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
“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
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
今日我们都在数码果壳之中，信息差就像层级叠下的瀑布。生来就在高地呼吸天空鲜气的幸运儿、抬头即碰世界之壁的沼泽罹难者，享有一个完全相同却又截然不同的地球；也许这句话在今天可以改为：
“正因为被关在果壳之中，所以我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命题：对于生活在壁垒中而又完全无力改变现状的人，是告诉他真相，还是继续让他呆在舒适圈中当他的果壳宇宙王好呢？
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他人的视角。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理想国》提出了著名的“洞穴理论”，从黑暗进入光明的人会感觉双眼不适；近代，鲁迅在《呐喊》的序中也拷问我们，假如一个铁屋子是绝无希望破开的，大家将要闷死了，为数不多的清醒者要不要告诉沉睡者呢？——举的这两个例子固然与本次要讨论的主题不尽相同，但也确有相通之处。
现代性（modernity）使得面临这个命题的人越来越多了，无论他们是有知觉还是麻醉，无论是随波逐流还是自觉苏醒；现代性改变了一切。万青的歌词中对此多有描述——
《大石碎胸口》中唱道：“渔王还想继续做渔王，而海港已经不知去向。”深圳已不是那个渔村，过去的经验技能一无用处，管你曾经是什么“王”，种地之王砸铁之王放牛之王捕渔之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统统都要成为今天的失业者。《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中说得就更直接：“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这是即使想留在果壳中而不得了。
昨天，当我与朋友交流时，知道了他使用的资料，又陷入了对于资源和交流的焦虑之中。“我本来对我的生活已经很满意了，你却又让我看见新的生活。”
原本舒舒服服的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每天悠游地向前，也在做努力，也在做进步，也有目标，以为这样就能攫住幸福，过这一辈子了；突然间，你发现你从前不过在一个狭窄的泳道里，而现在新世界向你敞开它美丽又危险的大门，先前那幸福满足感消失了，你发觉自己微渺不足道，发觉就算再努力，也不过是在狭窄的经验里领先，而别人已是在大海了。你患得患失：这个原先我怎么从不知道？我已经落下了多远？知道这个新世界的人，他是怎么探索到的？如果我想知道更多，该怎么做？
现实的人推动我，如果不交流，我从来也不会有这丰盛的体验。这几月我在准备考研，以为选了不错的学校，平时也在尽最大能力了；暑假回家时，与高中时同学吃饭散步，他即将去康奈尔，于是我知道选择大于努力，我们的轨道在高考报志愿那一刻就已错开了，我要赶上进度条，要忍受更多的痛苦煎熬花费更多的青春年华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不是舍友提及，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电自院有中英班，而他们将来是可以出国的；如果我眼界里完全没有“世界”这个概念，我当然就不会关注那些顶尖学府，孜孜矻矻二十年过去，连真相也没看见。趁门还没完全闭上，趁还能看见一线光——明明可以在它完全敞开时出去的，然而当时根本不知道门的存在——然而现在开始，也不算晚。
我的️一个同学深谙此道，我羡慕那不假思索自来亲热的本能。他可以谈笑风生，在大一时就找导师、参加科研项目、去答辩，而到此时此刻我对这些仍然懵然未知。他可以和学长学姐谈笑风生，朋友圈和空间消息盈然人满为患，知道学校和学院的每一个活动，和不同院系的学弟学妹也打得火热，哪怕同人只见过一面都可以打招呼，知道去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学姐的讲座，各种一手消息如数家珍。而我面对别人却开不了口，晚上散步时遇见熟人都希望她看不见我，免去打招呼的尴尬。
