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谈隐喻

提要：本文旨在探讨隐喻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语言现象。本文着重介绍了塞尔的《隐喻》、戴维森的《隐喻意谓什么》以及莱柯夫/约翰森的《我们依以生活的隐喻》，指出了他们的疑点和不足。本文接着提出了自己对隐喻概念的思考，尝试从根本上修正哲学传统中对隐喻的定义，把隐喻理解为通过已有的语词成形机制来规定另一些形式指引较不明确的经验。本文最后探讨了一般的隐含、蕴含概念，提出了语义条件等新概念。

关键词：隐喻 明喻 字面意义 语境 语义条件

§1. 隐喻及其相关概念
七八十年代以来，隐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在语言学、语言哲学上如此，在很多其他领域亦然，例如有些学者尝试通过隐喻来解释宗教文献[1][1]。

在历史上，隐喻通常是在修辞范围内研究的。隐喻和多种修辞方法相邻。例如假借，古例如来、麦的来借用为来去的来，近代如借用天性的性来表示性别之性。再例如借代，龙井是用地名来代一种茶，胸无点墨是用墨水来代学问，停止了呼吸是用一个不刺眼的现象来代死亡。

修辞上的比喻、隐喻可能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常规的词义，例如山腰的腰，原来大概是个比喻，今天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不再觉得是个比喻。铁拳、蚕食、鲸吞，酝酿、覆没，都属于这种情况。从原来的表达式说，这些是所谓死隐喻〔dead metaphor〕，从现有的表达式说，这些是语义的一部分，所谓比喻意义。比喻意义不同于比喻，我们用祖国的心脏来比喻首都，但首都不是心脏的意义。更有甚者，用来比喻的意思逐渐成了主要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反倒被人淡忘了，例如穷困原指走投无路，用来比喻没钱，这个比喻义现在成了穷困的主要意思，乃至于我们很难用另外什么表达式来称谓没钱的状况。这是词义转变的一例。发火、责任也属此类。有些哲学家特别强调隐喻在词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孔多塞断言：“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2][2]哲学家多半对死隐喻特别感兴趣，因为这里有隐含意义和字面意义的转变、交织，很可能给解答“什么是一个语词的意义”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我们上面是把隐喻和比喻合在一起来说的，不过，人们通常把比喻分成隐喻和明喻[3][3]。最流行的观点认为用“是”字带出的比喻是隐喻，用“像”字带出的比喻是明喻。张三像条狗是明喻，张三是条狗是隐喻。所以，隐喻是未加明言的明喻，明喻是说明了的隐喻。这种看法是从亚里士多德传下来的[4][4]，近世有布莱克〔Max Black〕、古德曼等人提倡。

§2. 塞尔论隐喻[5]
塞尔同意用“是”和“像”来区分隐喻和明喻，但不同意明喻是说明了的隐喻。他所持的一个主要理由是：隐喻和明喻的真值条件经常是不同的，张三像只大猩猩可能是真的，张三是只大猩猩则一定是假的。这种论证依赖于真值条件意义理论，否则就不能成立。[6][6]

塞尔基于他对隐喻/明喻的区分的理解为隐喻提供了一个公式：说者说S是P时意谓的是S是R。于是塞尔的主导问题就成为：说者没有说出他所意谓的，他怎么可能与听者交流呢？塞尔回答这个问题的要点是把说者意义和语句意义或曰把表述意义和语句意义分离开来〔805页〕。为简便计，也为避免不必要的理论负担，我把这两者称作字面和隐含。要听懂隐喻，我们首先要听懂字面表述。但塞尔认为什么叫作“理解字面表述”其实很难给出精确阐释〔806页〕。所以他在考察隐喻的同时也对“字面意义”作了一番解说。的确，给出字面表述的定义，就等于解答了一般所谓的“语词意义问题”。不过，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有了完整的意义理论再来谈隐喻，语言哲学家谈论隐喻，本来就不止关心一种修辞现象，而是希望从这个特定的现象来澄清意义问题。

塞尔说明，他的公式不仅适用于隐喻，也适用于反话、间接言语行为，例如我说了一句蠢话你评论说你可真够聪明的，例如你说下雨了意在让我关窗户。这些言语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不需要临时的特别的约定，即并不比字面说话要求更多的约定。之所以不需要特殊的约定，是因为如此这般的字面意义与如此这般的隐含意义有一种系统的相应关系。从而，塞尔所谓的“隐喻解释的原理”大致在于考察一件东西是怎样让我们想起另一件东西的，即考察所喻和喻体[7][7]“如何相似”，在他那里，就是P和R如何相似〔829页〕。

塞尔的主导问题是：说者没有说出他所意谓的，他怎么可能与听者交流？这一问一上来就强烈误导，说者说了，听者听懂了，为什么说者还是没说出他所意谓的？像塞尔这样为一个句子“设定了两个客观意义”〔莱柯夫/约翰森语〕，字面上说话两个意义重合，隐喻则两个不相合，这样的思路难入堂奥。张三是猪是假的，张三像猪是真的，这些议论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说，成真条件论在谈论隐喻的时候暴露出它的软弱无力。若说张三是猪这话有一个隐含的意思，隐含的是张三像猪，这个所谓隐含就太无聊了。

不过，塞尔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察，例如，我们说苍蝇在天花板上而不说*苍蝇在天花板下，然而按照一般所说的上下，苍蝇似乎是在天花板的下面，的确，听到猫在天花板上我们就会觉得很费解〔808页〕。

§3. 戴维森论隐喻
塞尔问的是：说者没有说出他所意谓的，他怎么可能与听者交流？戴维森对这一思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在《隐喻意谓什么》[8][8]一文中提出的主张和塞尔针锋相对：“隐喻的含义无非就是其所涉及的那些语词的最严格的字面上的解释”，“隐喻完全依赖于这些语词的通常含义。”〔844页〕因为，如果说隐喻所用的词儿另有一个〔隐含的〕意义，那么，隐喻本身就会消失。例如我们说，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上帝的圣灵临近水面〕，如果这句话里的face另有一个隐含的或曰扩展的意义，可以用来述说水的表面，那么，水就有了面，水面就不再是一个隐喻〔848页〕。牵涉到第二种意义的是两可〔ambivalence〕，隐喻则并不牵涉第二种意义，否则我们就要等隐喻死了以后才彻底掌握这种意义。

戴维森主张无论明喻隐喻都不超出字面意义，而且还强调说它们因此没有特殊的真值。戴维森像塞尔一样从真值出发来区分明喻和隐喻：明喻都是真的，因为每一样东西都像每一样东西；大多数隐喻则是假的[9][9]，而且，正因为我们知道它为假，我们才能使用隐喻，张三明明不是一头猪，才能有张三是一头猪这样的隐喻。

