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观点
1. 在西方历史上，凡是产生利息的借款，无论利息是高是低，通通都叫高利贷。
2.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里，高利贷因为“不自然”，所以不道德。
你还可以记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为“利息”下的定义：“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在古希腊语里边，“利息”和“儿子”是同一个词，所以钱生钱就相当于金钱生下儿子，但是，金钱作为一种金属制品，并没有生儿育女的天性，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钱生钱是“最不合乎自然的”。
现在让我们进入正文。
（1）多高的利息才正当
夏洛克到底做错了什么？
答案是：他放高利贷。
高利贷在今天也遭人恨，但银行正常收取贷款利息，这似乎是天经地义。夏洛克如果只是正常收取利息，难道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吗？
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哪怕只收取一分一厘的利息，就不算合情合理，就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们所谓的高利贷，是指那些利率超出常规的贷款，而西方所谓的高利贷，是指任何收取利息的贷款。也就是说，在西方世界里，贷款就应该是朋友或邻里之间的互助行为，是社群友爱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把互助、友爱的行为变成营利事业，那是非常可耻的。
从历史脉络上看，借贷取息这种事情，精英和底层都不喜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有一个关于发财致富的观点影响深远。首先，生财之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靠劳动生产，第二类是靠交易。在第一类里，也就是在“劳动生产”的类型里，一共有5个小的门类，分别是农耕、游牧、捕鱼、狩猎和抢劫。
你一定会觉得古怪，这5个小门类难道不该是今天我们常说的“农、林、牧、副、渔”吗？真的不是，我们所谓的林业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狩猎倒还有一点相关性，反正都是在森林里做的事，但亚里士多德没有“副业”的意识，我们今天也不会把抢劫当成一个正经职业。
亚里士多德还说，有些人会兼营两种职业，这就可以很好地分散风险。
农耕、游牧、捕鱼、狩猎和抢劫，这5项营生能够获得的财富总是很有限度的，也是合乎自然的，但是，靠交易获得的财富很容易超越限度，并且很不自然。亚里士多德用鞋子举例，说我们做一双鞋子，正当的用途是把它们穿在自己的脚上，不正当的用途是把它们卖给别人。每一种财物的用途都可以分为正当和不正当两种，凡是自然的、合乎本分的，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
如果我做鞋子的时候不小心多做了一双，你的鞋子正好坏掉了，而你家里还有余粮，我正好在饿肚子，那么我拿我的鞋子来换你的粮食，这虽然不算十足的正当，但也称得上贴近自然。等你穿上我的鞋子，我吃了你的粮食，各自“损有余而补不足”，交易就该到此为止。如果你我都从这次交易里边尝到了甜头，于是我多做鞋子，你多种粮食，鞋子不断和粮食交换，这就过分了，极其不自然了。当然，这还不算是最不自然的。那种贱买贵卖，投机倒把的行径更不合乎自然的，更应该受到道德谴责。
因为交易的需要，人们开始使用钱币，贩卖牟利的极端形式就是放债赚取利息，这种行为不是从交易当中直接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媒介的钱币上牟利，所以是所有致富方式当中最不自然的一种，最应该受到道德谴责。
抢劫是正当营生，但放贷很可耻。
这一方面有时代特色的缘故，一方面也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独家哲学。
哪个正当，哪个不正当，评判标准是“是否合乎自然”。
（2）目的论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然与不自然有着特殊的哲学背景，也就是所谓“目的论”。
我们常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句话如果深究起来，“意义”一定意味着某种目的。比如我相信为社会做奉献就是我人生的意义，那么我活着就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社会做奉献。我希望在我将来回顾一生的时候，可以说出保尔·柯察金那样的话：“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你也许不认同我的生活目的，但只要你的人生也存在意义的话，你就一定是有目的而活的，无论你的目的是尝遍天下美食还是消灭全人类。只要达到了目的，才算达到了完美状态。
如果真的顺应自然的话，那么随着商业的发达和国际化的加速，用钱生钱就会变成一个很自然的行当。
插图：昆汀·马希斯《钱币兑换商和他的妻子》（The Money Changer and His Wife, Quentin Matsys, 1514）。
那么，钱自然也有钱的目的，它是交易的媒介，促成交易就是它的目的。如果一个人把钱本身作为商品，用它来赚取利息，也就是用钱赚钱，那就违背了钱的目的，所以是不自然的，所以是恶的。这是亚里士多德版本的“道法自然”、“任天为治”，而亚里士多德哲学后来融入基督教神学，影响着基督徒对利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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