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外地出差，中午没地方去，恰好路过一家星巴克，就走了进去，点了一杯最便宜的美式，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这时，我注意到坐我边上的是一个穿着高中生校服的女孩，她戴着耳塞，正在笔记上写字，桌面上堆着几本课本和一杯咖啡。
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们坐在一起喝咖啡”。这是2006年时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的标题，许多80后都看过，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写的。那篇文章的社会影响和前几年同样大火的《寒门再难出贵子》想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即使是今天，几十块钱一杯的星巴克依然让名校本硕毕业的我在心理上望而生畏，虽然喝的起，但也舍不得，毕竟一包雀巢速溶咖啡也就一块钱左右。
二
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小山村，那里千山环野立，一水抱村流，很美，又很穷。山路十八弯，距离县城四十几公里。我直到十五岁初中二年级时，因为要参加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复赛才第一次去了县城，并且，我是全班50几个同学里最早去过县城的。班上大部分人家里都是种地的，一年种两季水稻，秋天还要抽空再种一季地瓜。父母在村里开个杂货铺或是在村小里教书的，就已经是让其他同学艳羡不已的有钱人家了。当年有个叫小A的同学是全班同学共同的嫉妒对象，因为他的父母每天早上都会给他两块钱，让他去吃豆浆油条——这种东西是其他同学苦苦央求父母以后才能偶尔享受的奢侈品。
不用说，我们那的教育条件很差。我念的小学号称x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却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半砖半泥的建筑，墙上裂了很多缝，风来透风雨来透雨，还是不是掉下来一大块黄土。下雨天，雨水从墙缝渗进来，靠墙的坐的几个同学只得把桌子搬去跟别人挤在一起避难。到了夏天，四五十个小孩挤在一起，教室里别说空调了，连个风扇都没有，空气中弥散着不可言说的味道，让人闷热烦躁，昏昏欲睡。那栋教学楼在我小学毕业后被认定为危楼，拆掉了。
至于老师，小学三年级之前我的老师都是代课的，教语文的那个自己也只是初中毕业，在当了十几年老师后惨遭清退，转岗当了给学校看大门的保安。数学老师倒是读过高中，但是教我们到三年级的时候辞职去了深圳打工。我至今都记得语文老师兼职给我们上一门叫《社会思想》的课时，讲到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他不认识“袁”字，吭哧半天后说了句“你们回家自己看”。
后来念初中，一所乡镇中学，教室的破旧和小学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老师们，英语老师是自学成才的代课老师，在她的启蒙下，我们讲英语都像讲日语，在高中和大学，英语课上只要一开口就会引起哄堂大笑。物理和化学老师倒是正经师专毕业的“高材生”。他们俩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课堂上跟孩子们抱怨自己如何因为没有关系而被分配到山沟里，然后一个在村里开了个五金店，另一个在卖化肥，也算是学有所用了。
我们常常听说城里的小孩学习很辛苦，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幸福的凡尔赛烦恼。我们是不需要做题的，因为没题可做，仅有的习题是课本自带的那些课后习题。考试也很少，一般就是期中、期末两次，卷子是老师自己刻字后油印的，每次考完试两只手都会粘上油污。
可是，尽管条件这样艰苦，我和我的同学们学校依旧很刻苦，没题可做，我们就背课文、背笔记，什么TED虽然从来没听过、迪斯尼动画电影从来没看过，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之类的句型却都背得滚瓜烂熟，每一篇语文课文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都能脱口而出，还能闭着眼说出政治课的每一个考点在书上的哪个位置。我们每天早上６点３０起来早读，晚上要晚自习到９点３０，不用老师和家长强调，我们都知道拼尽全力去读好书是我们走出莽莽群山、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
初三上学期，班主任给我们上了一次名叫“我的梦想”的主题公开课，她要我们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班长、女生小A说她的梦想是考上清华，副班长、全班学习最刻苦的男生小B说他的梦想是将来成为一个有钱人，天资聪颖、拿过希望杯数学竞赛银牌的小C说他的梦想是将来把家乡这个小山村建设得和上海一样繁华，我呢，我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将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乖巧的班花小D说她想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全班成绩最好的女生小E说她将来想当官。
我们五个是接下来全班５５个同学中得以挤过中考的独木桥，到县城一中读高中的幸运儿。其他同学，有的上了中专，有的上了非重点高中，不部分人就此离开了学校，走进社会、工厂流水线或者山野，我们在那个残酷的人生交叉路口就此别过，互相渐行渐远，彼此成了记忆中越来越模糊的一个个小黑点。
