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女作家只会写情情爱爱？

先前写《你根本不知道韩国女作家有多牛》，后台里有读者感慨：“当下的畅销书目，女作家大多以善写‘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栖身榜单，是不耐烦看的。”

又说，“可女作家也很难，姑且不去想效仿《熔炉》、用文艺作品影响国家法律，怕是真心实意买书来读的国人也很少了，经营情情爱爱的，到底能卖得多些……”欲言又止，每个字看来都很萧瑟。

“诗情画意、激烈矫情。”几代以来，著写通俗读物的中国女性，几乎以一己之力定义了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大众印象，最早可以回溯至琼瑶小说进入大陆。

神奇的是，“尽管我们早就叫琼瑶女士‘奶奶’，但‘琼瑶热’在大陆起起伏伏，始终没有完全退出过历史舞台。”作家张怡微在阐读琼瑶《窗外》时写道，哪怕“网络时代又将这些老剧重新翻炒一遍，表情包和弹幕令‘琼瑶’符号流衍并生发出一种奇特的幽默感。”时至今日，琼瑶作品依旧盎然长青。

这不失为一个信号：事关情欲的通俗作品仍能从某些方面触动我们，正如同琼瑶小说最初引进内地时，曾使一代青年男女沐浴“爱的教育”，唤醒爱的失语。又让具有集体利益性质的婚姻制度隐隐刺痛。

同样的，这也是一次警醒：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女作家的创作时，是否一叶障目、有失公允。比如无论琼瑶小说营造的爱情氛围多么浪漫，女性始终在两性关系中遭受暴力。

“为了让自己不再痛苦，

她决定爱上伤害自己的人”

对暴力的描述不是琼瑶小说中的孤例，《窗外》出版于 1963 年，涉及婚内强奸，《月朦胧鸟朦胧》出版于 1977 年，涉及对女儿施暴，《桎梏》系短篇小说，酗酒的丈夫逼死了妻子……彼时看来，一些激烈的情节显现出不合时宜的前卫，半个世纪过去，今天的我们却甚至将它们忽略了。

2017 年 2 月，台湾女作家林奕含以性暴力受害人、近距离目击者的双重身份执笔，应自身所受屈辱写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而后 2018 年，“红黄蓝虐童事件”、《嘉年华》上映，对女性及儿童的性侵主题贯穿终年。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现象强大到这种地步，许多人才不得不看上一眼。

自杀前八天，林奕含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一生”。2017 年 4 月，林奕含于家中卧室上吊自杀。91 年出生的她，如果活到今天，该是 28 岁了。

2017 年 5 月 12 日，台北市政府与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宣布将要求补习班教师必须使用真名，并上网登记教职员名册。

5 月 16 日，台南市政府整合各局处联合启动行动方案，“保儿少防狼师”，此次行动方案包括全面盘点、实名落实、网络合作及服务加值四大主轴，将严格执行补习班稽查与管理。

5 月 26 日，立法院通过《补习及进修教育法》修正案，规定补习班应揭露负责人及教职员工真实姓名；外籍教师必须提出良民证；补习班人员若获知有性侵害、性骚扰等情形，有通报责任。

亡羊补牢，必先有亡羊。我们很珍惜韩国有《熔炉》这等足以推动法律完善的文艺作品，又祈愿它不要更多些，祈愿世上再无受害者。

社会制度完善之余，原生家庭的问题不容小觑。在林奕含生前的痛苦中，父母对性教育的回避，事发后的讳莫如深都是万念俱灰的折算。以电视剧《欢乐颂》同名原著、《大江大河》原著《大江东去》傍身的女作家阿耐，近日以一部《都挺好》，直指中国式家庭，热议再度席卷媒体平台。

并非世间所有的母爱都能得到赞赏。

《都挺好》中，苏明玉的母亲重男轻女，自私苛责。而在女作家钱佳楠的小说《不吃鸡蛋的人》里，母亲的形象截然相反，精明的母亲则视女儿为改变命运的稻草，为了省下住校费用，母亲托人伪造了一份病历，假装女儿周允对鸡蛋过敏，希望借此来逃避住校。从此，周允不得于人前餐点鸡蛋，消费因假过敏得到的同情，这种对于身体的背叛，与后来周允在婚恋与情欲中的口是心非是同构的，她为此付出糟糕的代价，修补处女之身以期换得一个别人眼中的好婚姻。

