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元旦学校只放了一天假,这让那些家住在远镇上的寄读生没有充裕的时间回家过节,而我刚好也是其中一员。我们便约着出去逛街,吃饭,就权当过节了。
那天撇开节庆带来的欢腾,其实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冬日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淡薄的浮云像被撕碎的乌布皮,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看了使人心情压抑得很。一路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张灯结彩的大街上东窜西转,互聊着娱乐八卦,暂且就把学习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烦恼抛之脑后了。
经过一个路口时,我忽然被一股熟悉而久违的味道吸引。那是股暖烘烘的香味,像越过千山万水,穿过记忆陈旧的狭廊,隔着十年无法触忘的人生距离,轻轻地,缓缓地飘进了我的心里。我顿住脚步,有点儿恍惚的立在那儿。
迫近傍晚的冬日特别寒冷,路边,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收拾摊子,准备回家吃饭,过节。这时,我却意外地发现一个置身寒风中的老人。她约半百年纪,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棉袄,低着头,缩着脖子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前摆着一个烤红薯的摊子。刚才那股香味儿就是从她那里飘来的。
我对身边的朋友说:“走,去买个烤红薯吧。”
几个人纷纷表示:“别了,太贵。”我想了想,一个烤红薯便宜的也要七八块呢。对于我们这种毫无经济来源,天天花着父母血汗钱的农村孩子来说,的确太奢侈了些。
他们正要拉我走,我说:“要不我请你们吧?我上个月的零花钱还没用完呢。”
“啧,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小土豪......”
其实我哪里是土豪,我早就穷得吃土了。
也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天我为什么坚持要吃烤红薯。并不是一时嘴馋,我只是想起了故去的外婆。
十年前我七岁,在那个不知天高地厚,刚学会和长辈顶嘴的年纪,我被父母从省城送回农村外婆家,变成了留守儿童。外婆家是当时农村标志性的土房瓦屋,光景并不好。而我还残留着些许城里孩子的娇气,时不时抱怨着这抱怨那,经常和外婆吵嘴。吵得最多的莫过于餐前饭后必见的红薯了。
第一次吃红薯,外婆从灶炉的烫灰里陶出来剥了皮,把那热腾腾,香喷喷的黄芯儿递给我,笑咪咪道:“趁热吃吧,孩子,这可是好东西哩。”我嫌弃它是从灰里出来的,半响才接过手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味道还蛮好的。当我渐渐地对红薯产生好感的时候,某天我看见外婆在煮猪食,便抱着好玩儿的态度过去帮忙,当时外婆正拿着一把大铲子在锅里使劲儿地搅拌,锅里粘乎乎的全是浆,稠得很。我一看,这不是红薯做成的浆吗?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吃红薯了。春耕秋收比较繁忙的季节里,外婆经常没时间做饭,出门前便在煮过猪食的烫灰里埋几个红薯,回来就当午饭吃了。可是我拒绝那样的午饭,我对外婆说:“这红薯明明是用来煮猪食的,你怎么能跟猪吃一样的东西呢?”
这话不巧被严厉的外公听见了,我即将挨一顿打,外婆却将我护在身后,说:“童言无忌,你这老骨头咋跟孩子一般见识呢!”
后来我慢慢地长大成人,才越发谴责当时自己竟说出那样大逆不道的话。我想弥补当年的无知任性,但上天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剥夺了我认错的机会。
我来到外婆家的第二年,外婆就去世了。一种临时诊断出的疾病,荒唐而匆忙的带走了她。那天我紧紧地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哭得漫山遍野的石头都为我落泪。我兜里偷偷藏了几个烤红薯,红色的皮儿,黄色的芯儿,暖烘烘的香味儿挡也挡不住,我相信外婆只要闻到这香味儿就会醒来,因为这是她生前最喜爱的食物。可外婆终究是去了,她再也不会醒来。
十年过去了。家乡贫穷的村落已发展成小镇,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被当作家常便饭的红薯已经没有人种了。我不知不觉爱上的那个味道已经慢慢淡出生活,偶尔只能在城里的某个路口或转角遇见,然后欣喜。记忆里的红薯是苦涩的,它很不争气地象征着我成长滋生的叛逆;记忆里的红薯也是香甜的,它包涵了太多外婆对我的爱。
天飘起了小雨,寒风迭起,我和朋友各自握着手中滚烫的烤红薯,向远处雾蒙蒙的彩色霓虹灯飞奔而去。红薯的香味漫过万人空巷,我仿佛看见外婆和蔼的笑脸在说:“孩子,天儿凉了,不会有比这更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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