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中国青年报》整版刊发题为《民办园重启》的深度新闻调查，关注民办幼儿园在疫情中遭遇的困境以及自救之路，重点报道了北京地区上千名早幼教托育老师，通过摩尔妈妈APP——一款0-6岁幼儿家长可以预约老师到家授课的APP平台，成为“到家老师”实现自救，多的时候“到家老师”月收入近两万元。
北京上千名早幼教托育老师，加入摩尔妈妈APP做「到家老师」
该报道称，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现有民办幼儿园共17.32万所，占幼儿园总数的62%；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2649.44万人，占在园幼儿总数的56%。可以说，民办幼儿园是我国学前教育的“半壁江山”。
疫情中，一向热闹的幼儿园在疫情中变得安静下来，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停止了运转。这对于不少民办幼儿园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有些民办园就此倒下，也有些仍在努力“自转”——卖面点、烧烤来支撑幼儿园的日常基础开销；有些民办园将线下教学转到线上，或开始尝试送教入户，来努力维持教师队伍以及生源的稳定……
如今随着教学秩序的全面恢复，各地民办园也在艰难重启。
困境
在坚持了一个月之后，钱苏不得不把自己经营了5年的幼儿园关了。
钱苏经营的是一所家庭式幼儿园，位于北京海淀区，规模不大，共有7名老师和30多个孩子。
疫情中，无奈关闭家庭幼儿园的钱苏老师
疫情之前，钱苏的幼儿园运营得还不错。但疫情期间，“没了收入来源，房租却必须要交，一部分家长要求退费，还有老师的工资……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幼儿园前期的投入、口碑的积累、老师的培养，装修和学教具等投入几乎都白费了。”钱苏说，尤其是花重金购置的学教具，“转手时没有人愿意要，甚至连收废品的都不想要，最后几十万元的教具就像废品一样卖掉了”。
钱苏用“辛酸”两个字形容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经历。自己的幼儿园关闭以后，其他幼儿园和机构也都不招人了，当时的她还比较乐观，以为疫情在两三个月内就会结束。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她通过第三方找了一份超市销售的工作：每周工作6天，没有节假日，收入跟之前相比差了很多。
“我做了20年老师，教研、教学是我的长处，但在超市工作，我的专业没派上用场。以前每天跟孩子打交道，心情很舒畅，保持着童真；而在超市工作，每天都会看到大人之间的争吵冲突。”钱苏说。
有段时间，钱苏的工作是推销一个软件，如果每天的下载量不够，整个部门都要扣钱。于是她每天追着顾客请他们下载软件，没少遭遇冷言冷语甚至人身攻击。
被人叫了20年的老师，现在成了“大姐”，这个角色的转换让钱苏很难适应。“从今年3月做到了6月，当时已经传出幼儿园要开学的消息，刚好我的超市合同也到期了，我以为能重新回学校，没想到疫情又反复了。这时我又失业了，无事可做，也没收入，每天在家里特别烦躁。”回想起那段时间的经历，钱苏忍不住哽咽。
疫情期间，英迈环球艺术幼儿园园长何敏发现，圈子里几乎每天都能听说哪个幼儿园破产了、哪个培训机构关门了，甚至还听说有园长承受不了巨大压力做出极端行为。
而她所在的幼儿园也已“闭园”半年。这个位于北京西五环外的双语幼儿园，有着两层漂亮小楼、8间教室、1间食堂和1个办公室。疫情前，园里很热闹，有160多位小朋友在这里玩耍、学习、成长。
虽未开园，但还需要维持基本的运转，比如房租需要照缴，教职工的工资也要照发。何敏算了笔账，一个月下来需要近30万元的开销。关于房租，何敏只能不断向房东争取期限，一拖再拖；而教职工的工资，在疫情初期还能勉强维持，但近两个月由于压力过大，幼儿园已开始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加上因为疫情本该入园的新生也都决定推迟入园，不仅没有收入还需要退定金等……
有段时间，她整晚整晚失眠，最害怕的就是电话铃声响，怕房东来催交房租，怕家长来退园退学费，怕老师说要走……“害怕的事太多了，怕有孩子没老师或者有老师没孩子，还有可能有孩子有老师没房子，只能扛着往前走。”说着说着，何敏哭了，“太难了，真的”。
据位于北京的彩虹小镇幼儿园园长王超了解，国家对于公办园、普惠园有补助，有资质的民办园达到一定标准也能拿到补助，而一些不在政府补助范围内的民办幼儿园就过得很困难。
“这种困难源于，幼儿园的现金流相当于0，没有一份进项，但是每个月的房租、人工的支出非常大，所以这种幼儿园其实每个月都亏不少。我们园有50多个孩子、10多名教师，占地1000多平方米，每个月的房租加上人工，要亏十几万元。”王超说。
今年2月之后，王超所在幼儿园开始缓发老师们的工资，因为没有现金流，“早期有些收到的学费，但当时房租要半年一付，加上每个月老师的工资支出，是没有多少现金剩余的。除非一些大型幼儿园，早先每年有很多盈余，这段时间可以用来弥补一下”。
流失
就像一场洪水，突如其来的疫情也把幼儿园老师们的日子冲散了。
疫情暴发后，幼师徐琳琳所在的一家北京国际幼儿园不能开学。自寒假以来，她基本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当然，也没有收入。
疫情前，徐琳琳在北京一家国际幼儿园担任主班老师
