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族磨难之时，许许多多具有家国情怀华夏儿女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给国家民族奉献力量。

宋鸿基老人阅兵时已年逾百岁，是参阅国军老战士年龄最大的。采访时，老人表达已经不那么清晰，加上口音的差异，很多还需老人的孙子宋尧华翻译。然而老人却仍显示出一副儒雅之气，不同一般高龄老人。

经了解，老人曾是1935年广西省立医学院的本科生，能用英语与外国人沟通，那个年代是货真价实的天之骄子。目睹日军轰炸惨状，他毅然应征入伍，参加了第四战区医防大队。“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的，要成绩在前十五名的才可以。”老人如此反复强调，很是自豪。豫湘桂国军溃逃，老人与部队失散，主动参加红十字会救治难民。在民族磨难的岁月，老人在用任何可能的方式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力。或许正是许多国人都心怀这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支撑我们民族绵延千年屹然挺立。老人的经历也让我们反思，除了在网上高喊口号外，还能给这个国家民族做些啥，或许是努力地做好现在，或许是多关怀一下我们的同胞。

宋老近照
2015年一号车上参阅

令人很高兴的是，2年期间，老人健康仍很好，祝他安康!

经宋尧华的同意，将宋老的自述原文贴出，图片也均出自宋先生，以供读者。

            我的抗战岁月

                                宋鸿基

    我的老家是在上金（现属龙州县）下窑屯，全家人是以制造陶器为生的手工业者，我是1914年12月出生，刚满两岁的时候就随着父母去越南高平省定居，当时的越南还是法国人的殖民地。

    我在越南高平读完了小学，大约是14岁回国，1928年开始在龙州的省立第七中学学习，应该是在1933年毕业，1934年上半年根据当时政府的要求，集中到武鸣县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同年下半年，我到了雷平（现属大新县）巷口乡小学任教员，当了大半年的小学老师。

    1935年，中学同学江富考约我一同去南宁考大学，我们便一起来到了南宁。后来，江富考考上了空军的学校（1949年10月16日,身为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的江富考，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1架C-47运输机起义，并安全降落在南京机场。1987年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而我则考上了广西省立医学院。1935年9月，我开始在广西省立医学院高中班学习，完成两年的学习之后，正式进入广西省立医学院本科班学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我在医学院的学习也受到日寇入侵的影响，校名先后四次变更（曾经改名为广西军医学校），校址七次迁移，全校师生颠沛流离，我们借用的民房、戏院、会馆和自搭的草棚中坚持学习，我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去，参加过1938年、1939年的南宁市抗日大游行，与群众一道高唱抗日爱国歌曲。这期间，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1938年9月，学校组织战地卫生考察团赴抗日前线，蒙始著、魏尊善两名同学在安徽蚌埠附近被炸殉难，另有两名同学被炸伤，当时医学院一届只有一个班，一个班不过30来人，他们是第一班，我是在第三班，大家彼此都认识，他们的牺牲，甚是可惜。第二个件事是桂南会战的前，日寇的飞机就反复空袭南宁，搞无差别轰炸，每次空袭一来，我就和同学到南宁津头邕江边的一棵大榕树处躲藏。在这么多次轰炸中，令我记忆犹新的就是1939年8月30日，日机在中山路、临江街一带投下大量炸弹，造成大批民众死伤，现场血肉横飞，非常惨烈，当时小乐园医院的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就出来抢救伤员，我也想不到自己在十年后受到大学同学滕汉旭的邀请，也来到这家医院工作，直至我退休。第三件事就是在桂南会战后期，我有一次与几名同学负责押运一些学校的物资前往柳州，在路上遭遇日寇飞机空袭，亲眼目睹日寇飞机将我们装满物资的一辆卡车射中起火，全车物资付之一炬。1940年，学校迁址至桂林七星岩继续办学，至此我们的学习生活才算相对稳定下来。

