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七号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
——《海角七号》
2015的冬天，我和朋友Mandy一起由东至西穿越亚瑟山步道（Author’s Pass），前往新西兰南岛的小镇格雷茅斯（Greymouth）。
那天，我开着爱车“友柏”，以30码的速度龟行在积雪冰封的亚瑟山上。因为开的慢，路边的风景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帧帧地进入视野。夹道的红树林，枝头闪烁着冬日的阳光；远处的黄色原野，蜿蜒着破冰而出的蓝色溪流；积雪的背山处，偶见鹿群踩着积雪踱步或休憩。
我们像是误入了北欧童话，被美景惹的一步一流连，停车拍照个没完。玩心这么重，也是因为在即将抵达的西海岸小镇，有一份海鲜厂的工作正在迎接我们，终于解决了一直困扰的生计问题。
这份工作来得并不容易。当时我们模仿马云创办中国黄页的思路，在网上找到新西兰黄页。根据上面数千家的企业信息，在图书馆一连泡了几天广撒渔网，打了上百个电话，发了数千封邮件，才从冬季稀有的工作机会里捕捞到的。
这也是我在新西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开工第一天，凌晨5：20，我狠狠地把自己从睡梦里拉起来。出门的时候，天黑漆漆的。借着路边的灯光，我看到爱车的挡风玻璃上冻满了霜。弓着身子，呵着双手，打了5分钟暖气才解冻了人与车。一路上导航一直出错，好在凌晨6:00前我们还是赶到了工厂。
海鲜厂座落在塔斯曼海边，入口处是一间休息室，我们就在这等待。房间里还坐着十来个人。看起来都像是当地人，不论男女都穿着白色制服。大概是衣服太大了，显得身体格外臃肿。其中有一个光头男人，手臂上露出大片的刺青，让那张脸看起来更加阴郁。
他们大多接了杯咖啡，坐在那休息。不少人在好奇地打量我们，大概是这两张中国面孔太突兀了吧。十几分钟后，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从门后进来，跟我们打招呼。
“是Crystal 和Mandy吧？” 我们站了起来，Crystal正是我的英文名。
来的是厂里的 Supervisor ，Karin，负责整个厂子的具体事务管理。她有一张管理者的干练脸，还有一股生人勿进的威严，下意识地有些怕她。她了解我们的情况后，便按照事先邮件里的约定，安排我们签合同。随后，带我们领了制服，熟悉工厂的环境。
这家海鲜厂规模不大，大约50来号人。员工大都是当地居民，只有唯数不多的几个亚洲人。厂里有两条正式的生产线，三个重要的区块，切鱼区、包装区和冷冻区。
Karin把我们带到包装部流水线，让老员工Anita和Amy教我们包装。她们包的正是一种鳕鱼条（Cod），被剔除了骨头，留下完整的鱼肉。Anita教我用蓝色的塑料纸，将鱼肉包好不留空隙，再层层叠放在箱子里。
我开始依样画葫芦。流水线上，有各种大小的鳕鱼，因为我还不懂如何判断尺寸，Anita便动作麻利地帮我把鱼挑拣出来，放在旁边。我对她感激地微笑，这个20岁的温柔姑娘，有一双好看的蓝色眼睛。
Mandy很快融入了这个环境。她活泼，善谈，在制服外的围裙上大写上自己的名字，自信坦然地呈现自己，大家都喜欢跟她聊天。与她相比，我就像初进荣国府的林妹妹，怯生生的，不太敢跟人交流。要不是围裙上必须要写名字，我恨不得所有人都当我隐形。
有时工作上不得不交流，我也只能开口。一出声，便是蚊子般的声音，还闹了不少笑话。因为海鲜厂的员工以当地人居多，所以他们的发音带着浓重的新西兰腔调。尤其是一些特别的发音和俚语，是我从来没听过的。
有一次同事Ryan让我帮忙递一支笔（pen），我却不懂这个发音叫“pin”的到底是什么鬼，对她比手画脚了半天，对方只好无语地自己去拿。
这样的笑话闹多了，为了避免暴露短处，我便更加地沉默。慢慢地，我仿佛成了流水线上辨别不出的螺丝钉，白色制服包裹的沉默影子，只是在角落机械地移动双手工作。唯一可见的，便是白色围裙上写着的英文字母“Crystal”，小小的，与我的内心一样自卑。
包鱼时，我常常抬起头看门口的时钟，但它总是忘记走动。大概是太冷了，连时间都冻僵了。因为海鲜需要保鲜，所以厂里的温度很低。一整天站下来，没过多久，我的双脚就长了冻疮，肿痛而痒，格外难熬。
在这个冷气逼人的空间里，我们的身体就像流水线上的鳕鱼条，被层层包裹后送入了冷冻库。可是，我的念头却在冻僵的身体里一浪接一浪地汹涌。
当我每天站立9.5个小时包鱼，我想起了国内办公室的旋转椅和笔记本电脑；当我手忙脚乱地抹去溅了一脸的鱼血时，我想起了曾穿过的白色衬衫和蓝色长裙；当我搬着几十公斤的鱼脊椎痛到抽筋时，我想起了被妥帖照顾和拥抱的身体。
胸腔里跳动的心脏，在这对比鲜明的双重奏里被剧烈地拉扯，慢慢地经历“剔骨去头”的工序，最终赤裸地暴露在工厂的空气里。那是一条死去的鱼，失去了“相濡以沫”的水塘，却还没有找到“相忘于江湖”的大海。
周末的时候，我独自来到塔斯曼海边，给父母发信息。母亲在微信里生气地说，“外婆的手骨折了，住在医院里。有一天隔壁床老人的外孙女来看望，听着那个女孩轻声叫外婆，她在医院竟然大声痛哭，你说，丢不丢人……”
那一天的大海阳光明媚，雪山环绕。有人在海边骑马，有人在开摩托车，有人带着孩子在散步。可是眼前的一切像是全落进了大海，我捧着手机，潸然泪下。
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开口。我想对他们诉说我的思念，思念外婆的皱纹和手上的茧，思念母亲做的菜和父亲的碎碎念；我想对他们诉说我的疲惫，诉说鱼厂的寒冷和每天的工作，诉说脚上的冻疮和散架的身体。我还想对他们诉说我的孤独，诉说我闹的那些笑话和被嘲笑的英语听力。
可是我最想诉说的，是我对她们的内疚。我内疚外婆受伤却无法在旁，让她只能从旁人的一声呼唤里，感受孙女的气息和慰藉。我内疚她们对我日夜的担心，内疚她们对我无尽的思念，外婆的眼泪，母亲的生气，那一刻就像毒虫在狠狠啃噬我的心脏，就像千斤巨石重重压我的胸口。
泪眼模糊中抬起头，沿着海岸线往前，我看到一片蓝色的浩瀚海域，向着远方无限延伸。也许，这所有的眼泪和话语，所有的高浓度情感，都会被大海沉默地倾听，容纳，甚至稀释。
过了很久，我在手机上按动字母，只回复了一句，“我爱你们。”
“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离开你们，不是对你们的抛弃。而是，我一定要成为我想成为的自己，拥有独立的精神和强韧的躯体”。我在心底对远方的家人轻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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