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立国号大顺之后，马不停蹄的直扑山西而去。此时在朝中任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李建泰，恰好是个山西人，因为担心老窝被掏就主动找朱由检请战。对此后者颇不以为然——要是能出兵，朕早就御驾亲征了。可问题是国库里穷得能饿死老鼠，没钱谁愿意跟你去打仗？

李自成进军北京一路顺风顺水，原因就在于明朝的财力兵力已经近乎枯竭

李建泰赶紧拍胸脯表忠心：陛下没钱但臣有啊！臣在老家曲沃有家财万贯，与其被闯逆抢去“追赃助饷”，不如献出来招兵买马、勤王讨逆。

朱由检闻言大喜，立刻封李建泰为兵部尚书并赐尚方宝剑一口，许其便宜行事。

于是李建泰便以家财作保，招募了数千义士。出兵那天，朱由检亲至行遣将礼，并令驸马都尉万炜用三牲告祭太庙，同时携在京文武大臣赴正阳门饯行，还下“代朕亲征”之敕以鼓舞军心。

反正场面很宏大，气氛很热烈，怎么看都是一副王师威武，必将荡涤丑类的模样。

结果李建泰的大军才走到100多里地外的涿州，就惊闻曲沃陷落的噩耗。这下他许诺的军费算是泡了汤，于是麾下的义士们一哄而散，就剩下了几百人。更要命的是，此时李建泰连填饱这几百人肚子的粮草也拿不出来，只好向广宗（今河北邢台境内）知县讨要。结果一个区区七品芝麻官竟然丝毫不给台阁重臣的面子，还关闭城门禁止其入内。暴怒的李建泰下令攻城，并在城陷后屠戮乡绅、鞭笞知县，又把官仓抢了个精光——话说这是李建泰讨逆大军的出京第一战，也是到头来的唯一一战，结果打的还是自己人。

荒诞不？可笑不？悲哀不？

但这场闹剧还没到落幕的时候。因为畏惧李自成的兵威，李建泰不敢西去，反而向南跑，遭到了保定府同知邵宗元的质疑：陛下让你去山西退敌，结果却跑到老子的地头上来了，你丫到底是个路痴，还是属耗子的？

李建泰很清楚往哪跑都是送死，不如苟在保定最安全

被揭了老底的李建泰再次恼羞成怒，拔出尚方宝剑就要把邵同知给“便宜行事”了。幸好被左右所阻，否则要是皇帝亲赐宝剑第一次见血却是为了泄私愤，那大明朝仅存不多的脸面恐怕又要少了那么一丢丢。

此后，不管是同僚嘲讽还是后方催促，反正李建泰就是厚着脸皮赖在保定府不走了。不过该来的终究会来——不久后李自成便打到了保定府，李建泰在装模作样的自杀了一下后，就麻溜的投降了。

这一场荒诞至极的闹剧，终于到了收场的时候。

李建泰丑态百出的表演，不过是崇祯十七年这个农历甲申年中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荒诞剧中，毫不起眼的一幕罢了。而这位后来在清兵入关后又给满洲人当了回大学士的老戏骨虽然暂时退场，但在大明朝行将就木的这个年头，一幕幕更加荒诞离奇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

01

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在史册中往往逃不过骂名，但朱由检却是少有的例外之一。

朱由检确实值得同情，但更有可悲、可恨之处

就连他的老冤家李自成，都觉得把亡国这口黑锅扣在这位崇祯皇帝的头上不合适。在那篇据说是牛金星所撰的《讨明檄》中，他把大明朝的上下人等骂了个遍，唯独认为朱由检之所以会失败，纯粹是因为倒霉而已：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藉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平寇志·卷九》）

说到倒霉，古今中外确实没几个人能跟朱由检相比。

在他即位之时，大明朝已是沉疴积弊缠身、内忧外患交加。就算老朱家里边最厉害的朱元璋、朱棣复生，估计也得头大如斗，不知该如何才能把大明朝从深渊里捞回来。

更何况天资本就差了不知多少的朱由检？

这还没完。可能是朱由检上辈子刨过老天爷的祖坟，所以他刚一即位，上天就给他空降了个地狱级难度的副本。

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起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话说相较于洪灾和地震，旱灾给人的印象没那么直观，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但事实上因为旱灾持续的时间漫长、引发的次生灾害强烈，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旱灾比其他自然灾害持续的时间更长，破坏力也更大，尤其是在古代