    1943年7月，我从广西省立医学院毕业，根据当局的统一安排，按照座位号排序的1-15号都要应征入伍，要到部队进行医务服务，分别进入第四战区手术队和医防大队工作。1944年元月，我和黄立国、黄庆彰、蓝永英等八位同学前往柳州的第四战区医防大队报到。当时的第四战区司令部也在柳州，通往后方的黔桂铁路也已经开通，水路、公路运输也都畅通，我们在柳州的物质也相对比较充足。随后，我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医防大队第二中队的分队长（少校军医），并最先率队前往柳州双桥，配合第46军（军长黎行恕）卫生处工作。当时我所在的队内有男护士两人，环境卫生员一人，事务员（副官）一人，勤务兵三人，无武器配备。

    当时在柳州双桥的驻军和群众有回归热病流行，我们就利用民房设立简易病房，收治病号，用914静脉注射液治疗回归热病，十分见效，全部病号都治愈出院。为了预防流行疾病的扩散，我们给整个第四营的士兵进行蒸汽灭虱，效果也十分不错。此外，我还给46军卫生处开了一个短期培训班，为该卫生处的卫生员们讲了当时几种常见传染病的特点以及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当时在柳州双桥大约六个月左右，我直接联系的上级是46军的军医处长段福申上校。

1944年4月，日寇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决定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保护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遂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会战（一号作战）。同年5月长衡会战打响，桂北倍感压力，46军向桂林开进，我们也紧跟着前进。到了桂林以后，我们就在桂林城内租用民房并正常开展了医疗救护服务，为前线撤下了的伤病员和周边群众疗伤治病。按照原来的计划，准备在这里和日寇大打一仗，为此，我和高我一届的同学莫福庸（他是第二班的学生，解放后担任过桂林市人民医院的院长）商量下一步的打算，我们考虑桂林是广西的省城，前面衡阳打了那么久，桂林也会打得很激烈，况且在桂林的46军和31军都是桂系的部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省城的。我们初步计划是在七星岩内开设手术室，要做好在桂林长期抗战的准备。对此我们也分析过优缺点，把手术室设立在七星岩内，优点在于一个是七星岩很大很深，一般的炮弹炸弹奈何不了洞内的人，第二个是我们在七星岩旁读了几年的大学，对七星岩周边都比较熟悉。但是也有不利因素，一个是七星岩位于城外的漓江对岸，防守力量较市内薄弱，第二个是要是七星岩外围失守，日寇向洞内施放毒气怎么办？想不到后来竟然一语成谶，31军的部队在退守七星岩后遭日寇施放毒气，守军大部殉国。

1944年8月初，日寇攻占湖南衡阳后，逐步向湘桂边界进军，此时桂林城内人心惶惶，非常紧张，又有大批难民以各种方式向后方转移。8月底或者是9月初，我队得到段福申通知，他说46军军部要撤退了，通知我们也一起向后方转移，后来也接到四战区医防大队的撤退通知，我们才先后乘坐火车、卡车向柳州撤退（和莫福庸在七星岩内开设手术室的计划未能实现，在撤退中也互相失去联系了）。到达柳州后，我队先向四战区医防大队复命，然后根据安排，我们队就上了一列坐满火车四战区后勤人员的列车沿着黔桂线向后方转移，一路上走走停停，也见到了不少在四战区医防队工作的同学和一些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应征到四战区的部队来做卫生服务的）。在坐火车后撤的时候，不少难民已经开始扒火车一起撤退，车里车外全是人，有个别不慎跌下铁轨的，被火车直接碾过，真是惨不忍睹。转移期间，有不少队员先后离队，不辞而别。

1944年9月底或是10月初，我们坐火车来到了独山。独山是由广西进入贵州后的第一个县城。抗战爆发以后，由内地迁来独山的机关、学校也有不少，县城虽然不大，但也比较热闹。我们在独山被安排住在城郊的一个仓库里，这是一间通透的大房子，我们这个医疗队还有一些家属都住在一起。初到独山的时候，局势还不是很紧张，我们就安心住下来，听候下一步的命令安排。在那段时间印象较深的一个是住的地方一到下雨，道路就十分泥泞，很不好走；第二个是独山有别具特色的独山盐酸，酸甜可口，非常有特点；还有就是当时附近的居民用扁担挑着一碗一碗的炖牛肉来街上卖，在当时也算是难得的美味了。由于从前线及沦陷区经过独山再向后方转移的人员比较多，独山一时间也日益热闹起来，摆摊买卖的商贩也较多。我们医防队当时随身携带的器械和药品都不多，不能正常开诊，但是对附近一些机关和居民的看病要求，我们也尽量满足。

