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边宗祠树荫浓
先王之道始乎礼，先王之道终乎乐。
礼之与乐原不二，礼举物当乐达和。
夫尼山之学，惟以“内仁外礼”为关键。夫子尝带着门弟子不远千里，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周游列国者，无非是为了复周礼以期天下归仁矣。可谓“克己复礼为仁”。欲为仁人君子，必先克己复礼，即藉周礼以节制人情货利。是故先王之道，外以礼而为举行王政之纪纲，内以乐而为著成圣德之根本。欲使王政圣德因礼乐而明效，则不得不试急急讲究推行礼乐之原则与方法也。那么，究竟该如何推行礼乐呢？举：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本中庸之道，而论复礼的上行原则与下效方法。礼，会意字，从示,从豊。“豊”是行礼之器，在字中也兼表字音。本义：举行仪礼，祭神求福。《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段玉裁注曰：“礼，（尸＠彳＋舟＋夂）也。见《礼记·祭义》、《周易序卦传》。（尸＠彳＋舟＋夂），足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尸＠彳＋舟＋夂）。此假借之法。屦，（尸＠彳＋舟＋夂）也；礼，（尸＠彳＋舟＋夂）也。（尸＠彳＋舟＋夂）同而义不同。所㠯事神致福也。”据此而论，先王之道，凡所依礼而举者皆曰政。《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意谓礼与孝同为天经地义之民行规范。《虞书·舜典》载虞舜“修五礼”，郑玄注引郑司农曰：“五礼，吉、凶、军、宾、嘉。”关于制此五礼之用，《隋书》卷第六“礼仪志一”：“周公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夫子鉴于有关记载夏礼、殷礼的文献不足征，又以“周监于（夏、殷）二代，郁郁乎文哉”，故从周礼。想必有子所说的礼应为周代旦公所制五礼之弘文。据《礼记·王制》载：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此中所谓用以制中节民性情之六礼，似乎颇合有子“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之言。亦云：“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此六节之礼、七伦之教、八防之政的制定，皆为规范民众道德以统一风俗也。
这里，礼，即虞舜所修之五礼，及制中节民性情之六礼；引申为履也，行也。“礼之用”之“用”指“节”，即以“节”为“礼之用”。和，相应也；调也；顺也；谐也；《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易·乾卦》：“保合太和。”又《舜典》：“律和声。”笔者倾向于“保合太和。”和，合也。又据《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则以“和”为“乐”之贵。这么说来，礼以节为用，乐以和为贵。节者，节制人情货利；和者，顺合天理良心。有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者，意取礼乐备也。先王之道，则以礼乐双备合用为美矣。普天之下，举凡小事大事无不由礼节乐和双备合用而得以成行之。虽“小大由之”，然“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可见，其“有所不行”者，偏指废礼尚和。礼之节用不行，而乐之和贵亦不可行也。有子承绍夫子推崇周礼之风尚，故宁可崇礼而不尚和。北宋云门宗僧契嵩撰《礼乐》尝曰：
礼，王道之始也；乐，王道之终也。非礼无以举行，非乐无以著成。故礼乐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礼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礼而为政，政乃因礼乐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礼乐之养；人情莫不弃死，而礼正之丧；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礼宜之正；人情莫不有亲疎，而礼适之义。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礼理之当。人情莫不怀货利，而礼以之节……夫礼所以振王道也；乐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达其道而不及于礼，欲流其德而不至于乐；虽其至圣，无如之何也。人君者，礼乐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礼乐之所适也。所出不以诚则所适以饰虚，所出不以躬则所适不相劝。是故礼贵乎上行，乐贵乎下效也。