戴维森反复强调的主要论点是：隐喻和其他言说的差别是使用上的差别而不是意义有别。戴维森引一个实例来说明隐喻并不来自意义而是来自使用。英国有个古诗人，John Donne，曾有这样的句子：our blood labours to beget spirits〔我们的血液辛勤劳作以孕育精神〕，现代人把这视作隐喻，但原作者其实是在直陈字面的意思。戴维森还用撒谎来说明这一点。同一个句子，意义不变，可以用来隐喻，也可以用来撒谎。一个女人相信女巫但相信她邻居不是女巫，说我的邻居是个女巫，这既可以是隐喻，也可以是撒谎。这两种使用通常差别很大，互不干扰，但有时很难分清，例如在麦卡锡时代指控张三是共产党，指控者本来可能是在撒谎，但被揭露为谎言后，他可以自辩说他只是说了一个隐喻。同一个语词可以用于论断、暗示、说谎、允诺、批评、隐喻。无论撒谎还是隐喻，都与语词的意义无关而与语词的使用有关。

戴维森自己对隐喻的解释建立在他的一般语言理论上，侧重于语言和事实〔世界〕的区分。我们学习一个语词的新用法时关注的是语言，使用一个已知的语词时关注的是世界。隐喻属于后者〔852页〕。死隐喻最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据考察，mouth原只用于动物的口，不用于瓶子、河流，现在则应用于这些事物，从而the mouth of the river〔河口〕就成了一个死隐喻。然而，如果mouth一开始就应用于河流，也就是说，mouth一开始就在语义里包含河口之口的意思，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差别吗？唯一的差别就在于，这会使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理所当然，而隐喻却使我们注意到所喻和喻体之间的相像，即河流之口和动物之口的相像。荷马把wounds叫作mouth，是一个隐喻，汉语里的伤口则不是隐喻，这个说法在荷马那里是生动的，而在汉语里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是平淡无奇的。“发火”〔burned up〕是个死隐喻，无非是说他很生气，但这个隐喻还活着时，我们就会想像生气时着火冒烟的样子。戴维森补充说，隐喻所具有的生动性并不依赖少见、新奇。隐喻说一百遍还是隐喻，字面意义第一次就是字面意义。隐喻的新奇是一种内嵌的美学特征，可以百听不厌。

在这一点上，戴维森和亚里士多德很接近。亚里士多德从修辞学来谈隐喻，反复强调隐喻破掉俗套，把话说得生动，从而也给了听者某种可特加领悟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用他特有的那种常情常理说道，先前不明白、想了一下就明白的推论让我们有所领悟，而隐喻与此类似。

戴维森一方面区分语言和事实，另一方面则认为两者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你用实指方式教土星人floor这个词，你是在教他语词还是在教世界？戴维森回答：both，因为他学会的是用语言中的这一小片指称世界中的这一小片。但分开说，他先学语词，学会了语词就可以教他世界。好，这个土星人学会了floor这个词，或你以为他学会了。有一天，他带你回土星去玩，回头指着地球说，看那floor。你能说他一定是没学会这个词，把floor和earth弄混了吗？他也许是在说出一个隐喻呢？实际上但丁就曾说，the small round floor that makes us passionate。

戴维森也用“是”和“像”来区分隐喻和明喻，而且也不同意隐喻是缩减的明喻，但他提出的理由和塞尔不同。戴维森的理由主要是：这个理论太简单了，简单得没什么意义。按照这个理论，隐喻中隐藏的意义就变得太过直露浅白了，我们遇到一个隐喻，所要做的无非是寻找两个事物的一些相似之处，然而，每样东西都像每样东西。实际上，隐喻包含着比明喻远为更多的东西，我们经常很难为一个隐喻提供解释，更不可能对隐喻作出改述〔paraphrase〕。

很多论者都提到隐喻很难充分改述成一种字面表达，改述之际似乎总是失去了一点什么[10][10]。戴维森的解释是，一，隐喻让我们去注意的那些东西一般是没有界限的，二，这东西中大一半不是命题性的。戴维森把改述隐喻比作解释一幅图画、一个曲子，在这里，“语言不是适当的货币”〔867页〕。

其实，戴维森的两点解释是一回事：正因为那不是命题性的，因此〔在语言层面上〕是没有限定的。然而，这一点何以隐喻为限？换言之，何止隐喻难以改述？诗歌难以改述，这是出了名的。不仅如此，即使最直白的话语，也可能极难改述：这个男人坐在那里这话该怎么改述呢？不仅隐喻的改述、解释，而且所有话语的改述、解释，都是跛足的。任何表达，如果足够恰当，改述都会失去什么。对于精彩的话语，改述简直是在亵渎。当然，我们凭直觉也许会觉出这个男人坐在那里这句话和一句诗、一个隐喻之难以改述，缘故不同，但这正是我们要探查的，单说隐喻不易改述就会堵塞我们的眼光。这里的要点是看到，解释和改述并不是意在保持真值的符号转换。话语的内容，话语让我们注意的事情，大一半都不是命题性的，命题性的换算即使能始终保持真值不变，话语的意义仍然会被改变。诚如戴维森所言，解释一幅图画、一个曲子，语言不是适当的货币。然而，任何富有意蕴的事物，货币都不是适当的替代物，在折合为货币的时候，总有某种东西失去了。富有意义的话语只是这个普遍道理的一个显著例子罢了。

§4. 莱柯夫/约翰森谈隐喻
莱柯夫和约翰森两人合著的《我们依以生活的隐喻》[11][11]是关于隐喻这个题目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在序言里说，他们发现，无论在语言学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人们都不大谈论隐喻，即使谈论，也未见适当。但隐喻却显而易见是到处可见的也是极为重要的语言现象。作者研究隐喻，原打算对现有理论作一番修补。但当真开始深入研究，却在其中发现了解答一些哲学根本问题的途径。举其较小的一端：在语言哲学著述中，人们最常谈论的是meaning〔意义〕，但这些议论很少和meaningfulness〔富有意义〕相联系，而隐喻恰恰是联系两者的适当进路。读者很快就会感到，本书作者不只想讲讲隐喻，他们的目标要远大得多，他们雄心勃勃，想的是彻底改变传统认识论，改变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客观主义的神话”[12][12]，其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思想的核心主张：绝对真理：“我们不相信有客观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真理这样的东西”〔159页〕。本书不讨论这一远大目标，只谈隐喻本身。

作者这样界定隐喻的本质：通过另一件事情来理解、经验某事，例如通过战争、战斗来理解、经验辩论。谈到一场辩论，我们会有如下说法：攻击某个薄弱环节、击中要害、摧毁了他的论点，采用了某种战略、赢得或输掉了一场辩论，等等。这些说法显然来自对战争的谈论，但作者进一步强调，我们不单单是这样“通过另一件事来谈论某事”， 我们不仅使用击中要害、赢得辩论这些话来谈论辩论，而是通过战斗等等来“理解和经验”辩论，我们实际上这样看待辩论，实际上这样进行辩论。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

