考状元潘丹阳说：我是高考的既得利益者。

高考恢复四十年了。

四十岁是“不惑”的年纪。

对于高考来说，它是否真的走到了不惑的阶段？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许多被热议的教育话题，例如高考改革，例如天价学区房，例如衡水中学入驻浙江……归根结底，这些争论都是高考这一场考试引发的蝴蝶效应。而从频繁的热点中，我们可以回答上文的问题：恢复运行了四十年的高考制度，还远远没有“不惑”。相反的，它的问题还有很多。

在高考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被称为高考状元。在别人眼中，他们是高考制度选拔出的“天之骄子”，熟悉高考制度如何运作，以及在这个制度下如何取得成功。正如2016年的状元潘丹阳所说，他是高考的既得利益者。

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找到了六位不同年代的高考状元，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6年。他们站在四十年的时间点上，回溯了自己的高考生涯，以“既得利益者”的角度聊了聊高考制度和中国教育。

（一）历史老师

多年以后，再次提起高考，陈华最感激自己的历史老师。

1981年高考出分的那天，在石家庄市河北师大附中，17岁的陈华知道了自己的高考结果——河北省外语类状元。从小习惯了考第一名的陈华对这个结果不意外，她还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

直到陈华得知自己的分数是被改过的。

陈华是从历史老师口中知道这件事的。历史老师提前知道了她的历史成绩。基于对自己学生水平的了解，那是一个不能被接受的数字。他没有选择告诉陈华，而是直接去查了她的历史卷子。果然，分数被算错了。

他把陈华的成绩改了回来。

陈华至今也不知道前后相差了多少分，她的老师也没有告诉她查分时的细节。在这件事发生将近四十年之后，她现在只记得，在历史老师的帮助下，她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分数。

这是一个在如今的高考严苛规则中不太可能出现的场景，但在高考恢复的第五年，它确确实实发生了。而在当时，高考被视为一件影响后半辈子命运的终身大事。陈华的命运就这样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峰回路转过，因此她会觉得，没有历史老师，“我现在就不会是这种生活状况”。

陈华现在的生活状况很容易概括：定居深圳，任职于一所高校。

高考之后，陈华去了南开大学，因为“北大当时没来石家庄招人”；作为外语类第一，她坚持选择了自己擅长的英语专业。陈华的班主任反对她的这个选择，作为一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坚定拥护者，他觉得好学生应该去学数理化。

历史的进程站在了陈华这边。“当时谁也不知道（后来）英语会变得这么重要。”

后来英语在中国的“野蛮生长”早已被人熟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英语迅速上位，它超越了数理化，成为一项真正“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必备技能。

在这股延续至今的英语热中，陈华则做着英语教学相关的研究。现在再回头看，她觉得自己的决定还是正确的。

（二） 意外录取

陈华做过的另一个决定是研究生毕业后南下深圳，在1988年。伟人画过圈的地方，经过将近十年的开拓，正生机勃勃大有可为。

陈华到深圳的第五年，也就是1993年的夏天，云南边境线上的一位年轻考生也为自己画了个圈。不久之后，他将成为云南省临沧地区的文科状元。

在那个先填志愿后高考的年代里，沈健平在中国地图上圈出了四个地方：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只有这四个地方的大学才能出现在他的高考志愿表上。或许是家乡在地图上的位置实在过于偏远，他填报志愿时优先考虑地域因素。北京上海，大城市不必多说；西安，文化古城名校众多；至于广州，他的想法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所以广州和深圳这一片应该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桥头堡”。

他选了这四个地区中法律和经济专业比较好的大学，原因也与大环境息息相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这两类在当时属于热门专业。

画了圈的蓝图被一张名为“提前批录取表”的薄纸割破。沈健平清楚地记得，转折发生在回校交志愿表的那天下午。在教室里，他看到同桌在填写提前批录取表，准备报考国际关系学院。

