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题目涉及的其实是两个故事，一个和儿子有关，还有一个和我有关，我先从近到远来说说这两个故事。
摄像头的故事
今年刚开学的第一个月，周末儿子回来，轻描淡写的跟我们说，她动了班里的摄像头，被老师批评了。我和他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儿子怎么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妻跟儿子讲，校有校规，国有国法，遵守学校校纪校规是一个学生的基本守则。我告诉儿子：“你已经十八周岁了，从法律角度讲，你已经是一个具备完全法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如果你动的是社会公共物品，就不是被老师批评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要被量刑的，并且起码是刑拘以上。
过了两周，我中午刚把车停到地下车库，手机铃声响起，看到来电显示，原来是儿子的班主任。班主任老师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去一趟学校。对于家校配合，我还是有求必应型的家长；当即回复班主任老师有时间的。然后追问老师，儿子在学校犯了什么问题。班主任老师告诉我孩子用胶水把摄像头的插座给封胶起来了。此事比较严重，属于屡教不改，学校必须做出相应的处分。
我听到这个消息，还有点缓不过劲来。平时儿子还是比较听话懂事的，出格的事情几乎没有过；而且，从小我就灌输给儿子的思维方式是：遇事冷静，切不可做出过激的行为。想不到，越长大越淘气了。
去了学校以后，我们才知道现在大部分学校都装有摄像头，一般是装在教室正面天花板的墙角。学校校长给到我们的说法是教室每年都会安排很多场重要的考试，主要用于监考。但是班主任老师为了便于管理，没有经过学校领导同意，另外私自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儿子以及班上的很多学生，对于这个摄像头有很大的意见。
事后，儿子跟我说他去动这个摄像头的动机是想维护班级公义。很多有意见的同学敢怒不敢言，只会在私下议论。他的想法是面对这种不公，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又有谁来伸张正义。这个念头一起，就像毒瘤一样，越来越严重，终于来到爆发的那一天。
停车场收费老头儿的故事
去年国庆假期，我们一家三口驱车去温州妻的发小家里做客。达到目的地后，我们把车停在小区附近的一个公共停车场。停车场属于半地下性质，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在很多城市，停车场基本上都是收费的。我们停好车，过来一个大约六十多岁，身高在一米六，穿着白色汗背心的光头老头儿，告诉我们过夜的停车费价格。然后我扫完码，付了停车费。
在朋友家待到第二天晚上才离开。我去拿车的时候，白色汗背心光头老头儿走过来，说我还要支付高于前一天三倍的停车费。我跟他理论，昨天的停车费是包含今天白天的费用，如果要额外收费，我顶多再支付一倍的钱。因为，他报的价格，我认为一是坐地起价；二是事先没有说清楚。对于这种不合理乱收费的行为，我不会多支付一分钱。
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老头儿开始用世界上最难懂的温州话骂街。虽然听不懂；但从他尖锐的音量和涨红的横肉脸就可以猜出七八分意思。多年“戒怒”的修为，让我在此时此刻还是非常冷静的面对此事。当时我提出钱可以给；但要给我正规发票的要求。老头儿欣然同意我的要求，跑到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去拿发票给我。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一下，发票上没有盖章。于是，我说你这发票没盖章，我没法报销，必须要给我正规的，盖过红章的发票。老头儿明知道没有正规发票，故伎重演他那耍泼发横的作风。而此时的我也是“得理不让人”，不给盖章的发票，坚决不给停车费。后来在旁人的协调下，停车费减半才放行。
车子开上马路，妻跟儿子讲，其实我们不应该为了这点停车费和老头儿较劲。而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没有经过行政审批，物价管理部门核定的停车费用，就是乱收费，是一种不正当的社会风气。如果所有人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就会助长这种社会恶习。
以上两个故事在时过境迁后，父子俩都可以冷静正对的时候，我们再次进行回顾和反思：如果以现在的心态，再次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还会采取同样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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