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做这种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的确不用懂什么“业务”，只要懂“发号施令”或“强制执行”就行。但若要做个“让民安生、得民口碑”的好官，却须精通“业务”，才有可能办到。譬如北宋的苏轼，就是这方面的榜样。

01 当“法官”，应知“法"，更应知”法“对民之利弊，从而修“法”利民

北宋仁宗期间，苏轼在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这是个执掌“刑法”的官，相当于现在的“刑事法官”之类。作为管“刑法”的官，必须要懂的“业务”自然就是“刑法”、“刑律”，也就是古代所谓的“衙规”；平素只要“按规断刑”、“依律处事”，做好份内事，在皇帝或上级的眼里，也就算得是个称职的“好官”了。但在百姓的眼里却未必。因在百姓朴素的观念里，对我有利就是好，对我有害就是坏。

苏轼上任，遇到了一件貌似无害却于民有大害的小事。因关中有叛乱，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役人每年用木筏从岐山输送物资到南山，从渭河进入黄河，常中途遇险，筏沉物毁破产。若苏轼也是个官僚，只知“依规行事”的话，那么这种“破产”现象，恐怕还会如以往一样不断重复。好在苏轼的为官之道是“仁民”，向来关爱民生，他发现了这些于民有害的“衙规”，就亲自访察，摸清实情，掌握其利弊所在，对“衙规”进行了修订，比如不再硬性规定输送时间，让役人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等，从而把此事的害处减少了一半。

02 当“父母官”，应懂“民心、民情”，更应懂应急之法，能妥善处理洪灾、瘟疫等突发事件

神宗期间，苏轼在1076年调任徐州知州。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代理市长，也就是地方父母官。他上任不久，适逢黄河决口，洪水泛滥，汇集在徐州城下，水位不断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会被浸坏、倒塌；富人都争相出城避水。面对如此险情，若处置不当，结果不㙋设想。苏轼知道当前的关键是稳定民心，避免恐慌，于是当机立断，把出逃的富人重新赶进城里。

当然他也知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看能否解决水患。因而他亲到武卫营，说服并不归他管辖的禁军一起出力抗洪。因雨日夜下不停，水位不断上涨，情况危急。他亲率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去筑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他甚至住在堤上，过家门而不入，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终成功抗洪，保住了城池。洪水过后，他向朝廷请求调发第二年的役人来增筑旧城，用木头加筑堤岸，真正解决水患之忧。

哲宗期间，太后执政，1089 年苏轼又被调任杭州知州。刚到杭州，遇大旱、饥荒、瘟疫并发。苏轼采取了三大应急措施：一是请求朝廷“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又得“赐度僧牒”，用以换米“救饥”；二是减价出售常平仓之米，并设点煮粥救济饥民；三是多做药剂，派人带医生到各医坊治病，且带头捐钱建造治病场所，并渐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因苏轼应对及时，措施得当，结果“活者甚众”，有效控制了疫情，顺利度过饥荒，没闹出什么乱子。

03 应有“造福一方”之心，有“仁民”之德，有“实地调研、利民决策”之能

做官，尤其是地方父母官，若只求上级考核的“政绩”，一味钻营往上爬，毫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心，那么这种人在位，所为越多，可能贻害越大；这害处哪怕当下未明，也会在将来突显。像苏轼这种经常被贬的官，毫无怨忿，常怀“为民造福”之心，很难得。正因他有“福民”之心，有“仁民”之德，故无论在哪做官，从不混事，多有利民、惠民之举。

譬如他在任杭州知州期间，有一件“为民大患”的事，处理起来会非常麻烦，若处治不当，不但吃力不讨好，可能还会因此获罪上身，对像苏轼这种经常被贬、在哪任期都不会太长的官，其实大可不必惹这种麻烦事。但他毕竟因始终坚守本心才经常被贬，自不会因怕麻烦而改变初衷。

这件麻烦事，属长期积弊，是历任都难解决的难点、焦点。 原来“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曾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让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疏通西湖水入运河，又引运河水灌溉田地达一千顷，让百姓殷实富裕。因西湖中有很多茭白根，须每年疏浚，但宋朝立国后就停止治理了，积弊日久，从而造成了这样的灾难：“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

为解决这难点问题，苏轼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他看到“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通航；又“复造堰闸”，作为“湖水畜泄”之枢纽，使“江潮不复入市”。然后用剩下的人力物力，修复了六口井；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这便是现今有名的“苏公堤”。

1091年，他又被调任颍州知州。他在任期间，为当地百姓解决的是多年难治的水灾问题。在他之前，所属各县多水灾，因前任官吏不懂调研，不知事情本末，胡乱决策，竟决“陂泽”，“使之流入惠民河”，因河不能容纳，导致陈州也多水灾；按原先的既定计划，还要凿通邓艾沟和颍河并流，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苏轼到任后，首先做的就是实地调研，经用水平尺度量地形，他发现“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开黄堆，淮河水反会流向颍州地区成为更大的灾害。于是他及时向朝廷建议，取消了这一错误决策。

结论：懂民心民情，悉民风民俗，知民苦民忧，这应是做个好官必须要精通的“业务”。若不通这些“业务”，为官一任，所作所为，注定只是劳民伤财，瞎折腾，结果也只能是百姓受苦，贻害一方。而且，唯有真精通这些“业务”，才会不搞官僚作风，注重实地调研，摸透事情原委始末，真正做出“利民、惠民”的决策。不过，有时决策“利民、惠民”，却未必“利上、惠上”。比如苏轼，始终坚守本心，哪怕违逆“上意”，也敢行“利民之政”，结果是民得安生，他却难安于朝，经常被贬，甚至入狱，差点被杀。但他有功德于民，民对他的回报是：“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现在做官，会有几人像苏轼这样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