同桌领了两张表，一张写，一张备用。填写完毕，备用的纸没用上，同桌顺势就把它递给了沈健平。而沈健平翻了翻提前批招生目录上的学校，也就顺手在表上写下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几个字。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所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支持下、由中国共青团建立的高校，曾被戏称为中国共产党的“黄埔军校”。在当时的沈健平眼中，它是“神秘的”、“高端的”、“出来之后从政的”。

按照高考的录取规则，考生的成绩一旦达到提前批学校的要求，即被提前批次录取，不再参与普通批次招录。因此，在录取顺序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排在了清华北大等一众名校的前面。

高考成绩出来后，同桌没有考上国际关系学院，而身为状元的沈健平，被中青院法学专业录取。

二十多年后，沈健平依然对这个意外的结果感慨颇深：“大概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之前仔细考虑过填的志愿表等于彻底没用了。”他后来才知道，以当年的分数，他能选择除了北大某个专业外的全国所有文科专业。而和沈健平一同被这所学校招录的，还有许多当年各个省市的前几名。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和沈健平一样，无意间填报了这所学校。

“我觉得决定人生的就那么几步，第一步就是高考，在茫然中做出的选择。”如今的沈健平在中青院做行政管理的工作，接触过一代又一代从高考大军中厮杀而出的学生。在择校的这一步，他们和他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而原因或许相似，或许不同。

不过今年他可能见不到新学生了。他待了二十多年的母校，将“正本清源”，停止本科学历教育。正本清源，意为从根本上加以清理整顿，近义词是“拨乱反正”，这个词出现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微信公众号关于停止本科教育的官方公告中。这个词也或许暗示着，沈健平和他的学生们，在高考后填的志愿，其实是个“美丽的错误”。

（三） 留学前后

“高考填志愿，就是一种你以为你知道，但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这是沈健平对于自己1993年填志愿时的评价。那时的他觉得法律会成为朝阳产业，但大学毕业后，当理想照进现实，他没有走这条路。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十一年后的马旻，她是2004年南京市理科状元。

跨入新世纪的高考规则相比起1993年有了长足进步——先出分，后择校，这样的方式显得更加人性和科学。

因此马旻要处理的问题就简单得多，清华或北大，这道选择题看起来更像是“幸福的烦恼”。对于她的中学老师和父母来说，能上清华北大就是成功，至于下一步，选什么专业，未来如何规划，似乎是从未深入考虑过的问题。

用马旻自己的话说，她选择北大的城市规划专业“完全凭自己的冲劲”，加之建筑师爸爸“有限的影响”。按当初的想法，她将按部就班读完这个专业，然后进入设计院工作。

本科毕业后，马旻感到“在北大已经玩了五年，玩得差不多了”，想“换个地方看看”，就去东京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渊源深远，其中最出名当属鲁迅：一百多年前，鲁迅到日本学西医，深感学医不能救灵魂，弃医从文了。一百多年后，马旻到日本深造城市规划，然后也放弃了它，转而做起了基础教育。

现在的马旻在猿辅导担任中学数学产品中心负责人，而不是高考之后认定的进入设计院工作。

她将转变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在日本看到了“教育的力量”——即在考试之外，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日本的升学考试同样竞争激烈，但除了成绩之外，马旻能感受到教育另外的成果。在日本客流量最大的新宿车站，她看到一群出游的幼儿园孩子等车，他们无需老师大声命令，齐刷刷地就坐到了地上，坐成了一个正方形方阵；马旻独自去京都旅游，深夜找不到旅店，手机又恰好没电，她寻到一家杂货铺问路，老板娘一开始指错了方向，发现错误后追了马旻一路，一定把她找到后再领着她去了旅店。

以上两件事是马旻留学期间体验到的日本国民素质的剪影，她把这归结于多年来基础教育的功劳。

凡事有对比才见差距。反观到中国，马旻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以高考为唯一目标，就像一场大型的KPI考核，什么样的人会被认可、什么样的人是胜利者，都可以被清晰界定——成绩是唯一的价值导向。至于其他的，诸如如何树人、如何将人培养成“真正的人”，则在成绩的考核压力下，被忽略了。