比如在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就跑到朱由检面前哭诉老家河南遭灾的惨状：

“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四年）旱；壬申（五年）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豫变纪略·卷二·请免河南粮疏》）

让吕尚书哭得涕泪横流的河南，其实还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在陕西干脆从崇祯元年一口气大旱到了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老百姓惨到了只能吃土（观音土），各州县能有一半人没被饿死的都轮不上赈济的名额。最终因为官府被天灾搞得要破产，连累快递小哥李自成被官府裁了员，最终走投无路只能杀官造反。

不光是陕西和河南，山西、河北以及山东大部也是连续多年干旱少雨。而紧接着旱灾而来的，则是铺天盖地的蝗灾，使得本就岌岌可危的农业生产彻底遭受了灭顶之灾。面对连年颗粒无收的土地，北方大地上的百姓只能“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卷六》）。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起河北又闹起了瘟疫（后世专家认为是腺鼠疫），并迅速蔓延到京师、山西、陕西等地。其中尤以京师最为严重，甚至到了“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地步——为啥李自成后来那么容易就拿下了北京？因为守城的明军都被瘟疫闹得快死光了，活着的也成了老弱病残，不用李自成打就自己先废了。

李自成进京近乎兵不血刃，连老天爷都替他开路

不光是北方，相对富庶的江南也自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起连续3年遭遇水、旱、蝗、疫等重大自然灾害，导致江南这个大明朝的钱袋子、米袋子也日渐干瘪，让朱由检也变得越来越穷。

可是闯逆和建贼却一点也不同情他，反而闹腾得更厉害了。为了消弭这些迫在眉睫的祸乱、给大明王朝续命，朱由检只能一边哭天抢地的下罪己诏，一边马不停蹄的催租征税，让刚刚侥幸逃过天灾的百姓们，又不得不面对更加惨烈的人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活下去就只能跟着闯王跑了。

毕竟“闯王来了不纳粮”嘛。在生与死的抉择下，朱由检及他的大明朝所代表的正统、秩序和大义什么的变得一钱不值，哪怕是他一遍又一遍的下罪己诏、声嘶力竭的忏悔，也再无法打动他的臣民丝毫。

天灾人祸交织，朱由检只能加大搜刮民脂民膏以求续命，结果却只换来了更大规模的官逼民反，然后他为了平息更大的叛乱又不得不继续加大力度搜刮……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如果想要终止，唯有付出大明王朝覆灭的代价。

似乎天意也是如此。等到闯逆破京、崇祯上吊、建贼入关后，那场始于崇祯六年、持续了10年有余，吞噬了陕晋冀3省至少千万人生命的大瘟疫，到了大明崇祯十七年改叫大清顺治元年（同为公元1644年）后，就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没出现过一样……不仅如此，此前肆虐了大半个中国的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也逐渐变得和缓，很快也一样无影无踪。

仿佛连老天爷都在等着大明亡、崇祯死才肯放过这个世间

甭管此时的满洲人是否在造孽，但整个中原大地突然就变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了起来，百姓的日子起码能过得去了，官府收税也不用抢了。

朱由检如果在天有灵，没准还得被气死一回。所以还是一死百了，别留那么多念想了。

否则，对他来说就太残忍了。

---

02

老天爷故意找茬，朱由检除了没完没了的下罪己诏外没有任何办法。但是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过挣扎。他想救亡图存，他想把即将坠入深渊的大明王朝拉扯回来，他更想把那些令其恨之入骨的建贼、闯逆之流统统千刀万剐，他想重现洪武、永乐年间老朱家无上的荣耀……

朱由检想要的很多，得到的却太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获。除了个人的性格、能力问题外，更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个纯粹的孤家寡人——大明朝的数万官员、百万大军、上亿子民中，竟然挑不出一个王佐之才愿意帮助他。

