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在车上谝着谝着，已经到了与北坡交汇的十字路口，我告诉赵老师这是我们村里人上塬耕作的第二条通道，而且是堡子由南向北另外四个村民小组（原来的八个生产队）的主要通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第六村民小组（原来的十一队）虽属一个村委会，但那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村，我们自幼称之为北塬上，它和著名作家安黎的故乡麻子村相邻，较大面积接壤，连畔种地，道路相通。听说近几年地方政府实行并校合村，还把原来的苏家店、白莲、两个村并入了阿姑社，我们的村越来越大，人口接近四千。但在我的印象中，三十年前阿姑社就是一个三千多人的大村了，如今吞并了两个村，仍然没上四千，除了少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迁移到了外地，大概全是计划生育的功劳。即使再叹息，已经回天无力，来不及了。但毕竟是锦阳川上游的大村落，故乡仍不显凋敝，这便是我最大的欣慰。赵老师微笑着表示赞同。
北坡也是较为宽阔的水泥路，只是坡太陡。当初不是专业人士设计，又怕多占地多花钱，少了迂回，肯定不如南坡平缓舒适。多少年来出的交通事故不少，这便是因此付出的代价。我一边说话，一边谨慎驾驶。转几个小弯之后，就下到了北坡最宽阔的转弯处，一条大土坝横在南北沟壑之间，有一条与大坝同样长度的长方形的钢筋混凝土箱体摆在上面，细看才能分辨出它是大水渠，从北山半山腰穿出，又从南山的腰间穿进。我指着大坝和干渠给赵老师介绍说，这就是挑曲坡水库的主干渠，经过我的村子一直向下流去，除了隧道，还有倒虹吸，流往下游的下高埝，还有富平以南，浇灌大片的土地。这个大坝是我们村的父老乡亲当年流血流汗建成的，老伴当年还是“铁姑娘排”的主力队员，用架子车从沮河往上运沙石，在北边的石山上打炮眼，在南山腰里挖隧道……。不管双手磨下多少血泡，浑身上下脱多少层皮，每天也就八分工。终了由于本村的地势太高，不仅旱地无法实现自流灌溉，就连河滩地也因为沮河断流，也变成了旱地，不得不自打机井灌溉。
那时节全国一盘棋。尽管桃曲坡水库的修建对阿姑社村来说，只有巨大的付出和牺牲，可是没有人敢提意见，没有人敢消极怠工。父老乡亲们服从指挥，听从召唤。洒血流汗仍是红旗招展、毫无怨言，纯纯做奉献却依旧歌声嘹亮、干劲冲天。站在大坝前，我似乎回到了当年。五十年哪，弹指一挥间。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这段历史不知怎么来评判，也品不出是苦还是甜，只觉沧桑只觉梦一般。但不管怎样，谁也无法阻挡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
也许赵老师根本意识不到我的慨叹。他从两块打开的水泥板向下看，发现还有浅浅的水在哗哗流淌，说水还不小呢。我告诉他，这只是尾流，水库的水闸应该已关闭。如果是平常的开闸放水，比这个大的多，水深流急，箱体差不多快满。当初是畅开的渠道，因为屡屡发生人畜落水遇难的事故，才陆续覆盖了上沿。
别了大坝，我的车在烟雾渠的十字路口一侧停下。当年供川道西边几个村子人畜饮水，并浇灌锦阳川西岸几千亩地的烟雾渠就在脚下。曾经宽约四五米，深两三米的水渠，已经被泥沙和垃圾淤积了多一半，留下的上半部分，杂草丛生，少不了烂鞋破袜子，塑料袋西瓜皮，夹杂在上面。它虽然还有一点泄洪和浇灌的功能，但能看的出，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或许这一切都是进步和发展的结果，但沮河断流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有得必有失，这便是失。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于是拉着赵老师走向临近的马家贬。那里还有我的第二个家，与梅七线铁路相距只有一米多。
