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中国编剧们不接富气，还是他们的想象力太乏味，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总爱把富人们塑造成邪魔。
要么缺爱，要么变态。极其常见的情况这个富人是一个缺爱的变态。
按照编剧们的设定，如果富人是主角。
缺爱的富人们自私冷酷，整天对着下属大吼大叫，把公司总经理当私人管家指挥，每天从几千平方的别墅里醒来，孤单着，寂寞着。
然后根据剧情安排，他总会遇到一个清纯不势利眼的姑娘，最好还带点女屌丝的气质。她对富人不屑一顾，还说出那句至理名言“有几个臭钱很了不起嘛，金钱就可以买来幸福吗？”
这句话猛地击中了富人们的内心，原来我一直不快乐，是因为我太有钱了。
他们的脑回路突然就变成了：哇，这个姑娘好单纯，好不做作，和我以前接触的妖艳贱货很不一样呢。
接着就放着迪拜8万亿项目不做了，集团8万人不管了，不为别的，只为和那个散发着丁香花香味的女孩去大排档吃鸡。
一边吃一边崩溃着，我终于找回了最纯粹的幸福。
最终，缺爱的富人收获到了爱。
按照编剧们的设定，如果富人不是主角。
变态的富人们自私冷酷，整天对着主角大吼大叫，把主角当私人仆人指挥，每天从几千平方的别墅里醒来，和家里人撕逼着，哭泣着。
为了找存在感，他们处处刁难主角，如果主角表现得有一丝丝反抗，他们就受不了，就崩溃，就在办公室歇斯底里，让观众深深怀疑他们有躁狂症。
最终，变态的富人收获了惩罚。幸运一点的，我们善良的主角会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开化了他。大家紧握双手，达成共识，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看！这就是编剧们理解的中国富人生存状态。难怪要让主角们给他们爱的抱抱。
为什么编剧们理所当然把富人们设置得宛若智障，没人爱呢？
这大抵是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人们对富人的轻视和嫉妒。这里我不是说编剧们对富人们的嫉妒，而是说他们受到了这种“古老的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地位阶层是这样排列的，士农工商。商人阶级是排在最低的，甚至是国家层面，也在歧视打压商人，治国理念是“重农抑商”。
刘邦做皇帝后下令“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就是不能让做生意这些小崽子们穿好衣服，出门坐车，要收重税困死他们。
《旧唐书》记载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好嘛，杂色之流，不配和君子站在一起，吃饭也不能同席。
一句话概括：在古代，做生意的人就是贱人。
但另一方面，商人通过做生意赚取利润，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用粗茶淡饭，到饭点，大喊一声“翠花，上红烧肉！”立马就有一个小婢女端着盘子上来了，连洗脚都不用自己动手，抬一下腿，有人主动给擦脚。农民辛苦耕作，风吹日晒的，生活还是苦兮兮，更惨的还要卖儿卖女给商人们做仆人。
大家都觉得富人们没有道德观念，只求赚钱，牟利成了不道德的行为。他们的原罪就是赚了太多的钱。
哇，贱人居然过上了好日子，这怎么可以？怎么可能？然后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黑掉。
受到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界也对商人阶层感到厌恶，对他们享受到的生活极尽讽刺，白居易的《琵琶行》对那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女子充满同情和怜惜，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就给他们定了性。
一来二去，商人们的形象固定了，他们被刻画成刻薄寡恩，唯利是图的人。
而在创作过程中，人们又可以自由地预设结局，那些商人们多半没有好下场，要么妻离子散，要么千金散去，得了失心疯。这些结局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也难怪提到中国的富人，大家自动脑补周扒皮、黄世仁这样的人。也难怪现在写富人还是写成变态。
其实，中国编剧们该好好补补课了。他们对富人们的误解实在是太深了。
鲁迅曾这样说过那些卫道士们，“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
中国编剧们的想象力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递进关系，一见富人立刻想到他不幸福，立刻想到他缺爱，立刻想到心理变态。
成为富人的人，除开那些不带脑子出门的，绝大多数是一群优秀的人。
他们可能是社交高手，他们不会因为一丁点屁事就崩溃，不会冲着下属发莫名其妙的邪火，而是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员工的作用。
他们的勤奋或许还远超过你的想象。当我们还是追着电视剧，看着综艺节目傻乐呵，他们已经连续飞了十几个小时，奔波在各大城市，当我们还深陷到底是选择牛肉火锅还是健身房时，他们已经在健身房锻炼了几个小时了，顺便还做了几个大的决策。
他们比我们更懂得自律者方能自由，明明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更明白时间的可贵。
所以，为什么人物专题采访里对商人们尽是溢美之词，到了电视剧里面就都是变态了，能不能塑造点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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