满朝文武，跟朱由检一条心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朱元璋有徐达、常遇春，有李善长、刘基；朱棣有张玉、朱能，有姚广孝；就算是大废宅万历皇帝朱翊钧，文官也先有张居正稳固国本、后有申时行独撑危局，武将更有李如松、麻贵和李化龙搞定“三大征”；即便到了明末大厦将倾未倾之时，天启皇帝朱由校也有魏忠贤替他操心天下大事，自己可以兴高采烈的去干木匠活。

那么朱由检有谁？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温体仁？周延儒还是李建泰？

对了，朱由检本来还是可以拥有魏忠贤的。不过刚即位魏公公就被他弄死了，使得后来有不少明粉扼腕叹息，还发出了诸如“忠贤不死，大明不亡”之类的奇谈怪论。

无论魏忠贤这个纯文盲到底有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本事，朱由检一接班就迫不及待的把他弄死，本来就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都说朱家皇帝放任阉宦为祸，但明朝跟东汉、唐朝的阉宦之祸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那两朝的公公们同样能专擅朝权，可以屠戮百官如猪狗，甚至能操纵废立，将那些姓刘、姓李的皇帝小命捏在手里，说弄死就弄死。而明朝呢？甭管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这公公界的四大天王大权在手时有多么威风八面，在皇权面前都不堪一击，统统可以“片纸中出而夜就缚”《弇山堂别集·卷九十》。

而且无论是“立皇帝”也好，“九千岁”也罢，基本只能跟着一个皇帝混——皇帝换人了，他们的末日也就到了。就算再老实巴交不得罪人，最好的下场也是被打发到南京去养老。

这是明朝公公界的潜规则，新老交替，没人能例外。魏忠贤也不行，哪怕朱由校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明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但对于皇帝来说宦官不过一条家养的狗，朱由检凭啥不自己养一条，非得用他哥的那条？

魏忠贤之死是一种必然，跟他有没有能力、干了多少坏事无关

更何况还是一条已经养臭养烂了的狗。

很多人坚信朱由检铲除魏忠贤，是为了根绝阉宦之祸，令大明朝绝地重生，事实上这绝对是想多了。魏公公挂掉以后，军政大事的批红盖印之权还在司礼监，宦官依旧提督东厂，各路大军中也必须有位公公坐镇监军，只不过说话声音最大的由魏忠贤换成了曹化淳而已。

当然，曹公公也是朱由检最信任的人之一。那些做梦都想从皇帝手中分得一丢丢权柄的文官士大夫们，还得继续蹲在后边干瞪眼。

只不过曹化淳比较低调，也不像魏忠贤那么跳，所以才显得有些碌碌无为。可尽管曹公公不爱得罪人，但他毕竟挡了人家的路啊，所以遭人恨就是免不了的了——都到了清顺治年间，一帮已经投降当了贰臣的前明遗老还是觉得恨意难消，干脆上书满洲人皇帝，要求他“为民除害”：

“曹化淳以亲近内臣，尝妄奏招募夷汉官丁，又请建营房，縻费币饷，卒之开门迎贼，贼入城，挺身侍从入朝。今清入都，又复侍从，此则卖国乱臣，虽万斩不足服兆民之心。”（《甲申传信录·卷八·宛平县民人杨时茂上疏》）

可问题是老曹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就告老还乡（今天津武清）了，甲申之变时大概率不在京师，就算想开门献城也得有那个条件啊？事实上经过顺治皇帝的调查，也认为曹化淳是被冤枉了，但却堵不住有心人的悠悠之口，以至于到了垂暮之际的曹公公还在拼命替自己喊冤：

“报国愚忠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

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使不真。”（《忽覩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

曹化淳后来主持了思陵的修缮，（下一任秉笔太监）王承恩则陪伴自己的陛下走上了煤山——这已经算是这个世界上对朱由检最忠心、最好的人了。

到头来对朱由检最好最忠心的，还是宦官

可能有人会有不同意见。比如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华、新乐侯刘文炳等在京官员、勋贵及士子70多人在京师陷落、皇帝自缢后慨然赴死，与大明朝同生同亡。