作者把隐喻理解得很宽。他们把我们的概念分作两类，一类是自己萌生的概念，另一类是包含隐喻的概念。像上下、物体这样的概念是原始的、直接从经验萌生的概念，辩论、理论、时间这些概念则是包含隐喻的概念。作者认为，大多数概念都是包含隐喻的概念。隐喻对大多数概念具有建构作用，自然而然，我们的整个概念体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喻式的。

一大批概念是由上下、高低之类的方向概念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作者称之为方向隐喻。社会地位有高下之分，道德有高下之分，此外，高兴、健康、有意识、多、可见、未来、理性，这些都是高，而沮丧、健康不佳、情绪等等都和低下连着。纯知性概念也可能包含这些隐喻，如高能物理，高阶函数。

在方向隐喻中，作者关于前后这组概念的讨论最有意思。有两个因素造就了空间意义上的前面。一，人有正面背面，正面朝前。二，运动着的物体有正面，运动的方向是前。有时候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怎么决定在前在后，就有了分歧。一个足球落在我前面的一块石头那里，它在石头前还在石头后？我们会说球在石头前面，然而，Hausa人会说球在石头后面。这大概是基于不同的想像。你要是把那块石头比作和你面对面说话的人，你会说球在石头前面，你要是把那块石头视作和你顺向排成一队的一个成员，你会说球在石头后面。

至于时间的前后，就更容易产生分歧，乃至我们一时说未来在前，一时说未来在后，两个说法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我们〔向前〕展望〔后面〕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时间通常被比喻成移动的物体，因此时间有一个自己的前面。但时间流逝，它是朝着我们运动的，因此它的前面和我们的前面相反。这就像一辆火车在我身边开过去了一半，对火车自己来说它是面向车头，对我来说正面却是车尾。从时间本身来看，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是在后面，从我来看，那两个星期是在前面。

另一大批概念是基于本体论隐喻的概念。树丛、街角、海洋，本来是没有明确边界的，但我们把它们当作物体来对待。通胀更不是物体，但我们把它当作物体，通胀会来到、停止，我们可以与之斗争，可以战胜它。在本体论隐喻中，把观念视作物体、把心灵视作实体或机器是极为常见的、而且是在哲学上极值得关注的隐喻。

大多数概念包含隐喻，有些概念甚至就是由一系列隐喻合建的。爱情包含着一系列隐喻：爱情是物理力例如电磁力、引力，爱情是病人，爱情是疯狂，爱情是魔术，爱情是战争，爱情是旅行，爱情是合作，等等。爱情这样的概念完全是由这些隐喻建构起来的，它没有离开了隐喻的条理清楚的独立结构。

喻体中只有一些成分为隐喻所利用，有夹生的想法，但没有煮熟的想法。在理论是建筑这一隐喻中，多用基础与上层，入门和堂奥，不用房间和楼梯。实际上，隐喻之为隐喻，如理论之为建筑，原因就在于建筑概念只有一部分用来建构理论这一概念，否则理论就和建筑是一回事了。但基本隐喻可以延伸，例如把某个观念打扮得很花哨，把一些观念排列得整整齐齐。然而，我们能够沿一些方向延伸，而不能沿另一些方向延伸。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常用成分上使用隐喻，例如这一理论的基础并不稳固，这不是一种形象说法，而是字面的说法。当我们引申一个隐喻，例如说到一个理论中的房间、楼梯、外装饰等，那就是形象说法了。

哪些成分为隐喻所利用依赖于约定。例如用人作为山的喻体，英语有the foot of the mountain的说法，却没有the waist of the mountain的说法，此外，西方的登山人还有the shoulder of the mountain的说法。汉语里则有山脚、山腰的说法，却没有山肩的说法。山腰在汉语里是个常用的隐喻，若在英语里说到the waist of the mountain，那将是形象说法。

由此再进一步，我们将不难看到，采用何种隐喻是因文化而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出名的隐喻：时间是金钱。我们用浪费、节省、花掉、投入、值得、剩余、失去这些词谈论时间。这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自今天的现实：我们按小时计工资、打电话按分钟付费、无论钱放在哪里都要计算月息年息。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文化，在那里，辩论不是战斗，而像一场舞蹈。这显然不止是语言层次上的不同，而是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不过作者对这个转换中的哲学问题很敏感，他们立刻自问：在那种文化里，人们还是在辩论吗？应当说，他们有的是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一种舞蹈式的的对话方式。这是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可以沿着相同的思路问：中国有没有religion、有没有philosophy、有没有民法？我们应当沿着哪些线索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每一种隐喻都突出了所喻的某些方面而遮蔽了另一些方面，例如辩论双方不只是敌手，他们也是寻求结论的伙伴，然而，战斗喻体掩蔽了辩论的合作方面。再例如，谈到语言交流，我们有一个常用的寄送包裹的隐喻：观念或意义是物体，表达式是容器、包裹，交流是寄送。这个隐喻掩蔽了语词意义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意义对上下文、对语境、对说话人听话人的依赖。时间是金钱的隐喻掩蔽了什么，更不难看得清楚。

我们由此不难想到隐喻的社会性、政治性。“有权有势的人得以把他们的隐喻加给我们”〔157页〕。例如在能源危机时期，卡特把能源危机比作战争，相应就有一个外部异族的敌对势力，自然，他们是些阿拉伯人。

隐喻对很多流行的认知模式提出挑战。传统哲学通常把概念理解为抽象共相，消化食物和消化知识这两个说法中都使用了消化，而消化这个概念就是消化食物、消化知识等过程中的共同点的集合，消化食物和消化知识则是同一个抽象概念的两个特殊例子。作者认为，说消化食物和消化知识具有抽象的共同点是反直觉的。而且，这种抽象共相理论更无法说明基于上下的一系列方向隐喻概念如快乐、有意识、多、德性、将来等等有何种抽象的同一性。它也无法解释像爱情这样没有独立结构的概念，爱情是多种隐喻从各个侧面构成的概念，这些隐喻来自不同的领域，很难说它们有什么抽象的共同性。

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所喻和喻体不是对称的，喻体是具体明晰的，因此所喻可以借以形成概念。抽象共相论把所喻和喻体视作平行的两个实例，所以完全没有表达出隐喻的真正结构。抽象理论更无法解释喻体和所喻的系统相应，例如时间之为移动物体的内在一致性。它也无法解释喻体只有部分特征用以建构所喻概念这一现象，更无法解释隐喻的扩展用法。

此外，作者还着重批评了义素分析方式、定义方式的概念分析。以假枪这个语词为例。假枪不是枪，这是传统定义所做的一切了。它根本没说假枪是什么，因此推论不出它不是一只长颈鹿或一盘面条。然而，假枪必须在操纵、活动的性质方面和真枪差不多，它是在某一十分特定的功能上与真枪不同。假枪不仅有别于真枪，而且也有别于一把坏枪。真枪、假枪、坏枪这些概念不是一些孤立特征的集合，而是一些相互关联的特征，构成一个完形。