我要变得开朗。我真的很想、很想变得开朗。想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见各种各样的人，想让生命像点滴活动组成的活水；打不出来招呼的时候，就微笑一下吧。
然而谁也无法嘲讽他人位于茧房。茧房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信息库、资源库，都有别人未知的独有经验，我们交流，不是为了获得共同的经验，即数学中的“交集”——而是为了成为“并集”。若你傲慢，睥睨环顾，以为他人都是笨蛋，你就失去拥有他人经验的机会啦；空瓶子才能装水。
还有一件事情不断敲打我的神经，是我从家人那里听来的。我当时很傲慢地说：没抓住改开的机会的人就是要怪自己蠢。他们就对我讲了老家一个老奶奶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观念：
那老人家既不识字，也不会用手机，当时她家里叫了一个人陪她上城里去的见见世面，她去上厕所，出来时同行的人不见了，她直接被庞大城市穿梭的无数人流吓住了，不知道自己在哪（因为不识字），也无法找到同行的人（不会用手机），又震慑于城市——那是从来没有过的生活经验。于是呆立在原地，竟没想过要问问路人。从早晨站到黄昏，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去店里吃饭，然而钱不够，就同老板吵架，老板就把警察叫来。警察带她去派出所的时候，她直接昏过去了，大小便失禁。直到今天，一年多过去了，精神状态仍然没恢复，痴痴呆呆的，还会尿裤子。
听起来这像是假的，因为我们有无数的经验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它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地发生了。我们同人走失了，可以通过路牌来定位，可是她不识字，这一条可能性就丧失了；我们还可以与同伴打电话，共享位置，可是她又不会用手机；我们还可以同路人搭话，借手机来打，可是她没有与城里人的交流经验，竟然一句话也不敢讲；我们可以去找警察帮忙，可她的经验还停在旧时候，以为被官人逮了是天大的事，直接吓傻了。
可是这难道是她的责任嘛？这提醒我，我们以为我们此刻的学识、成就、地位是我们通过学习和努力获得的，实际上是环境和平台赋予的，如果我们和老人家在一个时代成长，我们绝不会有现在的成就；把她放到我们的时代，她也绝不至于一字不识。因此鄙视、瞧不起那个时代的人实在太过分了，我也实在不该说出“抓不住改开的机会就怪自己蠢”这样的话的。
同时这件事也给我另一个提醒：环境和平台多人的塑造胜过无数努力，要开拓眼界，认真选择；假如在果壳之中，不知有哪些平台，那就呜呼哀哉啦。
另外一个启示是一定要学外语。读书识字赋予我们在现代城市生活的能力，让我们自信而游刃有余地面对日常，若是一字不识，那就恐惧而紧张，如那位老人家一样；我们平时对语言带给我们的巨大便利习以为常，以至于忽略了语言的巨大能量——而学外语可以让这能量再翻几倍。
外刊是高信息密度之池，省却你在信息洼地里挣扎筛选，它们的内容平和、客观、无戾气；富人们可以花上千美元买装饰品，向朋友炫耀，却无法像NYU的精英们那样花上千美元去订阅《经济学人》、《纽约客》，很自然地从包里抽出书本来，与朋友讨论各种问题——富人没有这个意识，而精英们有这个意识，一部分原因是环境不同，如果你日常耳濡目染的是一种学术氛围，周围人经常拿一本纽约客出来，坐在椅子上读，那你多半会意识到：哦，我也要这样做。这已经成为他们日常打交道的方式之一了。
顺便说一句，村上春树在九十年代给纽约客当过签约作者，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序的欧蒲台的那篇文章，就是发表在《纽约客》上面——当然，你也认为这是崇洋媚外，抵死不学外语，老老实实当个韭菜，反正镰刀们本来不想与韭菜平起平坐嘛。果壳之王和阿Q，又要为此大吵一架啦。
最后，再谈一谈我们学校去苏黎世理工（爱因斯坦的母校，三十多位诺奖得主）的那个学姐，她真是具有惊人的决断力和行动力。她家庭贫困，整个大学一直半工半读，自己一个人完成了出国整个流程，没有请中介，大三下定决心扑在这上面，最后获得了苏黎世理工的全奖。副校长亲自加她的微信。
好啦，奋勇啊然后休息呀，完成你伟大的人生。我们不是果壳中的宇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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