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玄奘与他的哥哥长捷法师，在蜀地名声显赫，称为“陈门双骥”，但玄奘的内心不甘于此，打算返回长安，旨在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僧人。
长安作为“传法”首选，是因为长安的国际化程度非常之高。甚至可以说，他超过如今的北京、上海、香港等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
唐朝时的长安，不仅有鲜卑人、突厥人，还有印度欧洲的白人，他们在这里做生意、找工作和学习一些技艺等。
令人震撼的是，唐朝很多官家小姐都聘用大量的黑奴为自己服务，如裴氏小娘子，身边的黑奴数不胜数。同时当时很多酒楼茶馆，其服务员都有来自中亚地区的身影。不得不说，唐朝长安的每一位居民。脸上都洋溢着民族自尊的微笑。
玄奘返回长安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这些五彩缤纷的美好生活，而是更加有效地在这个世界人口聚集地广传佛法、利益众生，因为在僧人眼中：没有穷人与富人，没有小民与高官，只有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只有业障多的人和业障少的人。
由蜀地至长安路途遥远，多有险径。终于在他24岁的那一年，玄奘不顾哥哥长捷法师的劝阻，与商人结伴，远赴长安。
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与商人的关系非常之微妙，不仅仅因为佛法是按照商路传播，而且因为在长途跋涉中，商人能够提供僧人足够的粮食和水等，并且对僧人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
僧人为报商人之恩，在结伴旅行过程中，严格落实三个“必须”：
第一、若同样在取水，僧人必须要在商人取水之后才能行动；
第二、僧人“纵气”（放屁），必须站在下风口，以免熏到商人；
第三、如果商人在通关过程中，为减少免税指标，僧人必须协助，甚至要背一些货物来给商人减损增效。
玄奘作为其中的一员，自然在结伴同行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上述规矩，不敢“怠慢”。
很快，玄奘便进入了长安，此时的玄奘并没有满足自己当下在佛教界的崇高声望，而是继续的努力学习佛典、勤加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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