对于概念和隐喻，作者非常强调完形。隐喻不仅是两个现成事物的某一相似之处的比较，我们借用战斗来理解辩论，不仅仅在于战斗和辩论两者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点，而在于这两件事在整体上相似，即作为经验完形相似。战斗和辩论这些概念都不是一些属性的集，而是一个完形。

莱柯夫/约翰森在更广的意义上看待隐喻，这是有启发的，然而在我看，把方向因素、本体论因素都视作喻体是不妥当的。总体说来，我在狭义上界定隐喻，这种界定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此，我大致只把莱柯夫/约翰森所谓的结构性隐喻称作隐喻，如辩论-战斗、理论-建筑、理论-道路。建筑物是多个维度结合而成的具体完形，正因此，我们可以借建筑物来建构理论概念，使我们关于理论的经验获得明确的形式，并且可以借助建筑物的概念来扩展理论概念。而像上这样的概念，本身只是一个维度，不是一个结构，因此我把它称作维度概念。维度概念是二元的，结构概念是杂多的[13][13]。把上下之类视作喻体，适足掩盖了隐喻的特点。其实，如上所述，这两位作者自己也说到，隐喻是部分的，例如理论是建筑这一隐喻，多用基础与上层、入门和堂奥这些内容，不用房间和楼梯这些内容。由此不难推想，只有那些本身结构完好的东西才能成为喻体，因为只有它们才有所谓“部分使用”。

当然，维度概念和结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历史有它本身的结构，但历史分别与另一些概念捉对形成维度概念，如历史-数学、历史-哲学、历史-现状，等等。空间一方面和时间捉对构成一组维度概念，另一方面，空间具有自身的结构，因此不妨说我们借助空间来理解时间及其他很多概念。然而，空间性是这样基本，理解的任何成形方式都包含空间性，实际上，“成形”本身就是个空间概念。因此，把空间性称作隐喻就没什么意思了。同理，把观念视作物体也因为不可避免、过于普遍而不应列入隐喻之属。我们用物体及其属性来理解心灵及其活动，用流动的液体来理解时间，用固体来理解物体，这些都具有概念的必然性，不是特设的隐喻。不过，尽管观念是物体不是隐喻，但把语言交流理解为寄送包裹则是个隐喻，因为寄送包裹是一个具有结构的具体完形。

结构性不仅把隐喻和上下这样的义素区分开来，而且把隐喻和明喻区分开来：明喻主要是“属性”上的相似性，隐喻则是结构性的。隐喻，可以说，是参照某种已有的结构来成象、成形、形成概念。一般说来，两个现成的、具体而分离的东西之间的比较是明喻，例如张三是猪，而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比喻不具体的东西是隐喻，例如生活是赌博。两个不具体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般的概念联系，例如爱情是斗争和合作、道德优越是高道德欠缺是下。我们看看那些最典型而重要的隐喻，不难看到这一点。

§5. 隐喻与语言的形式化
上一节末我已经谈到我自己对隐喻的基本界说了，这一节我愿谈谈这一界说的主要内容。我们不妨从隐喻和明喻的区分开始。塞尔、戴维森、莱柯夫/约翰森都接受传统的观点，用是和像来区分隐喻和明喻。我已提到过，这种观点把明喻和隐喻的区别弄得很没意思，锦绣前程和前程似锦有多大区别？我认为，张三是条狗、张三像条狗、张三这条狗都是明喻，都是明明白白的比喻，无非张三是猪比张三像猪说得更强烈些罢了。

多数关于活隐喻和死隐喻的议论也不得要领。首先，多数论者一开始花了好多功夫区分明喻和隐喻，但一说到死隐喻，明喻和隐喻的区分就完全消失了。死掉的隐喻和死掉的明喻有什么区别呢？这恰恰表明多数论者所说的隐喻，不过是一般的比喻而已，所谓死隐喻，通常谈的并不限于隐喻，而是一般比喻，因此不如称作“死比喻”。

其次，谈论活隐喻和死隐喻的论者，都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界定死亡的。戴维森说，隐喻说一百遍还是隐喻，字面意义第一次就是字面意义，两者似乎有一条明确的界线。那么，活隐喻是突然死亡从而变成了死隐喻吗？但若在这里就像在其他的语言现象那里一样，变化通常是逐渐发生的，那我们就需要发现从隐喻转化为字面意义的中间阶段。正是这个方生方死之际是哲学的空间。从隐含意义到字面意义的转变，这两者的交织，为理解“什么是一个语词的意义”透露消息。

明喻是典型的比喻，是两个现成事物之间的比较，例如是张三和猪之间的比较。张三在一个特定场合或在一特定方面和猪相似，但他即使不像猪仍不失其为张三。适当的比喻会使话语生动些――否则干吗还要比喻呢？隐喻则不仅是个比喻，不仅在修辞上是生动的，我们不仅是把理解比作看，看、看清内在地规定着理解这个概念。隐喻不是对一个离开隐喻而有其所是的东西的比喻，而是从某种东西来确定所喻的本质或曰所是，例如从道路来确定思想之所是，从行路来确定推论之所是。明喻依赖于事实知识，隐喻则利用那些半包含在概念本身之中半未包含在概念本身之中的联系[14][14]，也正由于此，隐喻在关键之处提示了语义的奥秘。比喻可视作两个并列的项之间的关系，而在隐喻里，两项的关系是一前一后，一彰一隐。隐喻是metaphor的译名，metaphor是从希腊词metapherein来的，即meta + pherein，大致可理解为带到〔字面的〕后面。明喻是同一个平面上的两个事物的相似处，隐喻则是两个层面上的本事的“相似处”。但这里谈论“相似处”必须十分审慎。由于隐喻不是两个现成事物的现成属性之间的相似，而是未成形的借已成形的结构成形，因此，我们简直不能说由于论证和人的行走、跳跃方式相似，因此我们把一步一步、跳跃等语词应用在论证上，我们简直分不清是因为两者相似我们有了隐喻抑或我们有了这个理解因此创造了两者的相似。[15][15]隐喻是借喻体使所喻形式化、语言化，成为可以谈论的东西。与其说翻开尘封的历史这句话指出了历史与一本老书有某些相像之处，不如说它从一本老书界定了历史。我们除了说一个论证一步一步都很清楚或跳跃太多，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说出我们要说的东西。推论在是走路的同时即是推论本身。

在深刻的隐喻那里，喻体是所喻的现象，显现意义上的现象，这种显现打破了现象和本质的区分。他心碎了，我们固然不妨说，这话把心比作了可碎的物体，然而，可碎性的确是心的一个本质规定，我们就是通过心碎这样的话学到心字的。海德格尔曾讲到特拉克尔“驶入夜的池塘，驶入那片星空”这句诗。人们会说：夜的池塘是星空的诗意的比喻，而海德格尔说：“然而，夜空就其本质真实来说就是这个池塘。相反，我们平常所说的夜毋宁是一个图象，是对夜的本质的苍白空洞的摹写”[16][16]。