意谓惟有君王上行才能体现礼之节用价值，惟有国民下效方可发挥乐之和贵意义。就此而论，有子此节主要突显其“礼乐双运，节和并行”的特色。关于此节，两宋时的邢昺、朱熹二大经学家各执不同观点。邢昺（932－1010），字叔明，曹州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北宋经学家。所撰《论语正义》、《尔雅义疏》及《孝经正义》，均被录入《十三经注疏》。朱熹（1130－1200），字符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继程颢、程颐之理学，著有《四书集注》。不妨将二疏均录如下，参详而论。
邢昺《正义》曰：此章言礼乐为用，相须乃美。“礼之用，和为贵”者，和，谓乐也。乐主和同，故谓乐为和。夫礼胜则离，谓所居不和也，故礼贵用和，使不至于离也。“先王之道，斯为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礼贵和美，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是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礼，而不以乐和之，则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礼贵和，而每事从和，不以礼为节，亦不可行也。
朱熹《集注》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二位对“小大由之”一句中的“之”字，所指不同。邢氏谓“之”代指“礼”，故将“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连贯为一整句会；朱氏谓“之”代指“礼之用，和为贵”，故将“小大由之”与“有所不行”断作上下句会。此外，邢氏谓“和”为“乐”；朱氏谓“和”为“从容不迫”。邢昺时，理学未兴，故本训诂释文法发挥经义深理，所论平实无枝蔓，繁简有度，有益初机者掌握其概要，实发两汉以来未发挥处。朱熹以理学自任，本“天人合一”理念而下注此段经文，故以天理人情为礼，可谓“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意谓欲由下合人情而上契天理，则必先体现“礼之用，和为贵”的价值，方臻预期效果。其礼之用必和顺从容不迫，毫无乖戾勉强之意夹杂，乃为可贵。朱氏以礼为体，以和为用，采取摄用归体之还原法，以复天人合一之中正。在训诂释文方面，笔者倾向于邢疏；在会通文义方面，笔者倾向于朱注。这节经文大意可概括为：
有子说：礼以节制人情货利为用，乐以和顺天理良心为贵。礼之节用与乐之和贵，犹鸟之两翼、车之二轮、人之两足一般，须臾不可离也。合之双美，离之两伤。先王之道，以斯（礼乐双备，节和并用）为美矣。普天之下，举凡小事大事无不由斯（礼乐双备，节和并用）而行之。虽说如斯，然亦有所不行。究其有所不行之因，全在一味地“知和而和”；废礼而尚和，礼不行而和亦不可行也。
礼可振王道，乐能完王德。若君王上行礼以节制人情货利（克己），则王道遍布十方；若国民下效乐以顺合天理良心（归仁），则王德泽被四海。是故惟有上行下效周朝礼乐制度，天下便归仁矣。夫子设教，志在力复周礼，而治世化民。有子继其遗志，故曰“礼之用，和为贵”。古圣先王之推行礼制，惟其皆出于乐之“和为贵”，故能尽善尽美，万事无弊。举凡天下之事，小而食息动静之间，大而伦理纲常之际，悉皆率礼制而推行之，无所阻滞，此正大大突显其“礼之用，和为贵”的价值观，故曰“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虽“小大由之”，然“有所不行”者，盖惟“和”在礼之节制中，方为“礼之用，和为贵”之“和”。否则，不无废礼而尚和之嫌，可谓“知和而和”也。一味“知和而和”，率意任情，侈然自肆，全不顾礼之节制（克己），则是舍本逐末，错失纲常伦理。如斯“知和而和”，岂可行之哉？然“不以礼节之”的“知和而知”，则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之“乡原”者所行也。此不但不得谓之和，亦决不可行也。故“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能于“视、听、言、动”处复礼为仁，可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故“君子和而不同”。约复礼为仁而论，宁可尚礼而不尚和！何以故？尚礼束身，虽不近人情然能节制物欲；尚和纵情，既昧良心亦违天理。君子尚和亦可行，尚礼亦可行；小人宁可执礼，万勿尚和。