这样的想法源于马旻的兼职培训班老师经历。她会发现，班上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却很自私，“同桌流鼻血，他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看书”。但在成绩这个KPI的导向下，马旻不得不做些违心之事：“我还是要继续表扬他、让其他孩子向他学习，就因为他英语每次都念得很对、数学做得很快。大家只看重成绩。”相反的，一个被马旻形容为“灵魂特别可爱”的四年级女孩，会在下雨天等马旻下班、送马旻去车站，然后在有一天告诉马旻，因为成绩不好，父母觉得她读书没出路，准备把她送去一所环境糟糕的学校。

“她到了那样的学校，就可能会变成从精神到各方面都很糟糕的小姑娘，但明明她的本质那么不错。”

是留学前后的反差感让马旻重新规划了职业。从日本回国时，或许没有鲁迅那样“救中国人”的宏图壮志，但她还是想在现有的规则下，“为教育做点什么”。作为高考状元，高考体系下的成功者，她转换了在其中的身份，从受业者到授业者。借国内互联网的潮流，她在猿辅导做起K12在线教育。

最近马旻在和同事探讨把高考中的数学改成编程的可能性，同样是考察逻辑能力和智商，她觉得编程能让学生在完成分数这个KPI之余，还可以学到些实用的东西。同事会认为这个想法有些天真，因为在贫困地区，学生可能连电脑都没摸过。

对于基础教育，马旻有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时，她当年在北大的同学，很多在北京的各级规划局任职。他们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是写文件和盖章。

“城市规划这个事情，在中国比较复杂。你想，给中国的城市发展拍板的，往往不是学城市规划的。”

这可能是马旻转行的另一个理由。

（四）生命体验

和在规划局工作的同学相比，马旻觉得自己转行是正确的。做在线教育，热爱，有趣，有意义，收入也颇为可观。

除了没有北京户口。

这个“劣势”让她的孩子可能无法在北京享受优质的教育，进而可能意味着，在未来的高考大军中，孩子的起点已经落后。

孩子将来的教育问题，马旻还没想太多。

但比她小6岁的夏天已经考虑过另外一种可能性：不让孩子参加高考。

这位山东潍坊市2010年文科高考状元、2007年中考状元、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同时也是马旻在猿辅导的英语老师同事，可能并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参加高考。

“高考状态下的人太忙碌了，无论孩子还是家长，那不应该是一种生活常态。对于十几岁的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好的成长和生命状态。”当夏天十几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反抗这种状态：不想上晚自习，就偷偷溜出学校，去逛街，逛累了就回家。而妈妈会对她说，难得出来逛街，应该叫上我一起。

现如今，身为清华哲学博士，二十几岁的夏天开始阐释和提炼自己的教育观。她追崇生命体验型的教育，并引用柏拉图的话阐明立场：教育是把火把点燃，而不是把水桶灌满。

显而易见，夏天眼中的高考并不符合她的教育观。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夏天看来，现有的高考制度只有对生命的限定和束缚，而缺少了在限定之中发挥的余地。

夏天的父母则给予她极大的自由。除了支持她逃课逛街，从小到大的学习规划也完全交由夏天自己安排。高中的时候，她觉得老师上课大多是在灌输，就自己整理了一套学习方法，考完试之后觉得“自己对高考的很多预判，比老师要准确”。

但夏天可能不会延续父母的轻松教育了。她说，她会更有规划性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规划？“这需要看将来孩子的性格特点，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优先考虑孩子的感受。”