隐喻的奥义在于，我们用来形容所喻的，看似形容，实是直陈，看似“像”，实是“是”。用像和是来区分明喻和隐喻，其实是对的，只不过两者的区分不在于修辞上用了像抑或用了是。张三是猪，虽然用了是，说的仍然是像，它仍然是一个明喻。逝者如斯，用的是如，却揭示着时间之所是，从而是一个隐喻。时间不仅像河流，它就是河流，河流规定时间之所是。

在隐喻中，不仅所喻获得了形式，而且喻体也得到了更新的理解。笔耕不仅使得写作成形，耕作也获得了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本来处在表层的现成化了的喻体现在通过在深处和所喻交融汇合而重新成形。

因此，一个典型的隐喻中并不说出喻体是什么。我说你这个推理不成立，跳跃太多了，这时我通常不说如果咱们把推理比作走路的话，你这个推理跳跃太多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咱们把推理比作走路这话隐含：我们可以不把推论比作走路，然而，我们恰恰始终是从步骤、跳跃等形成的结构来理解和谈论推论的。

于是我们记起亚里士多德早就说到过一种特别的情况：我们说太阳播撒阳光[17][17]，这个播撒是从散播种子借来的，然而，除了播撒，我们没有一个更字面的说法来描述太阳和光线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但在我看，这恰恰是最重要的隐喻方式。我们说到张三火冒三丈或张三发火了，说到一个理论的基础稳固，说到一个论证漏洞很多，说到时间飞逝，除此之外我们还该怎么说呢？时间极快地过去，这个极、这个快、这个过去是不是也含有隐喻？是不是把时间之推移比作了空间里的运动？但我们此外还有一种字面的说法吗？我们不说火冒三丈，说发火，但发火仍然是个隐喻，我们可以不说发火而说很生气，但生气恐怕仍然是个隐喻。我们还有比生气更字面的说法吗？

隐喻是难以改述的，因为隐喻虽然不是标准字面的，但此外并没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字面表达式了。是否易于改述，和一句话是在字面上说的还是有所隐含没有关系。上面曾说到，任何类型的话语都可能无法很好地换一种说法说出来。有些隐含容易换个方式说出来，是因为其中的“隐含”很直白，隐含的意思如果是内嵌在字面表达式里的，隐含的内容就难以改述。

沉下脸来，心里明白，这些是比喻还是描述？论证里出现了跳跃，这是字面意思还是隐含意思？不妨说，隐喻在比喻和直接描述之间，在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之间。张三跳过了小溪里的跳，是完全字面的，相对这样的句子，我们不妨说论证里出现了跳跃不是完全字面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说法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字面的说法。气得直冒烟是个比喻，火冒三丈和发火在字面意思和隐喻之间，生气是字面说法，虽然它也是从比喻或原义的引申来的。隐喻是特殊的比喻，是深层和表层之间的比喻，因此这种比喻同时就是原始经验的形式化。如前所述，通过隐喻，某些尚未定型的经验借助已经成形的经验得到组织、得到表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借战斗来理解辩论而不是借辩论来理解战争，为什么说心灵像机器而不说机器像心灵？尽管机器是比心灵晚生的东西，然而机器具有明确的形式而心灵则否。

所喻不一定只能借助唯一的隐喻成形。莱柯夫/约翰森提到过一个例子，一位从伊朗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注意到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中所含的溶液隐喻，沿着这一隐喻来想，解决问题就被理解为：问题并不完全消失，它被溶解了，不再具有坚硬的形式。而人们原来说到“解决问题”更多采用的却是字谜隐喻。

语词系统是我们的经验的一种形式化。越是弥漫在广泛经验深处的东西，越是要求确定的形式化指引，也可以说，在概念成形时，要求更多的约定因素。经验的形式化和概念的逻辑抽象是不同的范畴，然而，哲学家们经常想当然地用“抽象”来描述概念的形成。孩子先学会妈妈、爸爸、张三、李四，后学会人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独立于对人或人性的经验学会了妈妈、爸爸、张三、李四，事后才从这些物体上发现了某个共同点并加以抽象，形成了人这个概念。孩子最早就学会了区别有益和有害，区别人性的和非人性的，虽然这些概念内容在语词层面上的成形较晚。这不是因为这些概念的成形有待于具体事物定型以便从中加以抽象，而是这些概念必须和相邻概念一道生长逐渐成形。中国人、人，并不在传统意义上是比张三李四更抽象的概念。“中国”并不只在联合国会议上实在，也不止在脑子里或什么抽象领域内存在，你在很多实际情境中被作为中国人来对待，你在很多实际情境中作为中国人举止。中国人是张三李四的一个内在规定，而不是一种外在抽象。

经验要“化”入何种形式？化入语言形式。传统所谓隐喻，张三是猪，的确只是改装的明喻，真正的隐喻却是内嵌在语义之中的。莱柯夫/约翰森的一个重要主张是，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我们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语言始终交织在思想、活动、行为之中，语词的意义就来源于此。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思想、行为在先，语言只是简单地“跟进”，在语言哲学里，我们探讨映射在语言层面上的思想、行为。隐喻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是“属于语言的”。莱柯夫/约翰森以及戴维森等人认为隐喻是亚语言层面上的，这是因为他们把语义和经验内容分割开了，而我们始终坚持的观点是：语义是经验的结晶，我们从来不把语言当作脱离理解的符号系统。对论证和对行走、跳跃的经验是不是属于同一个领域？这是个无法适当讨论的问题，然而，在概念层面上，一方面，这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另一方面又通过隐喻产生联系。隐喻是一种基本的概念构成方式。

隐喻之为隐喻，恰在于它是内嵌在语词-概念里的，隐喻在语词-概念里，而不是在说话人的心里。和塞尔的主张大相径庭，我认为，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地位是相等的，实情绝不是说话人有所隐含而有意不说，如果他愿意说就能够说出来。大多数论者一向把说话人心里的隐含和语句的隐含混为一谈，然而，说话人心里隐含的东西是心理学的内容，不是哲学的兴趣所在。隐喻内嵌在一些用语之中，说话人对内嵌的隐喻有没有意识则一无所谓。

