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论对历史的态度》

论历史，先明历史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历史”的含义在中文中最早以“史”一字出现。甲骨文的“史”与“事”相似，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文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出自希腊语“historia”，“历史”一词其意味着人类所经历过的事情，较“史”，其在意义上范围远比“史”大，历史可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参考行事的“镜子”。而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即为“历史学”。

中国人是最热爱历史的名族，中国人在对“历史”表现出的狂热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可对“历史”，应抱以谨慎的态度，自然就涉及有关对“历史”的态度。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过去，用事实和材料说话，求真求实是研究的目的也是历史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真谛。我国著名学者吕思勉在其著作《历史和文学》中说：“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而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这就反应了吕思勉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强烈的责任感。但现今的“历史”总是被一些因素所左右影响，而这些因素中非常重要的即为历史小说。

自从明清时期开始，就出现了众多小说，其中也不乏有历史小说和历史评书，较为著名的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和《说岳全传》等等。它们无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历史作为大背景，但却多少会更改历史内容。这就衍生出很多问题，这些作品明明是小说，却因挂名历史而被当为真“历史”。仅是《三国演义》，就几乎让人们谈到“三国”就只是在用《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几乎把真正的三国史“干尽杀绝”，这是非常可怕的。《三国演义》在人们中的影响是很大。许多人也是通过《三国演义》了解三国历史。包括其他的小说或演艺，虚构的大量虚拟人物和故事情节因为广为流传而妇孺皆知。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著作《丙辰札记》中说： “《三国演义》则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尽管这个评价是对的，但是这部历史小说实在深入人心，难以招架。                              它不是唯一有关于历史的“演义”，但却毫无疑问的是影响最大的一本。大到什么程度？想一想吧，大多数人在提及“三国”的时候无不是在提及那本小说而已。十之八九已经是把真正的三国史在老百姓的眼中“赶尽杀绝”。诸葛亮的“妖魔化”形象和曹操的“汉贼化”已经在中国人的眼里刻的太深了。仔细想想，这确实挺可怕：太多的“历史小说”打着“历史”的牌子在顶替历史。人们讨论的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竟然不是真正的历史！

正是因为这些广为流传，甚至被当“名著”的历史小说，所传播的历史有太多不符合历史真实。所以导致历史的严重扭曲。加上现如今很多的历史小说家，以及电视剧的编导，十有八九都喜欢填补历史，弯曲历史，糟蹋历史。他们似乎认为，文艺是文艺，历史是历史，好象掮了“文艺”二字的牌子，就可以厚诬古人与欺骗今人。但历史终究不是演义。

黎东方先生在其著名的《细说三国》中说过:“我曾经向某一位著名作家建议过：历史小说可写，但主角与故事应该另行创造，真人真事只能作为背景，而不必去‘碰’。”而我们作为读者，在读历史小说或演义时，只应该把其当作“小说”而不是历史，只能作为“文学”而不是历史。

要知道，分析历史问题要谨守可能的范围，做出结论也要谨慎，宁可少说而真，也不为满足主观情感需要而长篇演义和假设。历史的最大魅力在于，最真实的“第一历史”只存在于那个时刻的瞬间一秒之后，而史料和所有研究者得出的结论，都只是对真正真实的历史无限趋进的还原。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也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其意义，要远比演义等毫无疑义的假设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的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但其却是寡淡无味的。因此我们在生活或是历史研究当中，应该谨记，历史是历史，演艺是演艺，一是科学，一是文学，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即使仅仅是非常相似的一点点的细节。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这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的。我们就是要以此自勉。凡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学、古典文学、考古学、年代学、版本学等诸多方面都要以为一生追求。在历史中小中见大，可以么？可以！只不过要非常谨慎了。

古人已死，无法抗拒，今人被骗，后患无穷。历史需要的是求真务实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