说到底，又回到了她的“生命体验型教育”上。

（五）盛名之下

在成为2016年贵州省理科状元后的几天里，潘丹阳就经历了一场神奇的生命体验。

在毕节回贵阳的路上，他遭遇了一次撞车。

时间回拨到三天前，2016年6月23日凌晨，贵州省高考成绩出炉。在接下去的四天里，清华和北大，两所中国顶尖高校，在贵阳和毕节两地，为了潘丹阳多次碰撞。

6月23日凌晨零点，潘丹阳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数，717分。

不到5分钟，清华招生组的老师打来电话庆祝，然后连夜把潘丹阳父子接去了招生组入住的酒店，直奔主题：邀请潘丹阳报考清华。

第二天一早，北大招生组找到了潘丹阳。

潘丹阳表示考虑一个礼拜后答复。

第三天，潘丹阳父子因事从贵阳去了毕节。清华招生组也从贵阳到了毕节，催促他做出决定。

第四天，北大招生组跟到了毕节。

潘丹阳实在不好意思拖到一个礼拜后了。他把两校招生组的老师请到了同一个房间里，当面作出了决定。

“胜利”属于北大。

然后他和北大的老师同车回了贵阳。下高速的时候，被后面的车撞了。

万幸的是人没事。

潘丹阳把这样突兀的“抢人”评价为“一件伤和气的事”，而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状元头衔。但他也知道，这又是一件作为省状元必须要经历的事——近几年的省状元们，大多都有类似的遭遇。

除了“抢人”，还有媒体的惯例采访。成绩出来那几天，在极短的时间里，他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时隔一年之后，他觉得当时多数的采访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是为了报道一个每年都会重复的新闻，我们这出了个状元，状元长啥样，然后就结束了。其实根本不了解我平时是什么样子。通过这类问题，也不可能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

在信息化时代里，相比起早些年的高考状元，潘丹阳这一代状元们的名声传播得更广，作为阶段性的热点人物，他们的举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状元的盛名之下，利益和争议相互碰撞、共存。

潘丹阳得到了北京大学共计10万的奖学金。他还和同学卖笔记，一共赚了几万块钱。这些钱大多被他用于日常开销。

不过潘丹阳的另一次卖笔记经历就没有那么顺利。他和另外5位省状元在网上拍卖“状元笔记”的行为受到了质疑。他们的各科笔记被标价500-3000元不等，最终一共只拍出了3份。有人在网上留言，说他们“想钱想疯了”；有网友“人肉”了状元的个人信息，导致3位状元退出了这个活动。拍出的3份笔记中有一份是潘丹阳的化学笔记，标价1000元，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这份笔记最终也没能卖出去。

潘丹阳觉得自己体验了一把“流量担当”的滋味：状元的名声带来诸多的赞美和利益，也同时带来等量的诋毁和麻烦。“有的人觉得你很棒，很崇拜你；也有人不服气，想要击败你；甚至有人会说，不就是状元嘛，反正也是高分低能。”潘丹阳疏于去评述各类观点，因为他觉得“说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也因此根本不需要去争辩。

不过，潮水来得急，去得也快。当暑期落幕，高考的热度也随之迅速消散，潘丹阳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和潘丹阳一起参与这次拍卖的还有2016年贵州文科状元林中文，她最终把自己的拍卖所得捐给了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林中文把自己经历的这些“状元经济”解释为经济学中的“超级明星”效应。在教育这个领域中，她和潘丹阳都是超级明星，影响着学生和家长做出选择。

与潘丹阳的顺其自然不同，林中文很享受状元头衔带来的影响力。“这个头衔时刻告诉我，我是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优秀成果，我怎么样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教育体制怎么样。所以我会更加努力告诉大家，中国教育体制的优秀成果，不只有书呆子，也可以是会玩会学、有趣酷炫、有社会责任的学霸。”

在所有同届的状元中，林中文在社交媒体上最为活跃：开了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认证，会时常策划些小视频和文章，主题大多围绕高中学习方法。她的微博目前有近4万的粉丝，微信公众号文章的点击量稳定在3000-4000之间。据她说，这些自媒体都是她自己在运营。

“我非常享受成为一个有积极影响力的人，很高兴状元头衔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六） 高考天问

站在高考恢复四十年的节点上，六位跨代状元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高考往事。

最终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高考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或者说，高考还能改变命运吗？

把这个问题抛给不同年代的状元们，他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无论是1981年陈华的历史老师、1993年沈健平的提前批录取表，还是2016年潘丹阳在毕节做出的决定，这些在高考制度下才会发生的人、物、事，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人生。

