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有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是为官一任，如不能造福一方，则回老家卖红薯算了。
红薯在潮汕地区亦称番薯，潮汕人把洋人称为“番仔”，凡带有进口的东西，前面都加个番字，从荷兰引进的豌豆称番豆，而西红柿则称番茄，洋葱称番葱等等。据有关资料介绍，红薯大约是从菲律宾或越南一带引进而来，所以称番薯。
1970年秋天，小山村的知青第一次到县城卖番薯，并不是官场上的失意，也不是为了创作去积累素材，而是为了改善生活。
翻开70年2月份的日记，记着几行简单的数字：2月份劳动日20.3天；2月2日晚发31元，平均每人10元，1元上交集体户；2月3日晚发14元，平均每人4元，2元上交集体户，2月16晚发18元，平均每人5元，3元上交集体户。
我把日记给儿子看，问他能否看懂我的日记，看了半天，也看不懂日记里说的啥东西，末了还问，其他月份怎么没发钱？
于是，我给儿子作了如下的解释，第一，当时实行的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我们在生产队劳动，学习大寨，采用评工记分的方式，知青们开始插队时，生产队给我们的工分底数是7分，所以按工分折算，劳动一天只算0.7天。第二，70年的春节在2月份，生产队年终收益分配一般都在春节前后进行，如有结余，则发给农民过年。第三，我日记里记的是我们第4生产者三位知青的劳动收益，所以要平均分配，剩下的交集体户共用。知青的工分底数不同，也在年底结算，每个生产队都要有一个记工员，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我所在的第4生产队在小山村算是较好的生产队，年终有结余，而有的生产队则没有，意味着一年下来没钱可以过年。好在小山村离县城较近，当地社员就把番薯挑到县城卖，换钱过年。儿子问，其他山区农村卖番薯咋办？山区农村就要等到有集墟的时候，一般是3、6、9日赶墟，也有5、10日赶墟的，各地不同。
知青卖番薯，并非一开始大家就思想统一，那年春天，这事就有知青提出，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有人敢，有人不敢，所以搁下。到了秋天，夏收夏种过后，迎来了田间管理阶段，算是农闲季节，大家又提出这个问题，这次讨论，一致同意。底线是改善生活，而不是换钱花。
于是，集体户选择销售人员，每个生产队一位知青，我不用争论地当选了，原因很简单，我嗓门大，会吆喝。前几天跟队里社员到黄冈河对面的联饶公社和沿海的井洲公社收买草木灰，有了一次锻炼。收买草木灰是生产队积肥用的，开始怕羞不敢吆喝，收不到草木灰，同去的社员说：“任务不完成，要扣工分的，你负责吆喝，我负责讨价还价。”于是，闭着眼睛高喊：“买草木灰哦……”居然奏效，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估计是脸不红，心不跳了。回队的时候，同去的社员向队长汇报，把我大大夸了一番，说我是两大一快：胆大声大找零钱快。我想，胆大声大不敢当，找零钱快那是我多读了几年书，唉，不好比。不过有了这次锻炼，队长知道我会算帐，打算盘，后来让我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
第一次买番薯，我们向生产队借了板车，装了两担，每担100斤，同时还准备了几个小竹筐，每个小竹筐装10斤。一切准备妥当后，就浩浩荡荡地向县城进发了。进城路上，我们又进行了分工，谁当头，谁收钱，谁吆喝，谁讨价还价等等。
来到县城的南门市场，我们找了个空档，就学着社员的样子，把番薯在地下摆了4－5筐，每筐10斤，叫一份，按当地习惯，要买就一份，不拆零，剩下的仍放在车上。于是，我按照计划，开始吆喝，但这次不灵了，吆喝了好几次，还没有人来光顾。知青大牛（66届高中生）说，要到市场转转，看别人咋卖，转了一圈回来，才知道我们的价格偏高。我们拉去的番薯品种是“乌骨企龙”、“韭菜种”和“吾北种”，每斤的价格比别人高1分或0.5分。那时，1斤番薯卖出价约7－8分钱，这三个品种本身的价格相差也在0.5分钱左右。
作了市场调查，心里有底，我们就适当调低价格，于是，我又开始吆喝，这次奏效了，有人来看货，我们就大吹大擂，说我们的番薯是市场里最好的：“不信，你看，我们的番薯是虎头老鼠尾，大小均匀，表皮光滑，而且是沙质土的……”，反正，懂多少就吹多少。来人看了看，又把我们的番薯嫌了又嫌，走了。
约20分钟后，他又来了，大概他也去作调查了，发现我们的价格确是便宜，便又来讨价还价。结果，以每斤6分的价格，把我们两担番薯都买下了。
按照计划，我们在市场买了2斤猪肉，10多斤粿条，那时东西便宜，猪肉1斤7毛钱，粿条也是几分钱1斤，再买点配料，也花不了几块钱，剩下都交集体户公用。那天中午，知青们高高兴兴吃了一餐炒粿条。
都说春雨连绵，看那细细的雨丝，轻轻的从天空飘洒，湿润那如梦如烟的往事。屈指细数岁月，虽几十年过去，卖番薯一幕却记忆犹新，登录电脑，敲击键盘，于文字中寻觅昔日的踪迹，感悟生活之点滴，也不失是一件惬意的事。
番薯.jpg
网友评论