固然是千古艰难惟一死，但这些享受着皇家恩典、百姓脂膏，同时也承担着巨大责任的为上位者们，活着的时候都干啥去了？

---

03

甭管他们干啥去了，但也算得上是大明朝最后的忠臣孝子。然而朱氏柄国276载，因此才得以安享荣华富贵者何止百万千万？即便是在甲申年的京师，那些攀附在朱氏江山的血肉上才得以饱食者又何止万人？然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在朱由检死后表现出来的冷漠和麻木，简直都有了点耸人听闻的意思。

朱由检的尸体在煤山上挂了3天才终于被发现后，全京上下唯有襄城伯李国祯、兵部郎成德和主事刘养贞“抚棺大恸”。等到李自成都来到灵前“四拜垂泪”、再来祭奠不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和前途了，来送他们的前主子最后一程的大明遗臣仍然寥寥无几：

“凡从逆官往拜，贼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余皆睥睨过之，惟主事刘养贞，以头触地，大恸。”（《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睥睨是指斜着眼睛看，表达的是傲慢或厌恶的情绪。

当朱由检高高在上时，绝想不到有一天会被他的臣子“睥睨过之”

朱由检活着的时候，大概每天都高坐在帝位上俯视着群臣。然后群臣在他死后，以“睥睨”回应之。

朱由检这个皇帝做得得有多失败、多悲哀，才会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实话实说，那些“睥睨过之”的“从逆官”群体中固然不乏白眼狼，但朱由检也是自作自受。

与大多数朱家皇帝一样，朱由检御下严酷，性好猜忌而且脾气暴躁、缺乏耐心，对大臣动辄呵斥、问罪、砍头乃至凌迟。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对臣子缺乏信任，17年里换了50个大学士，光刑部尚书就一年换一个——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老板，在他倒霉的时候会不会也想睥睨一下？

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哪怕是在山河破碎、大厦将倾的崇祯年间，朱由检也并非无人可用。比如卢象升，比如孙传庭，比如曹文诏，比如孙承宗，再比如充满争议的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祖大寿、毛文龙等等——哪怕这些人后来叛了降了（或有嫌疑），也不能否认他们都是杰出的人才。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朱家老祖宗朱元璋、朱棣的手底下，都不乏刺头或争议人物，但人家照样用得行云流水，为啥你朱由检就用不了，还把人给用跑了？

换谁谁都得跑。袁崇焕不跑，结果不但被凌迟处死、家人流徙三千里，还成了京师百姓泄愤的对象，被食肉噬骨：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侩子手争取，生噉之。侩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卷十一·袁崇焕列传》）

同样没跑的，卢象升曾遭免职，孙承宗被迫辞官，孙传庭更是被下狱论罪，曹文诏兵败后干脆就抹了脖子，没准就是觉得活着回去下场会更糟。

就算袁崇焕真有问题，朱由检如此处置也是不合适的，而且副作用极大

松锦之战后洪承畴暂时下落不明，朱由检就迫不及待的为其举办盛大的国葬以鼓舞人心。为啥他会如此自信洪承畴非得“以身殉国”不可？还不是因为此前只要打了败仗，基本就没哪个大臣敢回来见他？

结果闹了老大一尬，弄得以天下之大，皇帝陛下的老脸都没地方搁。

这么数落一个已经逝去快400年的古人，尤其还是一个倒霉蛋，显得很不地道，但这却是事实。

我们都知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道理。朱由检确实没有救亡中兴的本事，但却天生必须坐在那个不救亡中兴就得家破人亡的位置上。而且他也没像李煜、赵佶那样破罐子破摔，相反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还在绝望的挣扎、反抗，这或许就是人们对其普遍抱有同情的原因。

对一个只存在于史书中的历史人物产生这样的情绪可以理解，但那些不幸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还曾经不得不匍匐在他脚下的人们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试想，如果你摊上这样一个老板，虽然也很勤奋努力，但却越干越错、越错越多。不仅如此，他对待员工还极其吝啬、态度粗暴，出了错就甩锅——要是这货哪天倒了霉，你会不会拍手叫好，甚至还要呼朋唤友共饮几杯以贺之？