1944年11月上旬，桂林、柳州、宜州相继沦陷，独山的局势也日益紧张，最明显的就是从广西过来的难民不断增加，物价也因此越来越贵，前面那种较为轻松的气氛已经没有了。11月26日或是27日，我在独山听到了南丹县六寨镇遭遇美军飞机误炸的事件。11月25日中午，9架美军飞机对六寨镇进行了空袭，扔下多枚重型炸弹，并进行低空扫射，造成六寨镇内部队和难民的重大人员伤亡，我队原来的一名勤务兵也是在此次空袭误炸遇难，真是万分不幸。

大约是1944年11月27日晚，有人说在独山城外看到了一个日本士兵正从山头那边走过来，很可能是日寇要进攻独山了，独山危急，全城震惊，逃难人群汹涌而来，大家抛弃一切不必要的行李，各种物资丢得满地都是，急忙向北撤退。28日凌晨，我当时随身仅带着一床棉被，和难民们一起沿着黔桂公路向都匀、贵阳方向撤退。走到28日的晚上，来到了都匀，此时的都匀也已经是半个空城了，我进了一家半掩着门，一地空药瓶的药铺（想必这家人也已经往贵阳逃难去了），休息了一夜。29日一早，我就继续往北走，过了马场坪后再向西，继续往贵阳方向撤退，这一路上多是爬山路，走得非常辛苦。

其实从独山匆忙撤退的时候开始，我们整个医防队的体系可以说是分崩离析，不复存在，溃散于逃难的人群中了。现在回想起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各方势力各有各的打算，在作战上真是一败再败，当时有一副对联讥讽时政 “桂省府数次搬迁，宜山不宜，都安不安，百色百变，从此凌云直上，安居乐业；四战区再度撤退，向华失向，夏威不威，云淞云散，盼望龙光反照，气煞健生。”据说是白鹏飞所作，事实也基本就是这样。

我从独山出来，前后走了十二天，终于抵达了贵阳图云关。我在贵阳图云关住了一夜后，第二天进入贵阳城。在贵阳城内，我首先是去找同事们，惊喜的见到了黄立国、黄庆彰、蓝永英、蔡有章等十几位同学。初到贵阳的日子，我反复思考下一步的打算，回想起自己从离开桂林到抵达贵阳的这几个月的日子，特别是从独山到贵阳的路上见了那么多难民，扶老携幼，冻饿交加，哪个不是万分可怜？更何况当时缺医少药，疾病流行，死在路边的难民比比皆是。最终我决定不再回四战区医防队，而是选择加入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尽可能的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1945年初，我主动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先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92中队任医生，中队长是唐文铭（80年代初我在广州开会时还见过唐文铭，他在广东省卫生厅任处长，后来还是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的秘书长、副会长）。我和唐文铭都被派到了贵阳的难民医院工作。豫湘桂战役后期，日寇进犯贵州的独山、都匀地区（史称黔南事变），无数难民纷纷逃难至贵阳，有许多难民因长途跋涉、沿途食宿条件恶劣而染上疾病，急需救治。当时的难民医院设在贵阳医学院的场地内，由各个医疗单位提供的医务人员组成，以贵阳市卫生部门的医生、贵阳医学院的医生和我们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医生为主。在难民医院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看到能救助那么多的人，实现一个医生的真正价值，自己也还是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