约佛法对证互释，“礼之用”，即佛制之戒律、百丈所厘之清规；“和为贵”，即禅之妙用。禅为佛心，律为佛身。身心合一，无事不办，如来正觉之道，斯为美矣。约华严宗法界缘起观而论，礼者，差别观也；和者，平等观也。平等不外差别，差别不外平等；知此不二之旨方为中正圆妙观。若偏于差别（礼）而强力行之，则王道佛法不近人情，有失亲和；若偏于平等（和）而强力行之，则使王道佛法沦入流俗，有失纲纪。有子以“礼之用，和为贵”美誉先王之道，意谓先王之礼尚严而不拘迫性情，先王之乐贵和而非放纵形骸。惟有礼乐双备，节和并用，可振王道、能著王德。礼有节制人情货利的作用，戒有防非止恶的妙用。佛戒制严，然律亦有开缘之方便，但万不可把方便当随便，肆意无条件地开破戒毁律之恶缘。乐有和顺从容不迫之趣，犹禅之恬静━━“竹密何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禅者悟后虽可放旷身心，“任运随缘不系舟”，然亦必准律依戒而束身修心养性。若禅者悟后无视戒律，则必落入狂妄之流，其祸无穷。禅戒合行，礼乐双备，无二无别。约曹洞默照禅风而论，礼即默，和即照；约临济全机大用而论，礼即体，和即用。宗门摄用归体、内照默究之明心见性法，即夫子复礼为仁之向上一著子。“小大由之”，亦可用华严法界缘起论而对释，小亦法界，大亦法界，小大无碍圆融，正《首楞严经》所谓“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剎，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正说明真如妙性遍一切，礼乐亦遍一切处，故有诗云：“唯有春风无厚薄，贫家桃李也成阴。”世出世间法皆依真如妙性而建立之，天下小事大事皆由礼乐而成行之。有所不行者，偏指废礼尚和者不可行；这犹禅者必藉教悟宗、依律束身一般。无戒、教之禅，非真禅也。废礼而尚和，亦非真和也。
佛教戒律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无不包，细无不举，颇类似于儒礼。儒家崇礼而尚和，俾其国民由节制人情货利而和良心、顺天理。佛门崇戒律而尚和敬，俾其学人由恶止善行而臻心性明净。佛戒儒礼，制有广狭之分，其向善尚和之归元一致。佛门律学有戒律门与威仪门之分，佛门威仪即儒家礼仪。据《法华经·从地涌出品》载：下方菩萨至如来所，合掌问讯言：“世尊：少病少恼，安乐行不？所应度者，受教易不？不令世尊生疲劳耶？”世尊答云：“如是如是！诸善男子：如来安乐，少病少恼；诸众生等，易可化度；无有疲劳。”此皆俯随世范之明证，一往一来，修敬展情，盖“礼之用，和为贵”也。《玉耶女经》亦云“进不犯义，退不失礼，常和为贵”。禅者尝援儒礼说禅而扶宗门威仪，百愚禅师上堂云：
俯仰折旋，不离菩提觉场；语默施为，总是般若妙用。翠竹恒露法身，黄花全彰祖意。络纬篱边，夜织无丝之绢；蟾蜍天际，常转不退之轮。石女挑蜀锦，不藉功勋；木童唱吴歌，浑超音律。非见闻之可到，岂意解之能通？天然尊贵，迥出常情。大众：还会么？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此则说明禅者援儒礼入禅而扶宗门威仪。永觉元贤曰：“禅衲威仪，非是外修边幅。盖为内检其心，必先外束其身。未有身既放逸，而心能静一者也。所以佛制比丘，威仪必肃；百丈礼法，诸宗共守。”昔，黄龙慧南，进止有度，居常正襟危坐。大觉怀琏，动静尊严，圆通居讷一见，直以大器期之。近代常住天宁寺冶开禅师，号称“威仪第一”，摄众无数。宋·伊川先生见僧出堂，遂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此矣。”由此观之，宗门的确援儒礼世范入禅而扶宗门威仪，绝不许禅者任情纵恣，决裂礼法。
佛制戒律者，防非止恶，以维系僧团清净，和敬共处，“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师学，如水乳合，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第一和为贵，方能人众安。禅法盛行时，百丈怀海折中大小乘戒律而厘清规为丛林纲纪礼法，诸事不犯，名遵规处众，犯轻者罚，重者出院。佛陀制戒律、百丈厘清规者，悉皆说明佛门与儒门一样推崇“礼之用，和为贵”的价值观。试问诸人，何故儒佛悉皆崇礼尚和呢？噫！
霜染多红树，山藏祇白云。
隔岸山前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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