在潘丹阳看来，比起他的父辈们，高考对他们这一代的人生影响会更大。“我爸年轻时是国企工人，读完大学之后，又接着回去上班了。在那个年代，改变自己的职业很难。爸妈是老师，你以后也就当老师，爸妈是工人，你也去工厂上班”，他从职业的角度，考虑了高考带来的影响，“到了我们这一辈，企业都从你的学历开始评价你，从学历倒推到大学，从大学倒推到高考成绩，然后就结束了。相当于你的后半生就是从高考开始的。”

夏天把高考改变命运的方式归结为一种“环境决定论”：环境造就视野和机遇，进而造就人，而高考决定了把人带到哪个环境里。高中毕业7年之后，她仍在读博，这在清华大学的环境中并不算什么，但她很多的高中同学，早已工作、结婚、生子。这两者并没有高低好坏的价值判断，正像所有参加过高考的人都学过一篇诗歌，名叫《未选择的路》，诗中写道：“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另一个关于高考的疑问是，高考公平吗？

在七八十年代，陈华从未想过自己不参加高考会是怎样。她的父母是归国华侨，她从小在河北师大的大院里长大。对于陈华和她周围的人来说，高考是一场必经之路。她就读的河北师大附中，当年就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能考上大学。而在陈华参加考试的1981年，全国一共有259万人参加了高考，最终录取了28万人，录取率不到11%。

到了1993年，全国的录取率来到了34%，沈健平的云南母校，文科班二三百人里，只有6个上了重本线。

马旻和林中文都是裸分状元。有人用竞赛加分超越了马旻，有人用少数民族加分超越了林中文，都是20分。马旻觉得，参加竞赛的都是天才级的人，她不是，所以她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天赋带来的差异。而林中文说，那个用少数民族加分超越她的状元来自县城，接触的教育资源没有自己好，加分也是应该的。

潘丹阳的717分中就有20分来源于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他从小在北京长大，初中就读于人大附中分校，高中回到了贵州最好的高中——贵阳一中就读。在他看来，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但接受了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的他同时又觉得，加分是自己的身份赋予的权利，既然有这个机会，如果不去利用，那才是不公平的事。

录取率之于陈华和沈健平，高考加分之于马旻、林中文和潘丹阳，在对比之下，他们在高考时的境遇其实不同，但他们都觉得高考是公平的。

让高考状元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存在着幸存者偏差。不过，当陈华和沈健平以教育从业者的角度再来审视这个问题时，他们依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

作为大学老师，陈华和沈健平都表示，尽管高考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它已是当下中国相对公平的选拔人才制度，况且还一直在做着自我革新。

相对公平，这意味着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他们觉得，高考虽然是一条统一的终点线，但因为教育资源、生存环境、投入资本等这些影响高考的因素存在差异，每个人的高考起点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说，高考制度，是公平的，又是不公平的。

与其问高考是否公平，不如问，教育是否公平？

答案当然是否定。

潘丹阳从北京回到贵阳的时候，就感受到了教育公平性的问题。他惊讶地发现，周围的同学中，有人到了高中才开始真正学习英语。对于在人大附中分校读书的他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们面对的是同一张英语试卷。

潘丹阳经历的这种教育差距，正是沈健平一定要把孩子送到更好学校的原因。他的房子是海淀区的学区房，孩子本来就能上一所不错的小学。但沈健平还是花心思让孩子读了更好的小学。他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

目前孩子学习有些跟不上，沈健平停了所有的兴趣班，让孩子专心学课本知识。在对待孩子教育的问题上，沈健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不喜欢唯分数论的功利型教育，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群体的力量是可怕的”，当周围的家长都在为孩子补习，“只有你不那么教育孩子，你会觉得恐惧”。

沈健平口中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孩子未来要经历的那场高考。正如前文所说，高考的结果依然或多或少改变着个人的命运。

高考重新恢复的第四十年，它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终身大事”。

（文中陈华、夏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