在难民医院的那段时间，要治疗的疾病是多种多样的，绝大多是病人是可以治愈出院的。我有三个事情印象比较深：一个是当时正值冬天，许多难民一路逃难而来，脚都被冻坏了，两只脚冻到发黑，组织大量坏死，如果再出现破伤风的症状就很难治愈了，对此病主要是做破伤风疫苗的预防注射。同时，被迫在难民医院进行截肢的难民为数不少，病虽治好，但人也残了。第二个是当时刚去难民医院工作的时候，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有一位姓李的领导（具体名字记不得了）来难民医院看望我们，他见我穿着一个烂棉衣，他问唐文铭，这个真是我们的医生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还是有些不相信。第三个是当时救治的一对母子，小男孩大约8岁左右，母子俩相依为命，从家乡一直逃到贵阳，母亲不幸得了斑疹伤寒，当时又没有什么特效药，内科主任亲自查房几次，病情也日益严重，可怜的小孩爱母心切，到处奔走，烧香拜佛，边哭边祈祷，求神救救他的母亲，但她的母亲还是病故于难民医院，再也见不到她的孩子了，小男孩痛哭不已，甚是凄凉。听说后来是贵阳医学院方面收留了这个小男孩，如果这个小男孩现在还在的话，也应该是差不多80岁的老人了。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不断好转，黔南地区局势的日趋稳定，难民的减少，在难民医院工作了约半年这样，难民医院也解散了。大约是1945年7月，我们也就回到了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部，在这里休整了几天。图云关位于贵阳市的南郊，我看到这里林木青葱，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凭高远眺，贵阳之美，尽收眼底。虽然图云关的房屋有些还是竹木茅草建成的，但是环境清新，十分宜人居住和休养。在图云关的几天里，我还看到有外国医护人员在和我们中国人打篮球，他们之间不能直接交流，我还为他们做了翻译。大概是说投篮直接入框，不需要打板（Direct shot into the basket, don't need touch on board）。

随后，以唐文铭为专员，组织成立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四大队第45中队，总队部让我们负责黔桂公路上的伤兵伤员的手术及救治工作，我当时是第452区队的队长，河南遂平人李丙昌是第451区队的队长。同一时期，我的一名大学同学甘震运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四大队43中队432区队任队长，也是负责黔桂公路上的救护工作。

1945年8月初，我们452区队乘坐一辆卡车从贵阳图云关出发，走走停停，沿路遇到了许多疟疾病人，均一一给予治疗。到了马场坪以后，我们就停下来，在马场坪当时一个较为有名的旅店（记不得是旅店的名字了）附近开设门诊部，专心救治病患。期间，我还遇到了一位上肢外伤很严重的病号，看来一般的治疗很难奏效，经过病人的同意，我们为他做了截肢手术，过程很顺利。

1945年8月15日上午，我们在马场坪突然得到消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大家欣喜若狂，我们终于胜利了。随后，根据总队部的安排，我们驱车前往柳州，在路上我们还遇到了惊险的一幕，当时在渡一条河（不记得具体名字了），我们人、货、车混装在船上，也许是因为天气热，卡车的发动机突然起火，还好大家齐心协力及时将大火扑灭，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大约走了一个星期，我们来到了柳州，此时的柳州一片残垣断壁（日寇在撤离柳州前，纵火焚城），损失十分严重，但是依然热闹非凡，人们的脸上都露出胜利的喜悦，街边到处是摆卖廉价的二手衣物和各种东西，我也在柳州买了一套旧西装，虽然旧了一些，但也好过没有。很快，大家都在柳州安顿下来，在柳州河南继续开展相关的免费救治工作，直至1946年红十字会救助总队宣布解散。

抗战胜利已经70周年了，当年的许多事情对我来说依然是历历在目，这段历史不能遗忘，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重大伤亡和灾难，日本也应当对自己当年的侵略历史应有足够的反思。抗战时期，虽然我也为国家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与那些在前线与日寇拼杀，流血牺牲的将士们相比，我的这些事情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我回想这70多年来的事情，我有两点感受很深，一个是抗战之所以最终获得胜利，坚持国共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最后，我赋诗一首以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危危华厦欲倾倒，

四亿苍生泪如潮；

国共军民齐奋战，

血染山河尽英豪；

坚持抗战整八载，

高唱中国不会亡；

祖国青山依然在，

夕阳红照老兵装。

                            百岁抗战老兵 宋鸿基 作

                              2015年7月13日

                              （2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