我十一二岁时，大队规划宅基地的原则是不占用耕地，也不知什么原因，就把宅基地划在了这个叫马家砭的地方。父母亲省吃简用，好不容易在这儿建了三间没骨头（指只有大梁没有木柱）的厦房。便从左家疙瘩搬了下来。房屋原本紧靠着西家崖，高达数百米，但有个二十来米的缓坡，还算有支撑比较安全。怎奈上世纪六十年代未，新修的梅七线铁路从屋后经过，铁路路基边的排水渠离我家围墙仅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从早到晚火车往返从这里经过，由于正好是个大转弯，视线受阻，前面不远处又是寺沟火车站，所以每次下行的客货车都要在墙背后开始刹车。在刹车作用下，我们家脚下的每一处都是二级地震。而且那一声汽笛长鸣，更是震耳欲聋。铁路部门多次我家让拆迁却不给拆迁费，只让大队给另划了一院宅基地，由于家里实在太穷无力去建新房，只能将就着住，不得不忍受铁路带来的那些影响。
无法预料的是，除了灰尘噪音的污染，一个巨大的危险当时正在孕育。铁路修建时，虽然在临山崖一边做了片石大护坡，但因为山崖太高，还有一处是全村人给厕所，猪羊圈取土的窝子，春夏秋冬挖土不止，致使窝子上部的悬空面越来越大。村上没人管得住，铁路部门也没法管。终于在一九七一年秋季的一天夜里，发生了山体大滑坡事件。西家崖垮塌了，不光掩埋了百十米的铁路线，还越过铁路把我家的猪圈、灶房全部掩埋，土流冲破西边那间房子的窗户把土炕掩埋了一大半。庆幸的是，当晚大队姚生玉主任串门子回家正好路过我家门前，是他第一个发现了险情，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呼叫，硬是把父母和弟妹们从睡梦中叫醒，并不顾一切的把他们拉出院门。仅仅一分钟之后，山就大规模的塌了下来。灾难发生后的第二早晨，父母再到现场时感叹，说如果不是你生玉叔果断，父亲和三妹肯定没命了！因为他们睡觉的那个土炕上滚下来一米多厚的黄土。
这场天上飞来的横祸发生时，我还在耀县中学的学生宿舍里安眠。第二天早上邻居姚生玉叔叔来学校见我，说西家崖塌了，见我一下子痛不欲生的样子，忙说一家人都没事，就是猪被塌死了，灶房塌的没有了。我才缓过神来，给老师请了假跟随他一起回家。一路之上，我反复的问生玉叔说的是不是实话，他都有些烦了。“这娃咋是这！叔是说假话的人吗！”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放进了肚里。回家之后，见弟妹们都安好，就是父母亲躺在隔壁三爷家偏院的小黑屋炕上，唉声叹气，似大病一场，一下子瘫软不起。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打起精神，劝慰父母亲。碰上这么大的灾难，但咱家遇到了救星，一家人平安比什么都重要，还有啥过不去的坎！父亲见长子这么一说，精神状态开始好转，但还是一声长叹：“猪塌死了，今年的年咋过？还有眼前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咋吃饭。”我说这些都不怕，只要人都安全，啥难关都能想方子度过。
后来我的几个学友们得知我家遭此大难，前来慰问，一个同学拿来了两盒“三门峡”香烟，在当时可能是比如今的“荷花”还要值钱。同学们出主意让我去找铁路部门的领导索赔，我便照办了。铁路上自知理缺，派了一个姓黄的干部专门调查处理这件事。我和姓黄的多次洽谈，最重要的是把那两盒“三门峡”当成礼品送给了他。最后铁路部门决定给我家二百六十元钱，作为所有的补赔费用。但是却要求我家做出庄严承诺，两年内自行搬迁完毕。否则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自己负责，铁路部门一分都不赔。父亲犹豫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还是给人家铁路上签字画了押。多年以后，直到一九九零年我把村南的两层楼房盖好，才好不容易说服父母亲和弟弟从马家贬搬迁到我和连襟斜对面的那院五间厦房里，嫌不够宽敞，又在后面建了三间平房。而马家贬紧靠铁路的那院房，一千五百元卖给了乡邻。乡邻近两年另盖了新房，就把我曾经的家给荒废了。和赵老师走进没有人烟的旧宅，门窗尚且完好，北边中间那个八尺宽的小屋，土炕还在。四十五年前，曾经是我的婚房呀。还有对面的三间厦房，是我被父母分家后自己历尽千辛万苦盖的，屋顶上的椽檩和薄子，全是在照金修筑公路时收获的。在那个厦房里，仅仅住了不到一年多，我就在父亲的激励之下，在外租房，开始筹备单独另建住处了。但这里有意义的故事却远不止以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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