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七八：说那么多干嘛

《传习录》七八：说那么多干嘛

问：“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为物。是如此否？”

先生曰：“亦是。”

陆澄问：“身的主宰是心，心的灵明是知，知的发动是意，意所涉及的对象是物，这么说对吗？”

老师王阳明回应说：“也算是。”

陆澄问的这个，在《大学》中有更有条理的表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若要“致知”，先要着意于物，着意于物便是“格物”。反过来讲，要有效地着意于物，则先要有求知的发动，而求知的发动则依靠心的灵明，所以，心是身的主宰。

这样的车轱辘讲上一火车，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功用。倘若忘记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学问追求，空有八条目上的着力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总是追着孔子问东问西，问来问去也只是停留在问的层面上，问得多了，实践的机会便少了。最后闹得老人家很无奈地讲“予欲无言”——“我”不准备再说什么了。子贡并不理解老师的真实意图，反而上赶着说您要是不说话了，我们怎么进步呢！孔子扔给他一句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一生，最深恶痛绝的便是“重虚文而轻实行”的风气，专门强调自己一生“述而不作”——只转述前人被印证过了的正确的经验，绝不标新立异发表新见解。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他比较倚重的弟子子路——“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他自己更是以“删六经”而闻名于世，“删六经”所删的便是六经中的“虚文”。

王阳明自朱熹“格物致知”求“学为圣贤”而不可得，干脆直追孔孟，自孔孟的源头活水中追寻“学为圣贤”的道之本源。怎么能不清楚孔子的“述而不作”，怎么能不明白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陆澄出于本心的“十连曰”时，王阳明便出于本心地鞭辟入里、娓娓道来。

如今，陆澄不疼不痒地用自己的话去解本已明白如话的《大学》八条目，王阳明便只能用敷衍的“也算是”来回应。一则避开不必要的口舌之争；二则也让陆澄有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

毕竟，多说无益时，说那么多干嘛？

圣人转述前人经验与哲观，勉强算是创造了一个不那么趁手的表述工具的话。后人再在《大学》这样的表述基础上，就其某一点而喋喋不休，基本上同盲人摸象无异。连朱熹那种几乎将整个大象摸了一遍的穿求文义者，王阳明尚且看不在眼里，何况是在一鳞半爪、只言片语上穿求的人，何况还是自己的弟子？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学者使命就摆在那里，简而言之就是做学问就是要“学为圣贤”，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做就是了。从“格物致知”处达不成目的，回过头来，从“明心见性”处入手去做也就是了。“明心见性”到一定程度，遇到瓶颈、障碍了，蹲下身子下下“格物致知”的小学功夫又何妨？

孟子表达得更简洁，好好做人就是做圣贤，不好好做人就是让自己等而下之去做“禽兽”。没什么好说的——“仁义而已矣”——要做人，守着、受着就是了！没那么多道理好讲，说那么多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