终于某一日，女儿告诉自己的爱人，她的母亲就是这样，但凡听到有大生意，就说你去好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是老妈，是老鸨呢。”

浸润着责任的皮鞭，以爱之名挥舞在女儿的肩上。这与琼瑶小说的文本不谋而合：

“也许是琼瑶有意识建构所谓言情故事之外，无意识看到的、听到的现实真相。而且这种真相，就连财富的累积都无法克服。”张怡微对琼瑶的阐读很中肯。“琼瑶女士让我们知道，女人的感受一直以来多么不被重视，活着一会儿被重视，一会儿不被重视……这也许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有关，女性表达自己的诉求不总是得体的，但终于有通道让女性来阅读女性的感情、欲望，这是琼瑶女士一生的贡献。”（《新腔》）

“上海人有一句话，叫做吃相不要太难看。

这或许是上海人生活的中庸之道”

大约 20 年前，《萌芽》杂志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不亚于今日选秀节目的火爆。钱佳楠、张怡微、周嘉宁、张悦然等活跃于今日文坛的女作家皆出身于此。其中钱佳楠、张怡微、周嘉宁生于沪长于沪，同为 80 后一代，师出同门（上海复旦大学），以写故乡事见长，读者总结其作品颇具沪地风格，古典高雅与现代小资兼容，是上海女性文学一脉相承的通透。

周嘉宁、颜歌、小饭、张怡微、霍艳、那多、李海洋、马中才等一大批活跃在文坛的“80 后”文学干将，他们在十五六岁时剪下那张《萌芽》杂志上的投稿信，寄出自己天马行空的不羁幻想、抑或是青春故事，又因为一次获奖而坚定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上海女性文学早有渊源，当战争烽烟的灰调黯淡了这座“东方巴黎”，随着城市的沦陷，主流作家纷纷撤离，原本作为新文学运动中心的上海，却变成了一座文学的荒城。

日本人和宪兵队的文字管控使曾红极一时的革命口号消失殆尽，情爱话题倒似野草春风吹又生，高压之下，人们被迫拥有大把时间消闲，正应了张爱玲在《封锁》中描写的那样，戒严了，人们的身体无法自主，心在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却还可以自由出轨妄想一下。

张爱玲与友人

随着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构成的进一步深入考察，更多早已如珠散落的女作家逐渐进入今日文化界的视野。1944 年 5 月，一位叫陶岚影的年轻女士在上海十分风行的大众文学杂志《春秋》写了一篇名为《闲话小姐作家》的文章，用极其幽默闲适的笔致，如数家珍地盘点了当时活跃在文坛的诸多女作家：张爱玲、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当然还有陶岚影自己。由此“东吴系女作家”“小姐作家”成为这群活跃在当时上海滩的女性作家的统称。

她们便是海派女性文学风格的奠基人。

回到今天的上海。

钱佳楠的中文写作和她个人经历高度相关，大多关于上海、国企工人和其子女等。目前，她出版过两本小说集——《不吃鸡蛋的人》和《人只会老，不会死》，译有小说《粉红色旅馆》，获得过台湾“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两度入围林语堂文学奖决审，现尝试以英文创作中。

她在《不能吃鸡蛋的人》中寄托了太多对故乡上海复杂的爱与恨，在答澎湃新闻问时“爱着上海的体面”，因其代表一种尊严与精神，是不畏惧贫寒的待客礼貌。而后又在袒露创作心路的《我对上海的爱与恨》一文里，反省上海式体面的“虚假，乃至荒谬，愚蠢”。

