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

安禄山

安史之乱，是唐代国运的分水岭。安禄山造反，是玄宗天宝年间的重大事件，也是影响唐代中后期藩镇格局的重要因素。

安禄山是胡人，后世认为，唐室重用胡将，是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民国的陈寅恪认为：“河朔地区在唐代，是胡汉混居的地区，是汉族深度胡化的区域。”唐代文武官员的体制是，中央文职官员基本来自科举取士，而边境及军事藩镇的武职将领，因胡人之善战及熟悉胡人习性，基本以胡将为主。胡将安禄山治理深度胡化的军事藩镇，是唐代特殊体制下的必然选择。

安史之乱的灾难性后果，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度信任难辞其咎。但玄宗绝非昏庸君主，玄宗大量使用胡将，由胡将分别治理各个军事藩镇，事实上也有利于胡将之间相互抗衡与制约。玄宗唯独对安禄山给予特殊照顾与信任，与唐室混乱无序的皇位继承有关。

唐代自太宗发动玄武门事变后，历代唐室的皇位继承，均充斥暴力与权谋，混乱与无序，是唐室皇位继承的显著特征。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度信任”，是将安禄山视为私人班底，视为皇权的外部军事支持，视为足以制约太子提前篡位的保护力量。玄宗不是安禄山叛乱的始作俑者，安史式的叛乱，是大一统国家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

安禄山是胡人，是安史之乱的主角。后世将安禄山及安史之乱的根源，归咎为“太宗制定胡将政策，玄宗重用信任胡将”。
教科书上将蛮夷入侵的东晋南北朝时代，称为民族融合的时代，将鲜卑成为华夏主人后的文明化，称为北魏汉化。蛮夷成功入侵后的文明化，就是隋唐时代的前世。民族融合后的北魏汉化，就是隋唐统治阶层的前世。

武帝刘彻使用胡人胡将，是提升军队战斗力的举措，与政权属性无关。李世民与李隆基使用胡人胡将，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举措，更是政权属性的要求。

隋唐具有“世界帝国”的特征，本质是汉胡联盟。关陇军人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阶层的利益本位，对于关东汉将与胡将的使用，一视同仁，对于关东汉将与胡将的潜在威胁，也一视同仁。

如果是汉将郭子仪制造内战，结论似乎应该改为“太宗制定汉将政策，玄宗重用信任汉将”。
“杨国忠推波助澜，玄宗姑息绥靖，安禄山反唐”，是安史之乱的结论性叙事逻辑。

安禄山范阳兵变，以“清君侧”为旗帜，掩饰造反行径，事实毋容置疑。

玄宗姑息绥靖，是否确实如此，则有待揭开事实真相。玄宗并非不知胡将与开边两者结合的危险性，但太宗世民开国时就制定与实施的国策，至玄宗朝时，进行改变与调整的难度非常之大。在制度制约的困局下，玄宗唯有以个人行为，延缓事件的恶化及爆发时间。无数次公开表现“信任”，是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敌意，无数次公开表示“授权”，则是为了迷惑安禄山的判断。玄宗并不昏庸。

杨国忠推波助澜，逼反安禄山？也与事实不符。安禄山式的军人，对于长安政府任何形式的“征召”，本能的恐惧会理解为是一次次的“诱捕与诱杀”。如偶尔不接受“征召”，长安政府包括杨国忠首长，唯一的理解以及向玄宗汇报的内容，只能是安禄山存在“反心与反意”。安禄山，不是被杨国忠逼反，是被大环境下的“格局”逼反。

安禄山之乱，与唐室的格局设计有关，具有必然性。

以格局与路径的视角看待，假如安禄山不反，盛唐唯一的结局也无非是回到隋杨广的时代，之前的路径，继续循环，回归隋唐之际的更大战乱。唐代发展到开元年间，各项经济指标到达顶峰，达到隋杨广时代的水平。宋之前的朝代，当国家人口达到5000万人时，或许是超过国家承载能力，任何朝代都不可避免卷入战乱。

而如果选择在盛极之世“无为而治”，是否就不会天下大乱?问题在于，在以农业、农业人口为主体的时代，富余的粮食、富余的劳动力、富余的资金，没有办法与途径系统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第三产业。两汉，这种富余是以被地方豪强占有的形式被“消化”。而在已经铲除地方豪强的隋唐社会，上述“富余”，例如基层农村大量解决温饱、无所事事的青壮年，杨广只能以国家名义进行利用，修运河、发动高丽战争、修宫殿等，给多余的“富余”提供通道，变多余有害的富余为国家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