有些经验含有相对明确的形式线索，有些则否。苍蝇停在天花板“上”吗？上下既指示着某种空间方向，也指示着某种紧密的黏附，我们明白苍蝇停在天花板上，但听到猫停在天花板上却不大明白。球滚到一个运动物体向之运动的那一面，这种情况提供了明确的形式线索，我们人人都会说球滚到了那个物体之前。球滚到了一块石头朝向我们的那一面，这种情况中没有明确的形式线索。因此需要有所约定。我们对发脾气的经验和对生成了一股气冒出来的经验、和对着火冒烟的经验是相通的，但生成一股气或者着火冒烟是否结晶在发脾气的语义中，则没有一定。在汉语里，生成一股气的经验结晶成了“生气”，着火大致结晶成了“发火”，冒烟则没有结晶成这样的语义。于是，生气是字面的，发火是个死隐喻，冒烟就是个比喻了。

总结下来，我大致这样理解隐喻：隐喻就是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作系统描述。我们的经验在语言层面上先由那些具有明确形式化指引的事物得到表达，这些占有先机的结构再引导那些形式化指引较弱的经验逐步成形。

§6，语境、字面、语义条件
我们现在从隐喻这种重要、有趣然而特殊的语言现象转向关于字面和隐含的一般讨论。
我们可以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到隐含：隐射，话里有话，说话绕弯子，避讳，以婉转的方式提出请求、批评，反话，暗示，预设，逻辑蕴含〔entail〕，诗的蕴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质言之，隐含像包含、关系这些词一样，宽泛到几乎空洞。
最简单的一种隐含，是一句话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中可能有一个特殊的意思，人们把这句话的一般意思叫作“字面意思”，相应地，这个特殊的意思就是隐含的意思了。
一句话似乎随着不同的语境会有无数多的意思，我说下雨了，意思可能是让你关上窗子，可能是让你带上雨伞，可能是让你把晾晒的衣服收回来；也可能是说我们不该还在露天里站着，而不在露天里站着又可能进一步隐含着抱怨：你怎么唠唠叨叨说个没完？下雨了还可能隐含你刚才说不会下雨是错的，或我刚才说要下雨是对的，这些又可能进一步隐含你从来都是错的或我从来都是对的。情况也可能是我们刚才在打赌，如果下雨你就输二十块钱，于是下雨了就可能隐含拿二十块钱来。正是缘于这类无穷无尽的隐含，夫妻两个会为一句外人听来无关痛痒的话赌气吵架。我们每设想一个语境，下雨了这话似乎就可以隐含一个特别的意思。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细化，更随着反对普遍主义的风尚，“语境”[18][18]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流行的说法是，我们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理解一句话[19][19]。上面谈到下雨了的各种可能语境，似乎正印证了这个说法。然而，这个说法颇可疑。我们先从一个小疑问开始。我说下雨了，隐含让你关窗，我请你把窗关上，是否隐含下雨了？若说后者是隐含，那似乎是一种不同的隐含。
这里涉及的不是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也不是话语的意义和说话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广泛得多的隐含概念。一般说来，一个事实可以隐含某种结论，一个特定情况可以隐含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但结论不隐含事实，应当不隐含是。它们是属于其他题域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展开。但我们先提到这些问题自有用意：我们当然可以从语言现象入手来研究事物，研究人的行为和道德，但事物、行为、道德等等并不能归化为语言现象。不仅如此；所谓语境学中讨论的多数问题，以传统的方式来探讨更有简捷，从语言现象入手，往往徒增混乱而已。我甚至想说，语境学的大部分，言语行为研究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语言哲学帝国主义”的结果。
单就语言现象来谈，语境主义的主要疑点在于：尽管下雨了可能意味种种不同的事情，但这话似乎仍有一个字面的意思，那就是下雨了。这个字面意思是否依赖于语境呢？[20][20]
塞尔注意到，字面意义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像字面上看上去那样明白。人们也许以为，字面意思就是人们说一个词语时最通常的意思。然而，这至多对了一半。说来奇怪，在很多情况下，字面的意思不是我们通常使用的意思，正相反，只有当一个词语已经延伸出了一个意思并且这个意思成了显义，把原来的意思隐藏起来了，我们才说到字面意思，用来指那个平常已经被掩盖的意思。我们说张三吓了一跳，无需张三真的跳了起来，如果张三真的跳了起来，那他是在字面上“吓了一跳”[21][21]。但见怪不怪，就像坐下通常就是坐下，不一定要么是有意坐下要么是无意坐下一样，意思通常就是意思，不一定要么是字面意思要么是隐含的意思。
在这一大类情况下，“字面”说的是一个词语原初的意思，和后来的引申并成了通常的意思相对。通过问话来请求、反语等等，大致可以归入这一范围，“你能把盐递过来吗”在字面上是个问题，但它通常是个请求，换言之，我们通常不在、通常也不首先在“字面意义”上理解这样的话语。
但“字面意思”有时和塞尔所讲的东西接近，大致可以解作“明面意思”：我们有时每一个字都读懂了，但还是不明白一句话的真实意思。只不过，塞尔所说的那些例子并不属于这种情况。我说你吓了我一跳，你认真问：可我没见到你跳呀？那你大概是个初学汉语的外国人。这个例子属于上面说的那一类情况：你不是了解了我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而不曾了解我隐含的意思，你是知道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而不了解它的明面意思。了解明面的意思而不了解隐含的意思是指这一类情况：你逐字读懂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但不了解这句诗隐含着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在前一大类情况下，有字面和使用的区别：在那里，语句有一种系统的不同于字面的用法。然而戴维森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语言和使用却不得要领，因为他把字面和使用混同起来，炮制出语言和使用的对称，而这个对称丝毫不能增进我们对相关现象的理解。而在后一大类情况中，在真正涉及明面和隐含的情况中，无论谈论字面/使用还是语言/使用就统统文不对题，在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句诗里，没有一个字有一种不同于字面的使用。
通过上面对字面意思的分析可知，语境主义关于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的谈论完全不得要领。下雨了这句话并不是有一个字面意思而在每一个特殊语境中还另有一个隐藏的意思。除非下雨了像加油加油那样一般不意谓下雨了，它才会有一个“字面意思”，而这个字面意思恰恰是多多少少隐藏着的。有时说话人在特殊语境中通过陈述一个事实要引起某种效果，这时我们不如直接谈论说话人的意思或他说这句话的目的，而不要谈论这句话的隐含意思，也不要谈论语言和使用。你能把盐递过来吗和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两句话都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但仍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引入语境概念都是可疑的，因为语境强烈地意味着个别、特殊。你能把盐递过来吗的确有一个“语境”，餐桌上的语境，但这个“语境”恰好是这句话的通常“语境”，实际上，我们很难想像在何种不同的特殊语境中说这句话。要超出字面来理解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句诗，我们需要不少语言之外的知识，但我们该把这些知识称作语境吗？
如果把语言视作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的符号系统，那么我们当然就要强调任何言语都在语境中具有意义。然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应当把语词视作某些情境因素的结晶[22][22]，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每一次都设想一个特定的情境才能理解一个词语。我们无须要求任何语境就能够听懂“一个男人站在门口”，“水在摄氏零度会变成冰”，实际上，这些话语本身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特定的情境或画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话语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带着自己固有的“语境”来的。并非语词是些死东西，只有放到生活中才活起来；语词本来就是生活经验的组织。下雨了当然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例如要有水、地面具有引力、气温大致在0°到100°之间等等，然而这些不是“特定的语境”，它们是“一般的语境”，是下雨了这话能有意义、能有“字面意义”的原初条件。只有在一个婚姻制度中才谈得上夫妻，必需有一个基础平面在谈得上上和下，东南西北这四向在极点上就会失效。
当然，“一般语境”不是个适当的用语，因为语境本来包含特殊这层意思。可惜我还没有发现哪个术语可以用来表达眼下讨论的这个概念。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概念的一部分以及“生活形式”也许是最接近的，但还远不够恰当。如果不在意学究气，我们就叫它语义条件[23][23]。
语义条件不仅一方面和语境有别，另一方面和语词的意义有别。存在一个基础平面是上/下的语义条件，不是上/下的含义。含义是我们说出的东西，而语义条件是我们能够说出这样东西的条件。就此而言，一般语境这种说法也有好处，它提示我们注意到语义条件和语境的相似之处。我们在一个特定语境中陈说一件事情，而不是在陈说语境。与此相似，我们依赖语义条件有所言说，但我们不是在谈论语义条件。
妈妈的含义包括是女性、有儿女之类，谋杀的含义包括有意。张三不小心谋杀了李四这句话不合逻辑。然而，在没有一个基础平面作参照系的太空中谈论上/下则不是不合逻辑，而是没有意义，无法索解。那种谈论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使得上/下具有“字面意义”的语义条件阙如。从弗雷格到维也纳学派，由于不曾区分语义和语义条件，所以始终无法澄清不合逻辑和没有意义或曰无法听懂之间的关系。
语义有核心有周边，有深有浅。这些含义“包含”在语词里，“包含”和“隐含”本来只有一步之遥，语义，尤其是那些微妙幽隐的含义，都可以说成是话语的隐含。所以我们有时需要认真分析从能确定一个语词的某种含义。不过，本节一开始就提到，隐含这个词过于宽泛，把语词意义叫作隐含不会为我们增加什么新的理解，只会带来混淆。
语义条件也是隐含着的，而且一概隐藏得较深，当我们被问到美国在中国上面还是中国在美国上面，我们可能会觉察出此中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不一定能立刻明白由于脱离了上/下概念的原初条件，这个问题是没意义的。与此相似，进步这个概念要求一个较为切近的比较系，进两步比进一步更进步，然而，进一万步就无所谓比进一步更进步了。然而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个条件，于是以为要么社会是不断进步的，要么就根本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有进步。语义条件之所以如此深藏不露，恰因为它们是使字面意义成为可能的东西，是我们太过习以为常的东西。