所以说，那些仅仅是“睥睨过之”的前明官员们，其实还是很有素质的。

---

04

当然，我并非想替崇祯年间的大明官员们说好话，相反倒认为明亡之锅，背在他们身上比朱由检更合适。

明朝官员是一个价值观、是非观以及信仰都极其拧巴的群体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要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才在中国出现，所以拿这些后来的概念往古人身上套，是不合适的。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秦汉晋还是元明清都是一家一姓的私产、是家天下，那些崇祯年间的大明官员们，就是拿着朱由检发下的俸禄并为其办事的打工人。按这个逻辑，吃朱家饭、李家饭还是爱新觉罗家的猪肉炖粉条子，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区别，也跟其他朝代兴亡时的情况没啥两样。

就像今天我们不想在某家公司干了就跳个槽，恐怕也没谁会扯到忠诚与背叛上去。我们有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古人也有古人的，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就像清亡的时候有一大堆汉人死活不肯剪掉辫子，就像明兴的时候有一大堆士大夫死活不肯出仕，非得替“正统”的蒙古人守灵一样，他们的选择我们可以不认同，但犯不上上纲上线。

但做一天和尚还得撞一天钟呢，连街头混混都懂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道理，崇祯年间的大多数大明官员们，连这点职业素养都欠奉。

比如说在崇祯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就一个当皇帝的朱由检整日为天下危局着急上火，被他倚为臂膀的朝廷重臣们，则全心全意的热衷于内斗和贪污。

因为朱由检一上台就干掉了魏忠贤，阉党瞬间树倒猢狲散。于是自觉从此天下无敌、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东林党人便一边酝酿着内讧，一边瞅谁都像阉党余孽。比如温体仁，就因为他把东林党巨头钱谦益挤出了内阁增补名单，就被视作天下公敌，非得把他批倒批臭不可。后来温体仁都死100年了，此恨还在绵绵无绝期——东林党的孝子贤孙们费了老鼻子劲，终于成功的把这货抬进了清修《明史》的奸臣传。

东林党人不乏正人君子，但绝大多数都于国无用，更于国无益

当然温体仁本就不是什么好鸟。作为崇祯朝阁臣中居位最久者，他除了一手马屁工夫拍得出神入化外，最擅长的就是排除异己。整天跟东林党大战三百回合自不必说，温体仁想搞掉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内阁同僚周延儒，于是整个大明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两位大人物成天跟斗鸡似的一见面就掐，根本顾不上别的正经事。先是温撵跑了周，等到温死后周又卷土重来，不仅尽废温氏旧政，还终于可以大肆收受贿赂、结党营私，嗨得都快上天了。

内斗都是绝世高手，干正事就原形毕露。面对清兵屡次入寇大掠，周延儒毫无办法，憋了半天只想出了个找僧人念经退敌的妙计。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不得不率军阻击第六次入塞的满洲人时，周延儒唯一会做的就是躲在通州城里饮酒作乐，京里催促了就胡编几条捷报来搪塞，终成天下笑柄：

“有山人题诗讥之曰：敌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既而台省交章论列，延儒受贿纵敌出口，上颔之。”（《明季北略·卷十九·崇祯十六年癸未》）

东窗事发后，周延儒不得不辞官致仕，不久后其收受贿赂、结交内侍等罪名被揭发，朱由检下令赐死。

又过了100年，周延儒跟温体仁这对老冤家在《明史》奸臣传中胜利会师——崇祯朝最受重用的两位宰辅都这个德性了，还能指望谁？

能人强人朱由检用着不放心，就尽用些庸人烂人

东林党吗？关于东林党在明亡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向来是众说纷纭，我无意参与争论。但无论他们到底是忠善还是奸恶，但谁都无法否认的一点，就是东林党人极端的好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句话拿来形容他们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明末朝野上的各大势力，比如齐、楚、浙、宣、昆、秦等诸党，统统都被东林党人斗了个遍。而且他们战斗力还极其强大，几乎战无不胜不说，斗赢了还热衷于痛打落水狗，导致的结果就是甭管啥党，最后都成了阉党。

阉党头头儿魏公公就是个纯文盲，文斗自然更不是对手。可架不住他武德充沛啊，于是东林党的君子们被虐得那叫一个惨。不过后来朱由检替他们报了仇，但为啥却不肯继续重用？

因为崇祯皇帝很快就发现东林党人或许是所谓的君子，却绝大多数都是知直不知曲的二愣子。他们对于门户和名声的看重更甚于国家利益，时常为争意气而不论是非，凡是与其意见稍有不合者，便被斥之为小人。反正有东林党在，朝堂就是个斗鸡场，就别想消停，更别想干正经事。

