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提及认识国之历史时言：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³⁴⁵
细而品之，钱穆先生何止是在言历史，更是在论国民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理应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无尽之藏。然而近年来，“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³⁴⁶的状况却频出。2014年李学勤先生在岳麓书院的讲话中提到：“国学的命运，是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的国家走向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的国学理应而也必然的会走向复兴。如果丢掉了国学，那么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也很快就不存在了。”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传承国学，或许正是期待中华民族重新找回历史，重新认知历史。
如何做到呢？习总书记其实早已给了我们答案，其中之一即是加强对于各类文物的探究和保存。其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曾说：“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其一，保护的是“传统”。保护历史文物的实质其实是对思想文化的保护。习总书记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保护和探究文物就如同失去了其灵魂。
诚如读者所见，笔者在探究古经文、古文字、神话，甚至天文、建筑等方面时，都串联了道家以及其他流派、宗教等方面的思想理念。这并不仅仅是笔者有意为之，而其根本是因为古人正是用这些思想为基础，创造了我们几千年，甚至更久的文明。要“走出疑古时代”，要找回本民族信仰的根基，要创造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就必须得更加客观地保护好、探究好之前的思想文化。
正如李零先生在说明其为什么要研究方术，以及著以相关文章供何人阅读时所言：
“第三种，是我的同行。他们本来就是学考古或古文字的，因为出土发现，这种东西越来越多，抓耳挠腮读不懂，才急用先学。我原来的出发点也是如此。中国方术，现在的知识，中国近代化以前的知识，主要是宋以来的知识。宋代以前，早期的知识，主要靠考古发现，一是简帛文献中的材料，二是敦煌文献中的材料，三是其他有关的出土实物。这些发现，主要是近百年的发现，特别是近30年的发现，说是新知识，其实是一脉相承。港台有一种偏见，我不同意。他们说，大陆的人文学科都不行，只有考古，一枝独秀。他们说的独秀，其实是发现，不是学科。发现是托祖宗的福。”³⁴⁷
或许李零先生之言因“怒其不争”而略有所言过，但笔者认为切实在理。要真正了解历史，不能仅仅是靠“挖文物”，“挖掘”其思想文化才是关键。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是需要进一步包容和探究的，不能一味的以“伪科学”和迷信的角度去申讨。或许有些一直存在着的偏激意见认为，若是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去探究这些所谓的“糟粕”，其后果只能是“退步”。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才是“迷信”和“非科学精神”的行为。带特莱特·卡麦亚³⁴⁸教授在回答丁援先生关于“风水”的问题曾说：“我个人不理解，甚至没意识到风水在有些地方还是个忌讳的题目。我觉得科学探索是没有忌讳的题目的。风水，我个人不太懂，也没有研究过。不过，我理解你的论文不仅仅在谈风水作为设计的技术，而且是作为文化现象的切片研究。我想告诉你的是，风水在西方是很流行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流行的东西不多，但风水是很流行的。这说明，风水很东方，也很西方。我觉得是个好题目，值得多些深入的研究。”³⁴⁹虽然笔者非科学专家，但仍然知道，面对不了解的事物，抱着探究的态度去了解，才是真正的科学素养，某些拿着“科学”二字“横扫”其他观点的人，和只懂得占领道德制高点去批评其他人的行为并无二致，这种行为所表现的逻辑混乱，恰恰是“退步”的表现。
其二，倾注的是“感情”。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而最近，出现了一个不得不提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和一位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先生的故事。关于钟表修复的这段故事并不长，只有大约15分钟，但其中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片段却着实看人看到了一位修复师对于文物的感情。那是王津先生站在博物馆中注视着自己曾经修复过的钟表时说道：“看着都有点心疼。”后当王津先生参加搜狐访谈时，当主持人问到：您在纪录片中参观了故宫钟表展览，当时您说看着都有点心疼，为什么有这种感慨？他回答说：“我们现在的钟表受环境所限，因为密封的不是太好，好多观众也看到了，那个钟表在那个展览密封不好落灰尘。我们经过修复好多钟表都是很干净的，而且都是很漂亮的，那里面一经过尘土一落，心疼是这个。另外真正演示过程观众没有看到，所以说将来以后我们看下一次钟表馆改陈的时候有一种新的产品方式，首先把环境给它改造好，另外多加一些饰品，这样观众能够看到这个钟的表演修复好的状态，可能那是更好展示在观众面前。”³⁵⁰
笔者觉得，《意外艺术》在介绍此段时所言甚是：“而对于王津，更多的乐趣却只是把一份千百年前的文物用心修复好然后在自己手里传承下去。虽然这些文物从来不曾属于他，也永远不会属于他。但这并不妨碍每个匠人在修复它的这段时间里，自己和文物发生的故事，留下的感情。”
其三，收获的是“意义”。文物、文献资料的探究，不仅仅是对其本身价值的探讨，更大的价值应该是发掘其指向性“意义”。2016年《光明日报》刊登了《何如璋故居“人境庐”亟待保护》一文。而提到何如璋故居的不修缮，其实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故事。何如璋一度曾被污蔑为日本密探。而对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振清先生著有《解读档案应当严肃慎重》（《历史学家茶座》第20辑）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重新探究以澄清了此事（《历史研究》，《何如璋是否曾出卖国家机密——与孔祥吉先生商榷》）或许有人会认为一个清朝的驻日外交大臣的故居，能有何重要？中国地大物博，如此一类的故居有何重要？一座房子的保护，确实显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实用价值。在如今这推崇经济利益的年代，即使保护了，或许门票钱还不够人工费用的。但是，对于其故居的保护与否，则直接决定于而是否辨明了其历史，而这其实直接关系到了何如璋生平最重要的建议：不放弃，并且武力争取“琉球群岛”。因为放在今日来说，这一建议的警醒意义仍然是极其重要的。
吴良镛先生曾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所以总的来说，做好文化思想和文物的留存和探究，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对历史认知的首要渠道，是文化复兴的根基。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也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更应该记住中华之历史、记住先贤之开示、记住领袖之嘱托，传承历史之重，开启复兴之门。
³⁴⁵引自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P1
³⁴⁶出自王阳明作《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³⁴⁷引自李零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15年5月，P3
³⁴⁸带特莱特·卡麦亚(Phof Detlef Kommeier)：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和德国勃兰登堡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国际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前国际规划学会（ISOCARP）主席
³⁴⁹引自丁援著《堪舆——被遗忘的中国式背景》，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P6
³⁵⁰引自2016年4月王津先生做客搜狐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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