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做官的人的最基本要求。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他不仅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而且在书法、散文、文人画等方面都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然而,在他非凡的文学成就之外,苏轼在现实中还是一位果敢立断,颇有作为的领军者。当我们拂去历史的灰尘,还原真实的场景,看到的是一位勇武担当、济世救民的“父母官”。

苏东坡治理洪水——住在城墙上
当苏轼刚刚调任徐州知州,黄河便在曹村决口,洪水暴发,汇聚在徐州城下,情势非常危急。
洪水越涨越高,冲击着城墙,眼看有崩塌的危险,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看到太守毫不动摇,富民也重新回到城里。
苏轼果断地调用军队,他到了武卫营,对着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尽力相助。”士兵长官说:“洪水来了,太守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于是,军将们带领士兵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堤筑坝。
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并不是很高,看上去情况危急。
苏轼在城墙上搭起一个小草屋,住在里面,日夜指挥着防洪的事务。即便从城墙上下来办事,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军民一心,上下协力,终于挡住洪水保全了徐州城。
洪水退出后,苏轼把徐州凡是有遗漏的地方,都予以修补,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
治理瘟疫、旱灾——苏公堤
苏轼以苦为乐,乐在其中,虽然一生不停地转换任职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怨言,在每一个地方都把管理的事情做到最好。当苏轼到杭州时,正值杭州大旱,饥馑和瘟疫一起发生。
当务之急首先治理瘟疫和饥荒,苏轼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慈善病坊,收治穷苦无助的百姓。
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在苏轼的治理下,杭州的瘟疫得到了抑制。
事分轻重缓急,接下来再着手治理旱灾。
南宋以后,杭州成了一个大都会。可是在那以前,那里还是很荒凉的。因为那里近海,地下的泉水都是咸苦的。唐朝有一位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凿成六口井,百姓才喝到淡水。白居易修白堤,疏浚西湖,引湖水入漕河(即大运河),再从漕河引水灌田千顷。从此那里的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此后官府经常疏浚西湖和这里的河道,使这一带保持了富庶。
但是,宋朝开国以后,这里的水利工程逐渐失修,漕河淤塞水浅,三年就得挖一次,不然就无法行船,成了百姓的一项长期负担。西湖浅滩也长满了“葑”,是一种类似茭白的水草,这些水草死后化为泥土,称为“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据当时的统计,这样的“葑田”有“二十五万余丈”,湖面已经所剩无几。当年的六井也差不多淤废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轼开凿了两条河,让漕河有足够的水以通航运,还修一条大堤挡住海潮,使潮水不再灌入市内,又挖深了六井。最大的工程是在湖中的葑田上取土,修造成一条三十里长的大堤,一是使湖水加深,扩大了湖面;又在堤上形成一条大道,方便了行人。这就是现在的苏堤,当时被称为“苏公堤”。为了解决水草淤塞,一是让在这里种菱的农民,每年收获后把残根等除尽。再一个是雇人在湖上种菱,有了菱之后,“葑”这类杂草就无处生长了。
二十年后,当苏轼再次回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杭州的百姓几乎家家都挂着他的画像,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向画像去祝颂几句。还有人为他修了生祠,就是活着的时候为他修的庙。对于这些功绩,苏轼都淡然处之,他认为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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