到县城读高中对我们五个小镇少年来说是完全崭新的、新奇、兴奋、自卑和痛苦相交织的经历。
刚开始的几个月，每周五晚上班长都会组织我们一起去闲逛，她很兴奋地带着我们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常常一晚上把整个县城都逛一遍。在乡下的时候，我们都说方言，但现在我们都讲普通话，偶尔蹦出的两句方言也要小心翼翼地模仿着城里人的口音。
我们渴望能和城里的同学交上朋友，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迎合、讨好他们，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成绩远不如我们，还经常那我们取消逗乐。
青春期的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带着不安，我们迫不及待的承认了老套校园青春小说极力宣扬的那个观点，成绩并没有那么重要，只知道读书的人是可怜、可悲的怪咖。
谁不想有个多姿多彩的青春？只不过有人在这条路上浅尝辄止，有人则不顾一切，一骑绝尘。我们一起去网吧，一起去滑旱冰，一起去小饭馆学着大人喝啤酒。说实话，这些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那时候的网吧乌烟瘴气，光线昏暗，前前后后都有人在不停地抽烟，咒骂声此起彼伏，电脑键盘脏兮兮的，按键一个个黑亮油光。
我很幸运，我始终都没有喜欢上打电子游戏，我总觉得打怪升级、练习技能着实是件很麻烦的事。所以，１０块钱一晚上的网吧通宵对我来说特别难熬，我坐在闪着幽光的电子显示屏前，眼睛酸涩，百无聊赖，好不容易撑到天亮，带着一身的烟味和油腻腻的头发，逃命似的跑回宿舍睡续命觉。很自然的，我很快就退出了，不仅是退出了偷偷去网吧的行列，而是退出了对所有想象中的青春的扑捉，当然，这和我长得比较抱歉也有点关系，网友们早就说了，长得丑的人是没有青春的。
简而言之，我回归了初中那种以成绩为中心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县城同学比我厉害太多了，比如英语听力，刚入学的几次考试中，我一度完全听不懂，全程惊恐的四下张望，看到的却是县城同学们全神贯注、从容不迫地在卷子上写写画画。可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我发懵了一两个月后就开始给自己补课，从书店里买回磁带，一遍一遍反复的听，甚至在周末的时候一听就是一整天。某一天，随着录音里“叮咚”一声响，我突然就听懂了。我的英语成绩迅速追了上去，很快就进入了年级的第一梯队。其他科目上我也有类似的经历，都是在迷茫、混乱和自我怀疑后迅速调整自己，咬着牙，用尽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去努力，最终都在竭尽全力后找到了出口。到初三，我已经的班里稳稳的第一名了。
但是，我并非五个初中同学里学习最刻苦的，主题班会课上说想成为有钱人的副班长小B才是。初入高中的小B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手忙脚乱，他也去网吧，也去追求班长（然而失败了），但他也迅速调头，一头扎进了书山题海。高中三年的每个寒假，他都只回家待三天，其他时间都在宿舍苦读。春节期间，快餐店都关门了，没地方吃饭，他就扛一箱泡面回宿舍，一天三顿都吃泡面。后来，他考上了厦门大学经济专业，其中文科综合考到了全省第三。大学时候有个上海的同学跟我说，你知道我高中学习有多刻苦吗，我连平安夜都在背历史，我微笑着给她讲了小B和他的春节泡面的故事，她听完惊诧得下巴都合不上了。
高考完，我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初三时想成为有钱人的泡面哥小B考上了厦大经济系，曾想读清华的班长小A考上的却是一所三本院校，她从高一的躁动开始，一直在追求小县城的时尚青春，后来还和校外的社会青年谈起了恋爱，坐在左摇右摆的大绵羊摩托车后座上招摇过市。曾想把家乡建设成第二个上海的数学特长生小C高中三年沉迷网吧，在一局又一句的跑跑卡丁车与梦幻西游中耗尽了自己聪颖的天资，最后考到了一个专科院校学计算机。想当医生的班花小D在高二谈起了恋爱，男友很帅，篮球打得不错，就是成绩很糟糕，小D最后考上了本省的一所二本医学院学药学。初中时成绩最好的小E说她高中三年变懒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靠着过人的天赋还是考上了所２１１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
我们五个小镇做题家就此奔赴祖国的天南海北，准备接受更多命中注定的，被摁到地上的摩擦。
长得不帅，兜里没钱，来自农村，以及由前三者凑在一块带来的敏感自卑的性格，明眼人一下就能断定我的大学生活过得不可能多精彩。那是一段轻松、乏味又焦虑的日子，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活就是青春偶像剧中描刻的那种样子，要出尽风头，要有清纯、美丽的恋人，可现实是，什么都没有。在重点大学里，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连高中时代能给自己增添光彩的考试成绩也变得泯然众人，我乐于承认什么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因为相比考试成绩的不出众，我更关心在意的是每次辅导员让填表时，我都只能在“特长”那一栏写上一个刺眼的“无”字，还有就是上英语课时，别人的发音字正腔圆，而自己一口闽南土音，每次一开口就引起哄堂大笑，和初入高中时候一样。在强烈的自卑感和虚荣心的驱使下，我费尽心机模仿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小心翼翼的讨好他们，而结果和高中时如出一辙，我很快成了个别无聊的城里同学消遣的对象。