“上海人有一句话，叫做吃相不要太难看。这或许是上海人生活的中庸之道。”她记得清楚，“这座城嫌恶野心勃勃（或说野心直露）的人，上海人讲究‘体面’，‘洋气’，‘时髦’，他们崇拜那些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而成为‘人生赢家’的成功者。”如今，隔着一个大洋的距离，钱佳楠回望这种上海人津津乐道的“精致”的文化，她问自己“我们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追求这种‘毫不费力’的假相上？”

张怡微评钱佳楠在《不吃鸡蛋的人》里写尽上海的贫穷与窘困，是上海市井文化极好的一块切片。“这种贫穷或困窘，相信许多人都曾亲历，却又因为不算是美好的记忆，被新生活所遮盖了……上海这座城市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秩序，这种秩序不是法令，却是足以吞噬人、吞噬女性的，这种秩序甚至不只是金钱的，而且是阶层的，又或者金钱的就是阶层的。”同乡更懂同乡。

类似的题材张怡微在小说《细民盛宴》里也有着墨。

《细民盛宴》是张怡微“家族试验”系列故事的扛鼎之作，也是其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中的少女袁佳乔既有继父，也有继母，孩童无从选择的破碎再重组家庭，不得不去也永远无法自如应对的无数顿“细民盛宴”，逼人历练成长不可深究的种种桩桩。

钱佳楠评张怡微《细民盛宴》是上海市井小民的筵宴，生死爱恨情仇，无所不包。“只要是上海人，读起《细民盛宴》来都会感到震恐，震恐根源于自己就活在这场宴席中，自己也在帮衬着这场宴席。”

“我觉得我不再属于任何地方，

而任何地方的人却又觉得我心早有所属”

张怡微属于现今创作者中少有高产高质量的作家，2004 年，17 岁的她参加了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荣获一等奖。一年后，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属于“出名趁早”的年轻作家。至 2018 年，她已经出版了近二十本书，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集。

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25 岁年，她赴台湾攻读博士学位，因此著有入台随笔。

《都是遗风在醉人》写于她入台三年时。在异乡，潺潺的追忆是唯一能够随身携带的行李。图文集收入了包括“漂浪与抒情”、“都是遗风在醉人”、“写，为了那缭绕于人的种种告别”三辑，分别从行旅、生活、艺文三个角度记录在台生活的流水抒情。

行走本身就是一种诠释。在行走中，像认识一个人的性情，逐渐认识一座岛屿的欢喜与为难，“遗风”既是人为的追缅，也是自然的嬗递。

其中，《漂浪与抒情》一文摘得第十五届台北文学奖散文组首奖。

《云物如故乡》台湾系列随笔的第三本。

在异乡生活五年的张怡微，不只是观光客，也难以摇身变为在地人。在这五年里，她与“故乡之间的疏离已经建立起了更为清晰的轮廓。而与眼下的暂居之地，居然也磨合出了更为相敬如宾的礼仪”。张怡微写，“我觉得我不再属于任何地方，而任何地方的人却又觉得我心早有所属。在这种绵密的夹缝之间，我找到了自己卑微的位置，那不只是空间的，也是站立于而立之年前夕的时间之隅”。

科班出身的张怡微以文学的视角出发，以全新的视角重诠经典，旧文新读、故事新解。在文学、戏曲、电影的细读比较中，探寻文学艺术审美的时代新曲。

辑一“爱情为什么变成了历史”，重读王安忆、张爱玲、白先勇、苏童、毕飞宇、严歌苓、金宇澄、蒋晓云、琼瑶、威廉·特雷弗、村上春树等经典著作，爬梳情与史的辉映。辑二“往日闲愁今日止”，从话本小说与古代戏曲中重探中国文学的情理因缘。辑三“戏台与枷锁”，细读经典影剧，打捞通俗剧中世情练达背后的纹理。

“用文字追问文明的下落，

逃到另一种未来中去”

2019 年 1 月 12 日，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举行，张怡微携《新腔》入围 2018 年度批评提名，同样入围的还有女作家包慧怡。