于是朱由检宁用温体仁和周延儒这样的货色，也坚决不用钱谦益。

弘光小朝廷就是因为跟东林党纠缠不清，才那么快被清军拿下

事实证明这是朱由检少有的眼光独到了一回。后来的南明弘光朝廷倒是重用了东林党，可就因为是朱由崧以亲藩得继大统而非东林党人推崇的“正统”、潞王朱常淓，他们就在短短的半年间制造了南渡三案，闹得这个本就根基不稳的小朝廷更加人心惶惶，一派乌烟瘴气，很快就在清军的打击下灰飞烟灭。

好用的人，朱由检就怀疑总有刁民想害朕；不好用的人，除了添乱外一无是处。所以朱由检只能独自奋斗，20出头就冒出一脑袋白头发，脸上爬满皱纹，连最心爱的田贵妃都没心思宠幸，让后人同情得不得了：

“上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野史无文·卷三·烈皇帝遗事上》）

可这又能怪谁，不是他自找的吗？

---

05

就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一路势如破竹的杀向京师时，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只好厚着脸皮向王公大臣们借钱以募兵出战。当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大臣们都是啥德性，不搞点歪招想从他们口袋里弄出钱来比登天还难，于是就派宦官高定去找国丈周奎，让他当个托儿——皇帝募捐时你率先站出来，还得多捐点，给大家打个样儿。

朱由检之所以打不过建贼闯逆，就因为在那个时代文明的方法已经搞不到银子了

可周奎却说他家穷得就快吃了上顿没下顿了，一两银子都掏不出来。深知其父守财奴性格的周皇后大怒，把父亲叫进宫中大骂了一顿后，又变卖自己的私产凑了5千两银子，让周奎拿去捐了，别再给皇帝丢人。

然后周奎就秀出了一个300多年来都让人想不明白的骚操作——他把女儿给的银子贪污了两千两后，才把剩下的捐给了朱由检。

话说周奎这个嘉定伯，完全就指着女婿才过上了人上人的日子。如今女婿要完蛋了，他不但不帮把手，还拼命的拆台，这到底是怎么个脑回路？

李自成攻破京师后，循例要求在京官员捐银助饷。周奎倒是能够保持本色不动摇，任凭老婆和儿媳被凌辱自尽、儿子被活活杀掉依旧坚决的一毛不拔，令大顺军上下叹为观止，惊为神人。最后这事连李自成都惊动了，亲自下场拿鞭子狂抽，非得逼周奎掏钱不可。

眼瞅着快被抽断气了，周奎还是没抗住，交出了终究没自己的命金贵的财产（《明季北略》说有70万两）。

但很快，他又被自己给活活气死了……

当然被要求捐款的可不止周奎一个。同样是要人掏钱，朱由检还讲究个面子、弄个托儿出来糊弄人，其结果就是连几十万的军饷都筹不齐。可人家李自成不在乎面子，他令人制作了5000副夹棍，乖乖掏钱还好说，敢说一个不字的，统统大刑伺候。

朱由检好说好商量要不来银子，李自成一上夹棍就大发横财

你要钱还是要命？

不仅如此，还按照官阶品级制定了“捐款”的最低标准：

“贼派饷各官，无论用否，俱责如言，不辨即夹。有夹于各营，官兵有夹于监，押健儿人人皆得用刑，限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人财并尽。”（《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

最终有1000多要钱不要命或是真没钱的的大明官员被活活拷打至死，而李自成收获到的“捐款”，据说有7000万两之巨。

如果朱由检有这7000万，别说李自成了，连满洲人都能打出大气层去。到那时，朱由检继续当他的皇帝，周奎、周延儒们还有的是机会再把这7000万捞回来，甚至会搞到更多，岂不是皆大欢喜？

大厦将倾未倾之时，每个人都觉得关我屁事。可是当大厦轰然倒塌的那一刻，却没有谁能成为幸存者。

最后只想说一句——呸，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