“我快要在北京待不住了，心态也受到很大影响。”徐琳琳说，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长时间没有工作、“很闲很闲”的状态，“也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
由于自己所在幼儿园一直没有复学，徐琳琳干脆辞职了。据她介绍，直到现在，那家幼儿园也没有开学，无法给老师提供最低工资，大部分老师只能“自救”。
徐琳琳所在的幼儿园没有线上教学。因为“开展线上教学就面临着给老师发工资的问题，而幼儿园没有钱给老师发工资”。
而疫情最严重时，正好是一般民办幼儿园收学费的时间节点，二三月份要收今年或半年的学费，但刚好遇到了疫情收不了学费，老师的工资也就没法往下发。
遣散老师，对于民办园来说也是一种无奈又可惜的选择。
“我觉得挺对不起老师们的，但是确实没法支付工资，就只能直接把他们遣散了。”钱苏说。
钱苏观察到，那些还在坚持的园所也不容易，为了留住好老师就一定要支付工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多园所没有实力再支付。“这些园所也只能支付老师的基本工资，至少也是减半了，能不能满足老师的日常需求是个大问题，很多老师很可能就此改行做别的行业了。”
以钱苏从事幼教20年的经验来看，老师的流失是幼教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培养一个主班老师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现在幼儿园的主力老师都是二十几岁，正是一身本领的时候，但受到疫情影响他们可能就转行了。幼儿园老师收入并不算多，但需要的技能很多，包括舞蹈、钢琴等，这些老师在其他行业就业也是很容易的。大量优秀老师就这样流失了，这对幼教行业、对家长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损失”。
钱苏老师关掉家庭幼儿园后，园里的7位老师也流失了
除了经济压力，何敏说，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稳住老师。“要做好老师的心理疏导、培训工作，确保老师保持良好积极的心态，即使不能正常上班也能充满正能量、不消极不颓废，尽力确保他们不转行”。
幼教行业里的年轻老师居多，不稳定性本来就大。目前何敏所在幼儿园的教师队伍还算稳定。
从疫情第一天开始，何敏所在幼儿园就开设了免费线上教学活动，主要是“让孩子和老师有事做，同时稳定家长”。每天上午，老师们录制教学视频，到了下午就一起进行教研、培训。后来，教研、培训由一天一次改为两天一次，等到了五六月，何敏发现，有老师开始请假不参加了。
“日子久了多少会有些倦怠，一察觉到哪位老师的状态不太对，我就去做思想工作。”为了调动老师的情绪，何敏调整了教研形式，由老师自己策划主题、自主组织等。
好不容易盼到了北京市可以开园，用何敏的话来说，“简直是看到了曙光”。老师们也干劲儿十足，为了迎接上级管理部门开园前的检查，提前两周就开始重新进行幼儿园的环境创设，把幼儿园打扫干净、消毒，开开心心地等待开园。结果北京的疫情出现反复，“老师们的心情随之沉浮”。
那些民办园中没有离开的老师，只能艰难地坚守。
何敏所在幼儿园的秦老师表示，疫情直接影响了班级正常开学，进而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较大的不便，也产生了更大于常日的工作量，工资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在努力克服困难，尽可能地为家长、幼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每天录播视频发布教学，同时定期语音或者视频联系幼儿，安抚幼儿和家长，做情感链接工作”。
自救
面对这场波涛汹涌又突如其来的冲击，没人想坐以待毙，“自救”成了整个幼教行业的一致行动。
疫情期间，钱苏加入的园长群里一直有人讨论新的政策，也有老师分享一些改善方案，包括如何做线上教学。对于一些关停或转让的园所，群里的园长们也在互相帮助找渠道，包括学教具的转手、存放等。
“大家是很抱团的，互相交换信息，这也是这个行业的温度，在一起我们就不孤单了。我幼儿园的教具转手也都是通过这个群来做的。我们一直在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一起想办法自救，互相给了很多心理上的慰藉。”钱苏说。
离开了超市的工作，钱苏通过摩尔妈妈App——一个可以预约上门授课的APP平台，成为一位“到家”老师。有家长下单时她就去幼儿的家里上课，终于回到了“老本行”，她感觉原来的快乐又回来了。
“如果上门到家老师的岗位能一直存在，我是希望一直做下去的。从长远看，我想重新把幼儿园开起来，但是现在条件还不允许。”钱苏说。目前她最想做的就是回归幼教行业，因为幼儿园是自己的“心血”，“从当初创园，课程的设计、环境的布置，包括招生到教师管理，都是自己一个人慢慢做起来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它再开起来。”在她看来，这就像经历了自然灾害而不得不颠沛流离的人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故乡一样。
如今，不少曾经的幼儿园老师开始通过互联网平台、幼儿园介绍等方式进行“到家教学”。这种疫情期间特殊的教学方式，一方面缓解了幼儿园老师们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大大减轻了家长们的负担。
徐琳琳也在同一平台上找到了一份到家老师的工作。每周5天课，每天上课约6小时，每小时150-200元，多的时候月收入近两万元。
