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司机,姑且叫他老黄吧,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他是上海人。他二十岁(1962年)当兵,在南京军区那边服役。
当兵六年(1968年),他退伍回到家乡,凭借着在部队时期学到的开车技能,他进了公交公司当司机。他属于熟练工,入门工资一个月就有36元,每个月有5元奖金。
黄师傅说他刚进入公交车队的时候,正值“文革”高峰,不过黄师傅说,上海工人一般都倾向于过日子,所以,不怎么参合政治。老黄说,他们在林总摔大漠、“四人帮”倒台之后,没有怎么受到波及。他们司机和卖票员一般不会被开除,除非在年票、月票、周票等产品售卖上搞些作弊。
黄师傅开的线路是从周家嘴路到吴淞口,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北上海。他老说,那个时候的车子质量不咋的,很多是从美国进口的,那个时候蒋委员长快从大陆撤退了,车子就留给新的工人政权了,当时的司机都是从三轮车和黄包车师傅们招募来的。由于最初中国还没有成熟的公交车辆制造技术,很多车辆大家改装下,到文革时候都还在开。那个时候还没有地下轨道交通,上海市民都依赖地面公交车辆上下班的。早高峰的时候,由于人多,车辆的行驶是非常蹒跚的,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老爷车”,很多职工急啊,因为当时厂里的规定很严格,迟到是要扣钱的,但急也没用啊,而且确实也没有别的什么上下班交通选择。
毛爷时候,工人的教育、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黄师傅说这点是很好的,比现在好呢。然而,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住房上的便利。建国后,畸形的新工人国家在一线城市里建了很多工人新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能享受到这一福利的。黄师傅的爹爹是抗战时候到上海逃荒和躲避战乱的移民工人。在日本飞机轰炸的废墟上,一大批工人主要是纺纱厂和造船厂的工人们,修建了自己的平房,作为宿舍。后来,公司领导说工人有私有财产,不能给他们分配新的公房。
黄师傅说开公交车挺辛苦的,单程车车程比较长,有时候对男员工来说会有憋尿的问题,开夜班车也很伤身的,他开了16年的“下工”车,专门送那些夜班结束的司机和售票员,之后随着年龄增长才结束这样的夜班。一般,公交车分成早班和夜班,都需要管理人员安排的。黄师傅说自己对“鞍钢宪法”什么并不了解,只要开好车不出事故就行了,他说现在国有公交公司的工人考核跟他们之前差不多,根据行车距离、乘客人数和事故率,给工人发奖金。他跟我们说,现在他老单位的公交车并没有搞承包制,一般的人更愿意开出租车。公交车的很多费用是由国家承担的,不赚钱,属于补贴的城市公共福利部分,方便一般市民出行的。那时候没有商业保险,一旦出工伤,公交车队会全额报销的。为了保证公交车的顺畅运行
关于改制,黄师傅说,厂里的工会主要是搞福利和文艺活动的,厂里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摆设。不过,公交车公司不比一般厂里面,上海可以没有纺织厂,但不能没有地面公共交通。地铁线路越来越多后,公交公司的效益堪忧。问老人家厂里如何处理,答曰搞无人售票机器砍掉售票员(司机是熟练工);又问难道卖票师傅没怨言吗,答曰牢骚总有,能怎么办呢。
黄师傅是2004年退休的,他说原来的老兄弟们退休后也不怎么聚会了。因为年纪大了,也算看淡了“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他每天呆在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里,靠着马路,天好的时候会出来晒太阳。低矮的老平房,见证了日伪时期的战乱、蒋政权的动荡、毛时代的沧桑和后毛时代的“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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