包慧怡，1985 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都柏林大学英语系中世纪文学博士生，研习中古英语头韵诗及 8-15 世纪手抄本。 著有诗集《异教时辰书》，出版译作《好骨头》《隐者》《爱丽尔》等九种，2014 年爱尔兰都柏林市驻市译者。散文及专栏见于《书城》《东方早报》《上海壹周》《上海文化》《澎湃》等。

诗集《异教时辰书》，收录了包慧怡写于 2010-2012 年间的三辑诗：《凯尔特谣曲》、《走之底》和《异教时辰书》。

其中第一辑极富音乐性，可看作一组爱尔兰岛屿风物志，虽然作者在后记中称它们为“私人的时间胶囊”。

第二辑采取十四行体，表面写一次法国旅行，讲述的却是制作琥珀的手艺，仿佛对死去恋情的一场悼亡。

第三辑原题《一个诺斯替主义者的告白书》，作者在其中探索着信仰与诗艺之交叉路上的重重迷障，尝试建立一种“云雾神学”（《管风琴十四行》），体现出一位年轻写作者身上少见的勇气和力量。

在附录《解谜与成谜》一文中，作者与我们分享了她身为一名文学译者在诗歌迻译方面的工作心得。

最终，2018 年度批评由黄荭《一种文学生活》夺得。

文学在年度批评的获奖人黄荭那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在她的文学批评文本中，少见关于宏大叙事和政治性的批评，而是将文学作为生活经验以及透视生活的视角，回归到人本身，回归到对复杂的日常性的关切之上，以获得更加丰富与厚重的生命体验。当这种体验以一种柏拉图式的言辞来形容，似乎更加接近美与纯粹——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慰藉。

“道理很简单，想通它很容易

生活却很复杂，容忍它却不是易事”

近年来，带有地域标签的作品愈发受市场欢迎，它们不仅使本地观众感同身受，同时因为内涵丰富，极大的吸引了他乡观众的心。如毕赣的《路边野餐》，又如以武汉方言贯穿始终的《万箭穿心》。

90 年代的武汉，一个普通家庭里丈夫马学武是一家国企的厂办主任，妻子李宝莉是汉正街的一名小贩，二人还有一个儿子小宝。

一次企业分房让这个家庭住进了新房，岂料从搬家那天起一系列让人始料未及的变故接踵而来：丈夫马学武提出离婚、妻子发现丈夫出轨、无家可归的婆婆要入住新家，终于马学武在一系列打击下走向了自杀之路。宝莉的好友小景把一切厄运归结于新房的风水不好，称之“万箭穿心”，个性倔强的李宝莉不愿妥协，决意撑起这个家……

电影《万箭穿心》根据武汉籍著名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说改编，入围第 25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万箭穿心》的作者方方，本名汪芳，1955 年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 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 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1987 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引起极大反响，并因此成为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等。

但方方并非唯一一位以武汉为舞台写小说而获得关注的作家。

池莉，湖北仙桃（旧称沔阳）人，1957 年生于湖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的作品大部分体现了武汉的特色，她写的人物大部分也和武汉特色有关，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反响强烈，现任武汉市文联主席。

1974 年高中毕业，为下放知青；1976 年就读于冶金医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1979 年毕业后在武钢职业卫生防预站工作三年，担任流行病医生。主要作品有《来来往往》以及作品集《池莉小说精选》、《一夜盛开如玫瑰》、《生活秀》、《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

与二者相似的，以家乡为题材的女作家还有周瑄璞，女，1970 年出生，祖籍河南省临颍县，现居西安。民进成员。中国文坛新晋实力派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多湾》

她们以对乡土的了解为养分供养自己的文学，并不为地域文学设置门槛，又不拘泥于自身感知。她们的作品不空谈情爱，有一定社会背景支撑，是读者了解女性视角下的城市化进程中地区生活的极好视角。

“他仍然在卑微生活的间隙占据一席”

2016 年 8 月 21 日上午 9 时，《北京折叠》获得第 74 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一时间郝景芳的名字为世界瞩目。

郝景芳，天津人，小说作者，散文作者。2012 年，郝景芳在清华大学“水木社区”科幻版上发布了该作品的初稿。2014 年，《北京折叠》在《文艺风赏》上正式发表；同年获得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短篇小说银奖。

