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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而负债,欠世界一个死亡,这是悬在每一个摇篮上的阴影

我们生而负债,欠世界一个死亡,这是悬在每一个摇篮上的阴影

作者: 斯坦威 | 来源:发表于2017-09-01 14:51 被阅读0次

    《权力的游戏》《神探夏洛克》《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捉迷藏》《黑鹰坠落》《出租车司机》《复仇者联盟》《海边的曼彻斯特》《敦刻尔克》……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电影,有太多太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这些灾难、恐怖袭击、突发事件、地震、交通事故、性侵、抢劫……究竟会给我们的内心留下什么?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是一次又一次对伤害的新认知,是创伤,是直到上个世纪才被准确定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灾难会给我们的内心留下什么?

    「我们生而负债,欠这个世界一个死亡。这是悬在每一个摇篮上的黑暗阴影。创伤,则发生在当你惊诧地瞥见那黑暗的时刻。那即将降临到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灵,而似乎是整个世界的消亡。创伤,是宇宙的野蛮在我们身上的显现,而它毁坏的不仅是意识的完整,还有我们与他人和平共处的能力。它似乎是种病毒,一种在这个世界上不断重复自己的致病原,直到它变成这世上剩下的唯一。

    上述的这段话来自在伊拉克战争中做战地记者的大卫·莫里斯,他也是斯坦威刚上市的一本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新书《罪恶时刻》的作者。此书入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获《纽约时报》编辑特别推荐!席卷《纽约时报》《科克斯评论》《芝加哥论坛报》《圣地亚哥联合论坛》《纽约时报书评》《时代文学增刊》《出版商周刊》《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外交政策》《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书评》《华尔街日报》等欧美图书界数十项荣誉榜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等媒体深度采访报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大卫·莫里斯曾是海军中尉,却幸运的并未上过战场。但是,在伊拉克时,他目击了许多恐怖袭击、可怕死亡和创伤——有的甚至让他险些丧命,差点被路边的炮弹炸死。从伊拉克回国两年后,有次在和女友看动作电影时,大卫·莫里斯因银幕上的爆炸而惊骇地跑出了影院。自此之后,他不断做着各种物体爆炸的噩梦,从中餐外卖,到房屋后的垃圾堆,甚至梦到十年前在海军服役时的旧部。所有的记忆混杂纠缠在一起,爆炸,爆炸,最终沉默于黑暗的海洋。

    先进武器下的战争和过去的长枪大炮,对于人们心理的伤害或许并没什么不同。今天遭遇恐怖分子袭击,与古时被一只剑齿虎攻击,在幸存者身上引发心理结果也可能很相似。然而,直到1970 年代,人们才终于给了这种痛苦一个恰当的医学辨识——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指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创伤和压力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的后遗症。

    如今,PTSD已经遍及我们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并成为了一位医学人类学家口中的“世界精神病”。据最新估计,约八成美国人(280万人)会在生活的某个方面遭受PTSD之苦。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每年都要花费更多资金在PTSD的研究和治疗上,根据这个机构的研究,不论何时服役,PTSD都是美军老兵中头号健康问题。2012年,联邦政府花费了30亿美金,用于老兵的PTSD治疗,这笔钱还不包括每年花费给前服役人员,用于处理PTSD致残的数亿美元。

    然而如同很多心理疾病一样,到底什么是PTSD,谁会罹患PTSD,什么又是最好的治疗方式,这些问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仍然有一少部分研究者们发声,声称PTSD是一种社会幻想,是越战时期的遗迹,是被一帮心怀善意但受误导的临床学家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产物,且本质上而言,是鼓励人们去遭受创伤而造就的,这一命名本身就损害了他们的康复。PTSD生来就处于冲突之中,在其科学领域内,也同样由冲突所主宰。然而,那些遭遇强奸、战争、自然灾害、虐待(通常把这些当作导致PTSD的事件)的幸存者们,在事件发生之后所体验到的深刻甚至根本上的痛苦,却很少受到争议。这种痛苦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事实上,它已经转变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指南,也改变了我们对“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感到痛苦又意味着什么”的理解。