§7，分析与蕴含
隐含的东西是隐藏着的，但隐含的东西还不仅仅是隐藏着，像我的保险柜里藏着一条钻石项链，无论把它藏在那里还是把它拿出来放在桌面上，它都完完全全是同一条项链，没有任何改变。隐含的东西不是这样的，隐含还意味着，隐含的东西和其他东西纠结在一起。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拿出来，而是需要先作一番分析的工作，然后才能把它说出来，而这个说出来的东西，由于已经摆脱了当时它在隐含状态中的纠葛，所以它既是原来那样东西，又不完全是原来那样东西。为了与现成东西的隐藏区分开来，我将把这种处在纠葛状态中的隐含称作“蕴含”。
把蕴含的东西展开、摆到明面上来、说出来，就是所谓分析，分析的基本含义就是说把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分条析缕清理出来。然而，把“人皆两足，张三是人，张三两足”这种形式推论称作“分析命题”，看来就不很恰当，因为在形式推论中，我们恰恰不去注意符号的内容。我们应当区分分析和符号演算或曰数理演算[24][24]，分析针对的是语词或符号的内容，而在符号演算中，我们不考虑符号的意义，只考虑符号之间的演算规则[25][25]。康德在谈到“分析命题”的时候，只说到了隐藏〔versteckt〕，没有说到纠葛，概念分析命题和符号演算命题就成了一式的东西。把分析特别是语义分析和符号演算混为一谈，把两者都笼统地称作“分析命题”，带来了广泛的困惑。
语义分析和符号演算都是与陈述事实相对的，因此，当人们只从于经验/事实两分来思考问题的时候，难免把分析和演算当成了一回事。而且，有些浅层的语义分析的确和符号演算极其接近，例如从he is a bachelor推导出he is an unmarried man，因为bachelor几乎就是unmarried man的缩写。从bachelor看，单身和男人似乎是隐藏着的，a bachelor is an unmarried man于是像是个分析命题，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单身汉是没结婚的男人”，就不像是一个分析命题，而更像是命题演算或重言式了，因为单身汉几乎直说了未婚和男人。两种语言中的相近概念常以不同的语词形式来表达，在一种语言中蕴含的，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直说出来。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例如Mare和牝蕴含母，母马却不是蕴含母。人们在为分析命题举例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一类例句。像bachelor、mare这样的语词近乎于词组缩写，对它们进行分析近乎于命题演算，因此，这些例句往往诱使人们更深陷入分析和演算的混淆。其实，像bachelor、mare这样近乎于词组缩写的语词数量不大，而且，它们并不完全是词组的缩写。
我们强调，蕴含的东西不仅隐藏着，而且有所纠葛。正因为此，隐喻乃是蕴含的典型。有话不直说却不是恰当意义上的蕴含。我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你让我有话直说，我最后说：我想问你借一百块钱。这句话，这件事，是我早就想好了的，现成摆在那里，只是我把它藏着，只是我说得出口说不出口而已。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自然就能理解为什么隐喻是典型的蕴含。不过我们首先就不要像塞尔那样把隐喻和用问话来请求、反语等等归入同一个范畴。在这些情况中，以及在吓了一跳这一类形容中，有字面意义和通常用法之间的区别，隐喻却没有字面和使用的区别。但我并不因此同意戴维森，因为隐喻也没有他所说的那种语言和使用的区别。所以，我们也不要像戴维森那样把隐喻和撒谎归入同一个范畴。撒谎是由不符合事实来界定的，隐喻却完全不是。
我说我吓了一跳，我无须“字面上”跳了一跳，我说你的论证跳跃太多，你却只能自辩说我一步一步都很连贯，不能够自辩说你太夸张了、你这只是比喻，我的论证字面上没跳。这里也可以谈论原义和延伸义，就这里的延伸义是原义的扩展和张扬，同一个词的蕴含内容变得更加丰厚了，而不是一种延伸用法掩盖了原义。如果在这里谈论字面，我们谈论的是字面和蕴含，而不是字面和通常用法。
人们说诗是广义的隐喻。这种见解十分入理；但我们首先得正确地理解隐喻，那可不是一个字面意思背后还藏有一个隐含的意思。那种诗是只得其皮毛的“诗人”的诗。
亚里士多德是对的，诗人更多地使用隐喻。但我们说诗是广义的隐喻的时候，绝不是在说诗人使用较多的隐喻，而是指诗人在句子的层面上创造了隐喻。语词的或曰狭义的隐喻通过含义的延伸增加了语词的蕴含，在相似的意义上，特定的语词组织会增加语句的蕴含。“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深富蕴含，但这不是因为其中哪个词影射了什么。只有最愚蠢的解释才会把它说成是通过借代暗指如果那天碰巧没有刮东风，魏国就会战胜吴国。这层意思的确也蕴含在诗中，在向小学生讲解时也可以说到这一点，但那是解说，不是改写。这句诗没有说出这个，而是蕴含着这个，而这层意思恰由于其为蕴含而与其他意思互相纠葛在一起，邦国的战争、女人的命运、悲欢离合、古今之叹，这些内容互相渗透，而不是一些由逻辑常项串在一起的原子事实。因此，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当然不能改写成如果那天碰巧没有刮东风，魏国就会战胜吴国或任何其他什么句子。无法改写主要不是因为这层意思只是这句诗的内容的一部分。即使我们能掌握这句诗的全部内容，我们也不可能用穷举法改写这句诗，因为那将改变这些内容原初的蕴含状态，而诗原本通过蕴含的方式言说，从而使现实在互相牵挂中呈现。任何适当的话语都不能被充分改述，不是增添了一点什么就是失去了一点什么。
那么，“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否说出了它所蕴含的东西？事物是在不同蕴含程度上被“说出”的。事物在诗中以最富意义的方式被说出。现实，有人说出来，是一件件干巴巴的琐碎的事情，另一个人说出来，却是互相牵挂的丰厚整体。
当然，我们有时不要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而要说如果那天碰巧没有刮东风，魏国就会战胜吴国。我们并不总在作诗。在有些场合，例如在法庭上，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这种高度富有蕴含的话语，相反，我们采用事实的说话方式。为此目的，我们选择或创制一些蕴含较少的语词和言说方式[26][26]，只在“字面上”说话。