从4月开始就从事到家老师工作的徐琳琳，现在的收入“可能比之前在幼儿园还高一些，宽裕了不少”，徐琳琳觉得，有了工作，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就不太会纠结疫情的一些影响，“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上课或者跟孩子们相处，自然而然地就没了那种消极的心态。尤其是孩子们也在影响着我，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比较单纯，不用想太多，慢慢心态就恢复了”。
如今，徐琳琳的工作状态比以前好很多。现在的工作模式时间上更自由。“能够休息和自由支配的时间比在幼儿园时多了一些，幸福感也比之前要强”。
为了带领老师们“自救”，何敏也经历了不少波折。
之前看到网上有幼儿园卖包子、烧烤“自救”，加上有家长给她说“孩子想念幼儿园的小馒头”，何敏一想，那何不让老师做些面点呢？幼儿园免费向老师提供面粉、水、电等，老师们可以制作些可爱造型的面点出售给幼儿园家长。
除了接幼儿园家长的订单，老师们每天会多做出一些面点来，搬个桌子，撑在校门口，路过的居民看了也会来买。卖得少时，老师们一天能挣200多元，多的时候有300多元。“钱虽不多，但老师们觉得大家只要每天在一起有事做、能开开心心的，也能很满足了”。
但“面点摊”营业没多久，有天，突然来了几位城管，二话不说就要把东西搬走。摊位前的老师愣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后来才知原来这次摊位向外多摆出了几米。几番争论，这件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城管又来检查了几次，好在老师们经此一事也更为警醒，摊位不会超出限制位置。
但后来面点摊还是“关门”了，老师们又回到了教研、培训的日常。
“这期间对老师来说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成长期。”之前，王超也琢磨过卖烧烤、包子等“自救”方式，但她考虑到这些和老师的专业并不特别相关，并且赚的钱对于整个支出也是杯水车薪，所以便没有去做，而是每周都对老师进行培训，引领老师开展系列成长课程。
此外，王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有的家庭因父母精力有限，希望老师能过来陪孩子，所以6月开始提供了入户办学的服务，会增加一些收入。
同样，关了“面点摊”后，何敏所在幼儿园的老师也开始“送教上门”，“有需求的家庭会请老师上门‘带娃’，有时会有两个家庭‘拼单’请一位老师去”。
纾困
早在疫情暴发初期，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就进行了一些关于民办园生存的调研，并在多个场合呼吁把民办园，特别是普惠性民办园纳入疫情期间国家特殊政策支持对象范围，因为它们在疫情期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我听到一种声音，‘快救救我们民办园吧，真的快活不下去了’。”刘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教育系统中，受疫情影响最大、困难最多的两部分就是民办幼儿园与培训机构。
但与培训机构相比，“民办幼儿园受到疫情冲击后的生存问题，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来讲后果更严重，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首先要釆取特殊措施‘救幼儿园’，对培训机构则在后期纳入了对民办非企业机构、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范围中。”刘林说。
“民办幼儿园还将面临相当长的困难期。由此导致的民办园亏损、破产、停办，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在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茹看来，一方面，会有一批幼儿教师面临失业、转行，如果老师流入其他行业，那以后就很难再回流了，没有了队伍，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一方面，会有一部分幼儿无园可上，进一步加重“入园难”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直接的影响，必须加以重视和有效解决”。
今年全国两会，“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少专业人士认为，为民办园纾困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早在今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就各地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民办幼儿园扶持工作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把为民办幼儿园纾困解难作为当前一项紧迫任务，聚焦民办幼儿园在疫情防控期间面临的突出问题，区别不同类型民办幼儿园，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化解民办幼儿园面临的实际困难。