    创伤过后,魔鬼并未离开

    尽管PTSD的研究仍有争议,但研究表明,在战争、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性侵、抢劫、丧失爱人、各类大型交通事故等等事件后,许多人身上发生了相似的症状,例如:

    ·高度警觉,一点「风吹草动」就非常害怕;

    ·回避型症状,即回避社交,或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地点、记忆、思想、感觉等;

    ·认知和情绪的负性改变,很多时候表现为愧疚、认为自己不应该活着等;

    ·侵入性症状,以不断做噩梦、闪回创伤画面、强迫性重复等为最普遍的症状;

    ·分离症状,失去基本的安全感,严重的甚至会失去对社会的安全感,以至于重建社交关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不可否认的是,创伤对人的正常发展和功能会产生影响,这是人类成百上千年来一直遭遇的事实。无论这种影响是存在于心理还是生理,是社会功能受阻,或是对大脑造成损害;无论给予这种影响以何名称;无论导致影响轻重的因素是熟悉的因素抑或是新的发现——认识到创伤潜在的危险,帮助受伤的人驶过暗礁,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事实上,每一位遭受创伤的幸存者,不论他们是否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当他们回归日常生活后,都会发觉一切都不同以往。人们的行为变得不同了。他们会感觉到一种陌生感,这种感觉难以言传,好似从人群中被标记了出来,尽管他们并没有冒犯任何道德律令。事实上,我们在事件中无辜或共谋的程度几乎与这一点无关,就好像我们的幸运或简单命运就是身处险境。通常这种视角的改变可以用物理或空间的术语来表达,这就像蒸发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可以改变一个人在世界中的物质位置。一位英国一战老兵描述其战后生活好似生活在“心灵的囚牢”。艾莉丝·希柏德(Alice Sebold)的畅销回忆录《他们说,我是幸运的》(Lucky)描写了她在19岁所遭遇的暴力强奸带来的影响,她在这本书里谈到,她遭到强奸后不到一个小时,她看着大学同学们的脸,感觉自己“已经身处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物的另一边。对此,我自己也没有理解。”

    这种创伤后明显的无归属感,感到“在事物的另一边”其实已经广为人知。研究部落社会的人类学家们将这种状态描述为一种“边缘态”,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意为“阈限”。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在其1908年写的著作《过渡礼仪》(Rites of Passage)中创造了这个术语,这部著作论述了她对非洲西南各部落的研究。正如范热内普所观察到的,这种边缘态由于其社会模糊性和冲突性,而被视为“危险”而“不稳定的”。它将一种悖论式的需求安置在了个体和社会之上。在部落社会中,这种边缘状态,比方说像青少年,会受到一些仪式的干预,这些仪式旨在“陪伴着人们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从一个宇宙或社会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婚礼、毕业礼、受戒礼、成人礼都是范热内普所说的过渡仪式的例子,这种仪式强烈而果断地打开了一个人的人生新阶段,这对社会来说是明确无误的。然而,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指出,现代社会没有这样的“整合仪式”来帮助人们从创伤的地狱过渡到日常的生活,他说道:“边缘态的人们,比如那些归乡的老兵,他们既没有活着,又没有死去,而是处在一种非生非死的状态。”

    作者大卫·莫里斯曾说过,PTSD 使他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很惊讶吧?因为这使他更加关注「人」本身。

    「当你被战争迷住的时候,普通的生命对你来讲似乎有些无趣、没意义、没力量,你会去关注生命的极致。」大卫·莫里斯说。

    然而,愈合伤痛的力量,何尝不是人类生命极致的体现之一呢?我们生而负债,欠这个世界一个死亡。但灾难创伤会让这个死亡提早降临。我们能怎么办?

    「只要我们存在,宇宙就在谋划清除掉我们。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容纳痛苦,在它周围画出界限,驯化它,尝试将界限那边的事物转变为一种认知,希望这种认知会对后世有所帮助。」

    希望灾难不再。也希望那些遭受过创伤的人,都能慢慢康复过来。深沉的悲伤,不会有一剂吃了就好的药方,而是尽量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不要试图闭上眼睛,去看见那些曾经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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