注释：　
[1]例如约翰·希克把incanatus〔上帝道成肉身、体现〕主要理解为一个隐喻，见约翰·希克《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王志成、思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8，35页。
[3]这里相应的英文是metaphor和simile，相关的中文概念还有暗喻、借喻、类比、双关、两可、夸张、反讽等等，相关的英文概念还有allegory、analogy、meiosis，等等，不能一一尽述。
[4]亚里士多德多次这么说，特别参照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三卷第四章。但亚里士多德自己在各处的具体考察超出了这个简单的说法。
[5]以下讲到塞尔的部分依据：塞尔，《隐喻》，梁骏译，载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引文只注明页码，不再另立脚注。不过我的引文像往常一样，多半是从外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与所引的中文译文可能差别很大。
[6]很多论者像塞尔一样借助真值条件来谈论隐喻，例如马蒂尼奇说：“隐喻话语如果用来断言那都会是假的。”马蒂尼奇，《A Theory for Metaphor》，载于马蒂尼奇编，《Philosophy of Language》，Oxford，1996，433页。
[7]所喻和喻体也有称作本体和喻体的。
[8]戴维森，《隐喻意谓什么》，牟博译，载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以下的引文都出自这篇文章，只标页码，不另加脚注。但如上述，译文是我自己的。
[9]大多数是假的，有些是真的，例如任何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之类，但这些隐喻之为真没什么意思。
[10]注意，改述不等同于翻译。Richard Moran曾谈到两者的区别，并且特别指出，隐喻往往不是最难翻译的,因为很多隐喻来得很自然，像她是一条毒蛇这样的比喻很可能在很多语言里通用。最难翻译的是熟语。见Richard Moran，《Metaphor》，载于Bob Hale and Crispin Wright编，《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Blackwell，1997，250-251页。
[11]莱柯夫/约翰森，《Metaphors We Live B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本节引自该书的引文只在正文中标出页码。
[12]莱柯夫后来发表的《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一书更系统地实施了整个计划。
[13]的确，把上下这样无处不在的概念视作一个特定的喻体很让人生疑。上下和大小是同一类型的概念，只不过把大小看作喻体显得更荒唐。年龄大小是以面积大小体积大小为喻体的吗？然而，中国人说年龄大年龄小，英国人则说old and young。我们不如把它们称作义素。参见陈嘉映，《说大小》，载于陈嘉映，《思远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14] 关于事实知识和概念联系可参见陈嘉映，《专名问题》最后一节，载于赵汀阳主编的《论证》第二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5]塞尔对这一点有所察觉。他说，某些隐喻的联想深深印在我们的整个情感方式中，乃至我们认为肯定有相似性，甚至联想本身也是相似性的一种形式，似乎是联想保证了相似性。不难看到，塞尔没有正确理解这种现象的理论意义。莱柯夫/约翰森也说我们所知觉的很多相似性是由约定的隐喻造成的，例如，若非有观念是食物的隐喻，观念和食物的相似性就不存在。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作interactive similarity，这比塞尔的论述稍有进步，但说得仍嫌空洞。
[16]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载于《走向语言之途》，孙周兴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37页。
[17]当然是用希腊语说。
[18]我们经常需要区分两种context，一个是本文内的上下文，一个是话语坐落在其中的生活场景。我通常把前者叫作上下文，只有说到后者才说是语境，不过这一区别在这里并不重要。
[19] 为简便计，下文将把这种主张称作“语境主义”。
[20] 索引词或所谓自我中心词的指称是由上下文或语境确定的，这包含在这些词的语法中。我同意没有说出同意什么，这是一种省略，省略的内容的确可以通过上下文或语境补足，但同意的内容并不影响我同意的意思。张三上课去了没有说明张三是去听课还是去讲课，这和上例相似，但由于差不多只有两种选择，所以接近于歧义。这些语言现象不是证明了语境主义，它们是一些可以分门别类的特殊语言现象，可以分门别类加以研究，恰恰反驳了语境主义：如果说张三上课去了需要语境才能确定含义，那么，张三听课去了就不需要语境就能确定含义。
[21]这里所说的，对英语里的literally speaking也适用。
[22]参见陈嘉映，《专名问题》，载于赵汀阳主编《论证》第二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3]我们也许可以把语义条件视作维特根斯坦的“语法”和“生活形式”的一种结合。“生活形式”是使一个语词具有意义的那些事实，“语法”谈的则是这些事实对该语词的规定作用。
[24]蒯因大致作过区分。
[25]按照我们这里对“蕴含”的用法，也是根据这个汉语词的实际用法，“逻辑蕴含”不是一个良好的用语。英文词entailment和entail用作术语时大致应译作“〔逻辑〕后件”及“〔逻辑上可〕导出”之类。
[26]而不仅是较少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