郝景芳200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为经管学院在读博士，业余时间写作为乐，曾出版过科幻小说《流浪玛厄斯》《星旅人》《回到卡戎》，以及散文集《时光里的欧洲》等。

在她的《北京折叠》中，北京被分为三个空间，土地每 24 小时翻转一次，不同空间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轮流生活。郝景芳更愿意把自己创作的小说叫做“无类型文学”。“这是一种模糊的文学形式：它关心现实空间，却通过虚拟空间来表达，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它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虚拟世界，而是现实世界。或许可以把这种小说叫做虚拟现实小说，和当前很红的 VR 有些类似。”

尽管网络上对于《北京折叠》的评价众说纷纭，然而这篇作品为作者亲身所感所想而写就。对于《北京折叠》的创作灵感，郝景芳曾透露，有一次，她工作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喝水。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下来，郝景芳突然有一种因为荒诞感而引起的伤感：无论我怎么书写这个世界的荒诞，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中貌似严肃地活着，并为此忙碌。

技巧固然重要，但写作人的赤诚更为珍贵，《北京折叠》里，可以看出作者字里行间的态度真诚，望读者得闲，可以不含偏见的阅读此篇。

“一代人向我们走来”

2018 年 9 月 19 日下午，“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在京揭晓。首届得主为 90 后青年小说家王占黑，获奖作品为 2018 年 3 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空响炮》，这也是王占黑的小说处女作。

该奖项由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五位评委共同选出，许子东代表评审委员会颁发奖项，颁奖词为：“90 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

《空响炮》是 90 后新锐作家王占黑的故事集，收录了 8 篇短篇小说，描述了五彩斑斓的街道小人物，他们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也有各自的“惊涛骇浪”，王占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窥视市井人生的独特视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维度。

王占黑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到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小城市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这个群体的容量是庞大的，王占黑赋予它一种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像是一段一段的微电影，黑白的，却是耐人寻味的，其视角对于 90 后的作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我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年度青年作家刘天昭

授奖辞：“在语言和思想的钻研上，青年作家刘天昭做了一次近乎极致的努力，她的《无中生有》交织着个体的心理独白和残酷的自我拷问，从内部彻底检阅我们的生活，这种‘监狱一样’的创作，试图面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面对却又不能面对、不敢面对的——自我问题。真正承认和澄清这一点并不容易，它需要强大的道德勇气和描述能力。当泛滥的自我意识日益将我们从整体中分割开去，刘天昭讲述了一个清醒、正直、寂寞的‘我’，这是从自我的束缚中获得解脱的途径之一，然后才能重新回到无限的世界里。”

生在 70 年代新中国的刘天昭，一直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流浪汉，也非常渴望知道自己是谁。“寻找自我”应该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文学主题，而在新时代，多数坐标的漂浮不定已经被接受为既成事实。在自由和多元的掩护下，琳琅满目的价值碎片变成了商品一般的个人选择。当一切的不确定最终回到个人手中，刘天昭也只能跟内心的深渊去追问：我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

导演贾樟柯（左）、作家刘天昭（中）、作家双雪涛（右）

鸡汤公号教导人们要做自己，但是“自己”是谁？当观看和被观看的行为爆炸性增长，当自我意识和心理分析，在各个阶层、以各种版本泛滥，当人们都在谈论自己、分析自己，以想象他人的观看的方式来自我观看，创造人设再琢磨它、打破它，投入角色又远离它、审视它，当生活被泛滥地观看、托起，变得像表演，亦真亦假……面对这束手无策的一切，刘天昭试图在最具体的生活场景中把这些悬浮写出来，可这似乎也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故事。

以上提名的作家，以青年力量为主，辅以历史沧海中的遗珠。但闪光于文坛的女性并非只有她们几位，年轻的如笛安、张悦然、蒋方舟，知名的如李银河、王安忆、铁凝……因其多为大众所知，故不多言，留篇章介绍一些虽有成就但少为读者所知的女作家供抛砖引玉。

谁说中国女作家只会写情情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