这段时间，不少省市都针对扶持民办园生存发展推出了相关政策。
例如，北京制定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支持民办幼儿园稳定发展的通知》，规定凡是经区教委认定且符合市级财政补助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一次性拨付2020年1—6月的生均定额补助，切实减轻疫情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运转带来的压力，目前已对800余家普惠性幼儿园拨付资金10亿余元。
在租金减免方面，北京、上海、浙江、云南、四川、重庆等地对租赁国有或集体经营性房产的民办幼儿园减免疫情防控期间租金，并鼓励其他各类出租主体减免租金。如成都对承租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自有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办学的，减免1至3个月租金；承租市级国有企业经营性物业的，2月至4月租金全免，五六月租金减半；承租非国有资产经营用房的，由县级搭建平台，促进业主与幼儿园举办方协商解决租金问题，政府对减免租金的业主给予表扬或奖励。
但柳茹认为，还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和政策保障体系。“民办园问题的解决涉及多维度的问题，彻底解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建议全面调研幼儿园受疫情影响的情况，进而完善相关管理体制和政策保障体系，明确责任主体，细化管理职责，从而确保各类型幼儿园规范、可持续发展”。
重启
如今，各地幼儿园陆续明确了开学时间，民办园的园长和老师们终于看到了曙光。
近日，何敏的幼儿园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以往招生都不用愁，不用出校门就有娃家长来报名，现在何敏正带着老师一起搞招生宣传活动。
何敏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教育机构或者相关的一些教育行业已转型为线上经营，但是幼儿园却无法真正转型，“幼儿园最大的功用除了‘教’还有‘育’，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得帮我养育孩子，如果不能养育孩子，那还不如自己在家带孩子了。所以幼儿园的主营业务和方式是改变不了的，只能期待尽早开园”。
而对于徐琳琳来说，几个月的失落、焦虑、探索，让她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向。
“对于幼儿的家庭来说，线上教学不太能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求。”徐琳琳观察到，年轻家长平常需要上班，可能跟孩子接触的时间还不如幼儿园里的老师多，所以在疫情期间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自己带不了孩子，有些家长还会跟她说，能不能周六周日也上课。
“有一些家长明确表示，即使幼儿园开学之后也想在空余时间通过这种形式让我上门辅导，给孩子们做一些提高，所以我也会考虑以全职或兼职的方式做这个工作，因为收入比较不错，时间上也好掌握。”徐琳琳说。
当全国各地开始全面恢复教学秩序，对于经历了一次残酷洗牌的民办园来说，谈未来仍是一件奢侈的事。
在钱苏看来，尽管现在有些地区已经逐渐开园，但家长敢不敢送又是一个问题。开园并不代表幼儿园能恢复以前的收入，很多家长还是会持观望态度，民办园能不能撑下去依旧还是个问题。
“教师流失以后孩子们又要面对新的老师，跟老师的磨合又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园所来说，新老师需要重新培训，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钱苏认为，从各方面来说，民办园可以说是重新开始了，“仅仅开园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王超表示，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多给一些政策或者资金支持，帮助民办园度过难关。“可能后疫情时代会比较难过，后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不像说餐馆关了，在家做饭是可以解决用餐问题的，但如果疫情结束之后一切如常了，孩子不上幼儿园是不行的”。
让王超感动的是，疫情期间绝大多数教师自愿坚守，并且没有家长提出退费。有家长考虑到现在的情况还特意来找王超谈这件事，希望在资金上给幼儿园一定的支持，“他们心疼我，觉得我压力太大了”。有的孩子预交的费用没有用完，但家长也没有提出来要退款，因为家长也觉得幼儿园现在很困难。
对王超来说，当时退后一步的几个选择都会相对轻松，但因为家长和老师的无条件信任，让她决定选择面对更多困难和不确定的坚守。
“虽然能感到压力，但我要保证自己不被压力干扰，因为疫情终归会过去，不是吗？而且幼儿园一直是刚需，所以我自己的状态目前还挺好的。”王超说。
的确，幼儿园是“刚需”——即使困难的时间再长，春天也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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