那样的日子从大一到大三一直持续了整整三年，我在种种东施效颦的努力中疲于奔命，收获的却只有越来越深的挫败感。到了大三，人生的又一个重要岔路口再次到来，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我面临着号称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以及考研、考公务员三个重大考试的考验。司法考试通过与否关系着一个法科学生的饭碗和脸面，考研和考公务员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心中天经地义的选择。所以，我所有山寨城里同学的尝试都停止了，我的生活又回到了高中以前的样子，每天在教室里看书，做题，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从3月一直到次年3月。最后，我以几乎是全学院最高的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通过了研究生考试的初试，又考上了某个竞争比达到1：500的某南方沿海城市的国家公务员职位。回想起来，那仿佛重回高三的一整年却是我大学四年中过得心里最踏实，最有安全感，也是最有成就感的日子。三大考试中的出色表现让我声名鹊起，走在路上时，竟有隔壁班的几个女生指着我窃窃私语，声音不大，但我听得很清楚，她们说，他就是三班那个男生，太厉害了。我感到很荣耀，又觉得很讽刺。好几年里，我嫌弃自己因一无所长只会考试而得不到别人的关注，最后终于让我引人注目的却恰恰是考试的能力，也许这是农村娃的宿命？要是我早点认清自己的这个宿命就好了。
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我在读研、当律师和当公务员中选择了当公务员。这样的选择对村里的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工作以后，我很快成了同事们口中那个踏实、勤勉、礼貌、聪明的山区来的小年轻，有不少同事和领导不喜欢这样的我，他们当着我的面说我太老实，不灵活，在体制内没前途。幸运的是，有更多的领导和同事喜欢这样的我，他们说我认真靠谱，所以我的职场之路出人意料的顺风顺水，踩着点成了单位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还得到公派香港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的机会。因此，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发现自己自觉不自觉的走了一条乡下小镇青年最中规中矩的道路：打小勤奋苦读，考上好的中学，再考上好的大学，最后考上公务员，在幸运女神的帮助下当个小干部。当年小学一年级时，我和我的几百个小学同学一起走上这条父母们规划好的路，最后却只有我把他走完了。
班长小A的大学时代是所有同学中最多姿多彩的，彼时网络上正流行非主流风，时髦的她深受影响，留着夸张的发型，QQ空间里写满了火星文，还用一篇篇图文并茂的日志直播着她时而甜蜜，时而痛的死去活来的一段段恋情。大学毕业后，她对她父母叫她考一份体制内工作的劝说毫不感冒，选择了去跑业务，跑得非常成功。某次聚会，她说我自己一年要花三十几万，怎么可能去体制内拿那点死工资。如今，她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从她时不时晒出的堆成小金字塔一样的白酒杯来看，她的公司经营得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学习最刻苦的副班长小B从厦门大学经济专业毕业后在国企短暂工作了两年，就带着老婆一起跳槽去了某不知名的电商公司，从普通员工干到副总后又辞职出去自己创业，他说小时候我家里太穷了，一直以来我的梦想都是当个有钱人。听说他的电商公司发展得也很不错，每次见面，他都会很开心的分享说他又和哪个成功的企业家聊了天，学到了什么致富经。
只上了专科的小C毕业后在六线城市的一家小公司里当码农，老板扣扣索索，且不善于经营，隔三差五就拖欠一下他每个月5000出头的工资。因为家里的老人不能帮忙带小孩，生娃以后小C的老婆只能在家里全职带娃加上买不起越来越贵的房子，小C觉得压力很大，正在尝试下班后和人合伙经营直播带货的淘宝小店。
班花小D在某新一线城市的一所三甲医院的药房里工作，也算实现了她少女时代想当医生的理想。她嫁给了自己高中的初恋男友，结婚数年后，当大家夸奖她已经创办浪漫爱情时，她苦笑着说我将来一定不让我女儿早恋。
想当官的小E和我一样考了公务员，她过人的智商在工作中再次展露无遗，使得她三十岁就当上了区财政局的副局长。只可惜她情路坎坷，一直遇不到她的另一半，这经常让她懊恼不已。
所以，一路挣扎，拼命奋斗之后，30岁的我们终究都成了标准的普通人，而非逆袭的寒门贵子。我们得到的都比自己年少时梦想过的少的多，但又比内心里真正期待过的多得多。至少，我和我的孩子想喝的时候已经喝的起星巴克。作为曾经竭尽全力奋斗过的寒门子弟，我承认成为贵子真的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白日梦，毕竟当下贵子的标准高得令人咋舌，这个标准就像学生时代我们被诱导相信的青春标准一样，本来就是极少数幸运儿的天赋特权，是误尽无数寒门子弟人生的水中花月。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能不再和父辈、祖辈一样终日受尽面朝黄土背朝天之苦，能经常有闲暇坐在窗明几净的家中，泡上一杯速溶咖啡，内心静定的翻看两页闲书，或者陪孩子每年庆祝他们的生日，送他们去上两个文艺特长班，对我们来说，对这个国家的许多寒门子弟来说，已经是逆天改命、贵不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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